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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對於中國新發展觀的確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不斷地倡導和呼籲，要統籌兼顧、協調發展，今後要特別注重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和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在經濟開始新一輪增長，市場日益成爲資源配置的基礎性力量，發展不協調有可能進一步加劇的情況下，這 種強調具有了更加深刻和更加緊迫的意義，也預示着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和新發展戰略的形成。
一、2003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和問題
1、經濟增長重新步入快車道
2003年世界經濟仍未完全擺脫低迷狀態。2002年還在談論中國經濟增長有“統計水分”的西方媒體，2003年卻開始談論中國的實際經濟增長可能超過了10%。不過，中國經濟確實出現重新步入快車道的種種跡象，儘管2003年出現“非典”疫情的重大影響，但經濟增長速度仍然超過了學者們的預料，學界和媒體已經開始討論經濟是否又重新出現過熱的問題。這新一輪經濟增長的促成因素，一是在連續數年財政擴張的基礎上，2003年上半年的貨幣供應有所鬆動，流通現金、狹義貨幣和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都有明顯的提高，說明已經從單純的財政擴張政策轉向輔助以靈活的貨幣政策；二是投資和進出口的拉動，2003年1-9月，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0.5%，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400多億美元，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36.2%；三是城市新型消費熱潮到來的推動，2003年前三季度，商品房零售額和銷售面積同比增長44.8%和34.7%，與此相關的建築和裝潢材料零售額同比增長46.6%，轎車爲主的汽車零售額同比增長77.5%，與此相關的商品石油及製成品零售額同比增長38.7%，電子通訊類產品零售額同比增長74.0%。
但新一輪發展也面臨着一些隱憂：一是金融風險。一旦出現新的生產過剩，如住宅和轎車生產若重蹈電視機生產的覆轍，大量的貸款投資就會因收不會本息而產生新的鉅額金融不良資產，根據對黨政領導幹部的調查，金融風險被列爲各種社會風險的首位。二是城市生產與農村消費斷裂。近幾年經濟增長和投資的增長都大大高於農民收入的增長，1998年以來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只有3%左右，2003年前三季度農民人均現金收入也只增長3.8%，快速增長的城市生產似乎越來越遠離9億多農民的消費能力。三是潛在的無通漲過熱。2003年1-9月的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只有0.7%，似乎剛剛擺脫通縮，但日常生活價格的無通漲容易掩蓋房地產和汽車領域的投資過熱。
2、就業將成爲影響今後社會發展的最大難點
中國已成功地解決了十幾億人的基本溫飽問題，這對世界的減貧是一個重大的貢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2003年人類發展報告》中說，全球貧困大幅度減少在許多方面歸因於中國經濟神奇的增長，1990年代中國的貧困人口減少1.5億，如果沒有中國的貢獻，世界貧困人口反而會增加2000多萬人。
但基本溫飽問題解決後，就業成爲新的發展難點。隨着產業結構調整、國有企業的改革、資本和技術對勞動的替代以及勞動年齡人口的持續供給，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不斷下降，現在每年最多能夠創造的900多萬個就業機會，但有2000多萬人競崗。到2003年6月底，全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795萬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356萬人，雖然“城鎮登記失業率”爲4.2%，但加上其他企業、農民工和大學生中未登記的實際失業人員，“城鎮調查失業率”超過了10%。到2003年三季度末，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10904萬人，同比減少101萬人，其中國有單位就業7061萬人，同比減少448萬人，集體單位就業1078萬人，同比減少175萬人，其他單位就業2766萬人，同比增加522萬人。