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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濟南市民任遵福一家最後一名成員由農民變爲市民，爲了家人團圓，他苦盼了34個春秋。中國推出的積極的人口遷徙政策，使衆多家庭在這一年告別了分離之苦，爲數不少的公民在原籍之外有了自己的新居。
我國於1954年制定的憲法，曾有允許公民自由遷徙的規定，但自1958年開始確立的現行戶籍制度，將公民嚴格地限定在城市和鄉村兩個不同的世界。農村居民要想成爲城鎮居民，不僅要符合非常苛刻的條件，而且要被控制在少得可憐的指標之內。
任遵福一家悲歡離合的故事，如同一部中國人口遷徙政策變遷的歷史。因爲娶了一位農村戶口的妻子，任遵福從21歲新婚那天起，就過起了漫長的牛郎織女般的生活：任在城市工作，妻在農村耕地種田，撫養孩子。
春去秋來，在等待29年之後，任遵福妻子的戶口“農轉非”問題終於解決了，但他們的女兒卻因爲超齡，不得不繼續保留原有的農民身份。前年，任遵福把妻女接到自己身邊，但女兒的戶口始終是他的一塊心病。他擔心，女兒將來的幸福會因此受到影響。
今年7月，濟南市公安局實行新的人口遷徙政策，取消了夫妻投靠的條件限制，放寬了子女投靠父母的條件。任遵福的女兒因此得以成爲濟南市居民。
在經濟不自由的體制下，人的遷徙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但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遷徙自由已經成爲一種必然。2003年，公安部推出30條便民利民措施，其中有7項賦予公民更多的遷徙自由。大學畢業生到西部地區工作，到西部地區投資、興辦實業的人員，戶口遷往工作地或留在原籍，均隨個人意願；新生兒戶口以往只能在母親戶口所在地登記，現在改爲隨父隨母自願選擇；原來，學生考取大學，必須遷移戶口，而今，是否遷移由學生自己決定。
類似任遵福的遭遇，戶口一直是部分家庭團圓難以逾越的障礙，但今天，一些城市已經將這堵冷冰冰的圍牆推倒。從今年7月開始，濟南市取消了分居滿3年、入戶年齡在29歲以上的夫妻才能到濟南相互投靠的限制，子女投靠父母的，不再規定必須在16歲以下，只要未婚即可到濟南投靠父母落戶。新辦法實施僅3個多月，濟南市就有6730對分居的夫妻得以團聚。
2003年，許多大中城市的居民會發現，操着異地口音的鄰居在一天天增多，他們或是外來投資者，或是外來的技術精英，也有一些人只是因爲喜歡而購買了這些城市的住房，成爲這些城市的新居民。這一切，放在出生地即是居住地的過去，是難以想象的。
天高任鳥飛，四海皆我家。從對“農轉非”嚴格的計劃指標管理，到設置限制進城的“門檻”，再到對某些外來人員進城條件的逐步放寬甚至取消，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腳步逐漸輕鬆而歡快。
打破城鄉藩籬中國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安徽省無爲縣農民張自華拿到嶄新的《居民戶口簿》後說：“這下心裏踏實啦！”
7年前，張自華嫁到安徽省蕪湖市，由於城鄉之間的戶口藩籬，她始終沒能把戶口轉入夫家，連帶使兒子在當地上學都面臨難題。
今年9月，蕪湖市改革戶籍管理制度，在全市範圍內取消農業戶口，統稱“居民戶口”，並對符合入戶條件者當場辦結。張自華和她的兒子因此成了蕪湖市民。中國現行戶籍制度誕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其特點是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的“二元結構”。戶籍管理除執行人口家庭的登記職能外，還附加了多項社會福利待遇，如就業、醫療、住房、教育等都要求有本地戶口。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戶籍問題專家王太元指出，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這種“控制型”戶籍制度與市場經濟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抑制了勞動力和人才的自由流動，不利於形成全國統一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和農業人口城市化的進行。
記者日前從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瞭解到，隨着我國戶籍管理制度的變遷，目前公安部正在抓緊戶籍法起草工作。
爲戶籍管理立法是近些年來一些全國人大代表的呼聲，在今年年初的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陸炳華等34位代表提出了關於建議儘快制定戶籍法的議案。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經審議認爲，195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戶口登記條例，已不適應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改革我國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制定戶籍法是必要的。因此建議在改革戶籍管理制度的基礎上，積極研究論證，適時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
據瞭解，近年來，國務院相繼頒佈了一系列改革戶籍管理制度的文件，各地也加大了改革戶籍管理制度的步伐，爲制定戶籍法創造了有利條件。如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穩步推進，加快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就近、就地的合理有序轉移；大中城市戶口遷移政策逐步放寬，解決新生嬰兒隨父或隨母落戶自願、夫妻投靠以及老人投靠子女等戶口遷移問題；一些地方城鄉統一戶口登記管理制度初見端倪，爲全國進一步深化戶籍管理制度改革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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