另外到三季度末，全國不在崗職工1859萬人，同比減少165萬人。根據全國市民的調查，失業下崗被列爲當前存在的各種社會問題的首位。目前，下崗和失業體制並軌的改革在繼續進行，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廣東、遼寧等省市已全部關閉企業的下崗職工再就業服務中心。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鄉鎮企業的產業結構升級，資本和技術增密，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有所下降，農民進城打工成爲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的主渠道，根據“非典”時期的最新調查，全國流動農民工達到1億多人。按照我國目前每畝耕地投入的勞動力計算，農村只需1.5億勞動力，目前的3.6億農業勞動力，還需轉移的2億多人，即便按2020年非農就業人員達到70%的目標測算，也還需要再轉移約1.5億農村勞動力。
全國高校在連續數年擴大招生後，大學生就業難成爲新的社會問題，儘管大學畢業生的初職平均收入預期已經大大降低，但2003年仍有約70萬大學畢業生待業。
現在城鎮新生的生活困難人口和農村的貧困人口，除了鰥寡孤獨、喪失勞動能力和大病患者外，多數是與失業或嚴重就業不足有關。全國農民現金收入中，約35%是外出務工收入，有些省份農民外出打工收入，已超過和接近了本省的地方財政收入。從影響就業的各種因素來看，就業在相當長階段(包括經濟快速增長階段)都會成爲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嚴峻問題，必須從發展戰略選擇的高度來認識和規劃就業，既要防止重走國家包下來和反城市化的老路，又要在完善勞動力市場過程中高度重視就業機會的持續增加。
3、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是社會穩定的潛在威脅
儘管就業是當前社會發展中最大難點，但貧富差距和腐敗問題卻可能是社會不穩定問題最容易爆發的導火索。改革以後，特別是1984年以後，中國的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斷擴大，但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學界主流看法認爲，這種收入差距的擴大是打破“大鍋飯”平均主義分配體制、強調效率優先政策的自然結果，而且多數人相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庫茲涅茨的“倒U型”分配曲線，即在人均GDP500-1000美元的經濟起飛階段，收入差距會快速擴大，但隨着經濟的進一步增長，收入差距會自然縮小。但現在學界多數人的看法有了改變，人們看到我國的人均GDP已達到和超過1000美元，但各種影響因素表明，收入差距不但沒有開始縮小，而且還在快速擴大。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係數已達到0.45左右(世界最不平等國家巴西的基尼係數爲0.61)，而且高居不下，城鎮最高20%富裕家庭擁有全部金融資產的67%以上，城鄉實際收入和福利差距接近6比1，城鄉平均有20年的收入增長距離。
目前在人均GDP增長和收入差距之間，一些中間變量發生了新的變化。比如知識經濟因素的加入使財富積累的速度大大加快，信息傳遞成本的降低使中間管理階層分化，產業的聚集使地區差距繼續擴大等等。根據聯合國掌握的數據，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後期，在73個有完整可比較數據的國家中，42個國家的不平等程度擴大了。
收入分配的問題比較複雜，收入差距的指標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因爲不顧效率的平等也容易造成養懶漢和缺乏活力的狀況，關鍵的是要建立社會公正的秩序，剷除那些造成不平等(包括機會不平等和結果的不平等)的不公正因素，如官員腐敗、權錢交易、侵吞公有資產、偷稅漏稅騙稅等等，特別應當注意國家財政分配必須有利於社會平等，防止以單位的集體名義獲取特殊收益。因爲人們的不滿還不完全是對貧富差距擴大的感受，更多地還是對造成貧富差距不公正因素的感受。
控制貧富差距應當成爲今後社會發展路徑選擇的一個重要視角，一方面要努力促進並保護市場經濟制度下的自由競爭，另一方面，也要通過對社會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爲那些相對薄弱的地方和弱勢的羣體提供更多的扶助，使他們也能分享到改革開放和社會進步的成果，而絕不能讓他們成爲所謂“已經獲得的人要繼續獲得，多多益善，未曾獲得的永遠無法獲得，一無所有”的“馬太效應”的犧牲品。堅持分享改革成果的原則，才能保證民心之水載改革之舟。
4、城市化道路的選擇要堅持城鄉統籌兼顧
中國目前有660多個大小城市，涵蓋了3.5億多人。農村人口仍佔2/3左右，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約1/3，“三農問題”(農村、農業、農民)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面臨的最大難點。我們必須充分估計農村轉變的困難，要清楚的認識到，中國不可能在一個農民佔絕對多數的情況下實現全面的小康社會。
目前中國農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已不到15%，但就業人口中從事農業生產的還有約50%，而鄉村人口在總人口中比重還有約62%。相對於產業結構來說，就業結構城鄉結構的轉換比較遲緩和滯後。根據國際發展經驗和我們測算的理論值，在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的時候，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應當達到50%以上，就業結構中非農從業人員的比重應當達到80%左右，城鄉社會結構中城市人口的比重應當達到60%左右。而按照1990-2000年我國結構變化的實際情況的平均值推算，到2020年，第三產業的比重可以達到39%，非農從業人員的比重可以達到70%，城市人口比重可以達到56%。這樣，距離關鍵性結構轉換的理論目標值，就還有一些差距，必須在政策和措施上做出相應的選擇，努力實現關鍵性結構的基本轉換。
城市化的一般過程應當是城鄉協調發展的，而現在中國有大中城市單面突進的趨勢，城鄉的差距越來越大。上海、北京、廣州、深圳越來越有了國際大都市的模樣，而西部的鄉村依然如故。中國的城市化問題，重要的並不僅僅是怎麼建設城市(儘管大城市的交通、用水、環境等問題日益突出)，而是怎樣改變農村，怎樣填平城鄉之間的鴻溝。而填平鴻溝的關鍵，又是如何提高農民的收入。
中國的農民爲中國的糧食安全做出了貢獻，但中國大多數農民不可能在人多地少的約束下靠種糧富裕起來，必須使廣大農民具有普遍兼業的可能性。改革開放以來，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遞增7%以上，但分階段看，1979-1985年7年間增長最快，年均遞增15.2%，而1985年以後的17年，年均遞增降爲4.0%，特別是1998年以後的3年，增長速度降低更爲明顯。農民不可能都進城，城市化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首先要考慮怎樣使農民的生活環境逐步城市化。政府財政要更多地向農村傾斜，切實承擔起農村改水、改路、改電等基礎設施建設的責任。目前縣鄉兩級財政收入只佔全國財政總收入的約20%，而縣鄉兩級財政供養的人員卻佔全國財政供養人員的71%。類似的問題不解決，中國的城市化就會走進“拉美化”的陷阱。
5、社會保障要起到規避市場風險和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
城鎮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數近兩年增加較快，1998年爲184萬人，1999年爲266萬人，2000年爲402萬人，2001年爲1170萬人，2002年爲2064萬人。2003年到9月底，全國城鎮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爲2180萬人，其中下崗人員516萬人，失業人員393萬人，農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數爲400萬人，農村的傳統救濟人數爲1110萬人。全國低保全年支出約150億元，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人均水平從高的約300元到低的不到40元不等，全國人均爲55元。
到2003年6月底，全國的3423萬企業離退休人員中，有1752萬人實行了社會化管理，佔52%，到6月底，全國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首次超過1億人，基金收入394億元，同比增長53.5%，但基金支出279億元，同比增長65.0%。
我國的社會保障目前的最大問題，是解決個人帳戶空轉的問題。在現收現付的制度下，社會保障基金不但缺乏積累，而且存在很大缺口。特別是養老保障基金，隨着退休人員比重的快速增加和交付養老金在業人口的減少，未來的缺口更大。城鎮社會保障制度的信譽，實際上是要靠國家財政託底。即便是如此，我國的社會保障基本上還只是城鎮社會保障，沒有覆蓋到農村地區，城鄉之間由於就業方式和領域不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在城鎮單一社會保障的體制下，被社會保障水平的城鄉差距進一步放大。
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面臨着很大的困惑，一方面，城鎮社會保障制度要進一步完善，解決基金缺口和“個人帳戶空轉”問題，防止社會保障侵蝕財政；另一方面，隨着農業市場風險的增加，社會保障制度必須考慮幫助農民規避市場風險和調節城鄉差距的問題。作爲一種可操作的選擇，今後的恐怕要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爲突破口，逐步地建立城鄉統籌的最低生活保障體制。
6、人口結構變動中出現的新問題
2003年中國人口總量估計爲12.93億人，2004年預計將突破13億人大關。由於中國實行了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近10年來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了遏制。中國的總人口從1960年的6.5億人增加到1995年的12億人，差不多每5年就增加1億人，但從12億到13億，用的時間延長到9年。現在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雖然已經降到6.5‰左右的低位，總和生育率降到1.8的替代水平以下，但由於人口基數龐大，每年新增人口仍然在800多萬人，相當於一個多香港、兩個多新加坡的人口。
伴隨着人口增長的減緩，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一是過快進入老齡化社會，目前65歲以上的老人佔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5%，一些大城市60歲以上老人的比重超過20%，我國在短短20年的時間就從成年型社會過渡到老齡化社會，這個過程一般至少要40-50年；二是人爲選擇出生嬰兒性別的情況嚴重，我國的新生嬰兒性別比從1980年代初的108(每出生100女孩就有108男孩出生)發展到現在的約117，個別省份的新生嬰兒性別比更高達130以上(如廣東、海南)；三是人口出現教育素質的逆淘汰，即城市家庭的生育率低，而農村家庭的生育率高，每年的新增人口80%以上分佈的農村；四是農村人口的健康情況成爲農村貧困的一個新誘因，中國目前的艾滋病及其病毒感染者(HIV/AIDS)、乙肝病毒感染及攜帶者、結核病患者的總量在世界上都已經名列前茅，有些已經滅絕的病種又死灰復燃(如血吸蟲病)，而這些患者絕大多數都分佈在農村，在醫病價格不斷上升的情況下，一人患病就是一家的貧困。
中國的人口政策今後面臨着兩難的選擇，放鬆人口控制就會使數字龐大的人口增長絕對數出現反彈，而繼續嚴格控制人口則會加劇人口結構出現的老齡化、性別失調、逆淘汰等新問題，有控制地適度調整人口政策，可能是別無選擇的選擇。
7、國民教育要走向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並重
聯合國2003年的《千年發展公約》指出，發展中國家要擺脫貧困的困境，採取的重要政策就是要投資於健康與教育，這些投入不是有礙而是有助於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又反過來有助於人類發展。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揭示，貧困的不僅是收入問題，也是生活能力問題，而前者日益掩蓋後者，因爲大多數基本的人類發展指標有上限，所以除了收入差距外，常常很難掌握貧富地區和人口之間在其他方面的差距，對於富裕國家和地區來說，有些指標也許意義不大，但對於貧窮地區，兒童入學率增加、成年文盲人減少、醫療健康情況的改進，都意味着貧困的減少的開始。
中國的人口教育素質在1990年代有了較大提高，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與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總人口中具有大學教育(含大專)的人口比例從142人/萬人增加到361人/萬人，具有高中程度的比例從804/萬人增加到1115人/萬人，具有初中程度的比例從2335人/萬人，具有小學程度的比例從3706人/萬人增加到3570/萬人,15歲及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從15.9%下降到6.7%。
這些年來教育發展很快，教育的需求旺盛，特別是在城市家庭都是獨生子女情況下，家庭的教育投資幾乎成爲家庭唯一不惜血本的投資。在近幾年家庭消費的增長中，教育是增長最快的消費，各種家庭消費意向變化的調查，也都顯示教育被排在首位重要的位置。
在這種強大需求的刺激下，教育出現向精英教育發展的趨勢，出國留學潮也開始向中學生蔓延，而平民教育在很多地區卻有被忽略的傾向。正像一個國家的潛在購買力不是以人口總量來衡量，更重要的是看人均購買力，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源也不僅是看勞動力總量，而是看人均的勞動力素質。
中國要全面實現小康社會，使貧困階層能夠通過選擇能力的提高改變命運，使我們的勞動力在國際上長期具有比較優勢和競爭力，就要大力發展平民教育，至少要使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並重。
8、社會心態的變化和社會觀念的碎片化
隨着社會階層構成發生的深刻變化，社會觀念也有碎片化的現象，即原有的社會階層經由社會觀念達到集體行動的邏輯發生了某種斷裂，社會觀念的利益化和個體化傾向明顯，過去圍繞改革方式、路徑和方向而產生的左與右、激進與保守、自由與權威之間的觀念分野，已經被圍繞關鍵性社會問題而產生的新的陣營組合所取代。今後，社會觀念的衝突將圍繞着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教育、醫療健康、環境等具體的社會問題展開，隨着問題的變化，爭論的陣營也不斷重新組合，這是社會觀念衝突發生的一個新變化。
二、2004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可能出現的新問題
以上所分析的那些影響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因素，將決定着2004年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走向。這個走向的基本特徵，一是經濟很可能出現新一輪的高增長期，城鎮正在啓動由住房、汽車、通訊和教育帶領的改革以來的第三波增長高潮；二是經濟單項突破的路徑走到了盡頭，統籌協調發展的新發展觀正在形成；三是改革將進入最爲艱難的階段，所有的改革深化都與利益格局的調整密切相關，如何在改革過程中分享改革成果的問題日益提上議程；四是對外開放的擴大和加入WTO承諾的時間表將形成改革的倒逼機制，推動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體制的深層改革；五是社會觀念的衝突將圍繞社會發展的關鍵問題產生新的利益分野。
2004年可能的走勢以及可能出現的社會問題分析如下：
1、統籌、協調的新發展觀和新發展戰略將進入具體的實施和落實過程，並進而對經濟、政治、社會資源的配置產生全局性的影響，但經濟發展本身已經進入主要由市場推動和調節的軌道。
2、經濟增長進入新一輪高潮，增長率可能會超過近若干年來保持的7-8%的平均水平，消費市場有望走出近年來的低迷和通縮，個別領域甚至會出現過熱現象，從而導致原材料、能源和資金市場的緊張。爲防止經濟增長出現新的不平衡和生產過剩狀況，政府會採取一些新的措施來防止經濟過熱。
3、投資向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集聚的勢頭將更加凸顯，在東西區域發展差距將進一步擴大的基礎上，南北區域發展差距也將進一步擴大。
4、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不協調的狀況，在新一輪增長高潮中將進一步加劇，經濟增長與股市行情、就業狀況、低收入羣體收入增長的脫節甚至背離的情況將成爲如何分享改革成果的棘手問題，但消費市場的多年低迷有望得到扭轉。
5、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發展戰略，將在衆多的疑慮和困惑中成爲一個新的亮點，並與東南地區的加快發展和西部大開發形成發展戰略的三足鼎立之勢。
6、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在2004年將更加突出，就業的緊張將使大學生的初職收入預期進一步降低，並由此產生倒逼機制，迫使高校的專業和課程設置實行改革。
7、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快速度以及土地價格上漲的預期，將引發新一輪的“圈地運動”，並有可能帶來各種土地糾紛、拆遷衝突和地權矛盾的衝突升級。
8、城市水資源的緊張狀況將會越來越明顯，城市的普遍缺水將成爲城市發展的嚴重製約因素。愛滋病、結核病和乙肝病在農村的蔓延，以及農村地表飲用水的污染，會成爲公共健康安全巨大的潛在威脅。
9、隨着對外開放的擴大和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人力資本建設的重要性變得更加突出，無限供給的一般勞動力與急需人才的結構性緊缺形成的矛盾，給面向勞動力市場的教育和培訓提出新的要求，人才工程和能力建設將成爲一個新的重要議題。
10、糧食等農產品價格雖然近期出現上漲的問題，雖然引起廣泛關注，但這是市場調節農業生產比較收益不斷下滑的正常反映，在堅持自產爲主、進口調節的政策下，糧食安全不會成爲影響全局的嚴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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