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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規劃研究課題首次公開招標
經濟學家胡鞍鋼最近很忙，因爲他接受了國家發改委的委託，正在承擔“十一五”規劃中的一項課題研究。
與此同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也通過公開招標，承擔了“十一五”規劃中“金融改革、國有經濟控制方式與地區協調發展研究”的課題。
面向社會公開招標國家5年規劃研究課題，在中國還是第一次。在很多人看來，這代表了國家重大決策機制的鉅變。
此次中標的56個課題，是從國家發改委收到的350份“十一五”規劃研究課題投標申請書中產生的，內容涉及經濟、環境、人口、教育、社保、資源等方面。
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說：“從個人決策向集體決策乃至廣泛民主參與決策的方向轉變，即從不透明決策向透明決策轉變，從封閉型決策向開放型決策轉變。這些決策機制的重大變化，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日益進步，政治的日益民主，輿論的日益開放。”
“領導決策”到“問計於民”
回顧新中國歷史上的經驗教訓，胡鞍鋼認爲，重大決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重大決策的失誤，是最大的失誤。
他認爲，新中國成立以來，先後出現三大決策失誤：堅持以階級鬥爭爲綱，發動頻繁的政治運動，延誤了我國現代化發展進程；經濟建設指導思想急於求成，多次出現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造成經濟佈局比例嚴重失調，被迫實行重大調整；人口政策失誤和不適當的經濟政策，導致我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口盲目增長，成爲社會經濟發展的沉重負擔，至少需要半個多世紀才能逐步消除。
胡鞍鋼說：“在那個時代，重大決策大都是由主要領導同志決定，有非常成功之處，也有重大失敗之處，這是當時決策機制的重要特點。實際上，在不少決策失誤中，事先或事中並非沒有不同甚至反對意見，有的甚至還很強烈，但是，這些意見受到了壓制，有的甚至演變成嚴酷的政治鬥爭。馬寅初等因主張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而受到嚴厲批判，就是典型的例子。”
到了鄧小平時代，中國的決策機制開始向集體決策。
1986年7月31日在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萬里同志首次提出實現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創見。他還強調，領導人要尊重人們充分發表意見的權利，不要害怕別人講不同意見的話，甚至講反對自己的話，只有在高度學術自由的氣氛中，才能才思泉涌，觸類旁通，獨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見。
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提出，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在這一時期的重大決策制定方面，除了鄧小平發揮核心作用外，黨的集體領導成員也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也是重大決策比較成功的時期，即使有失誤也能得到及時糾正，顯示了決策的靈活性與適應性。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央領導多次表示，要尊重科學、尊重知識、尊重專家，重大決策要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尤其是各方面專家的意見。其中，不僅有國內專家，還有國際方面的各類專家。這個時期，可以視爲‘諮詢決策時代’。”
在胡鞍鋼看來，改革和完善決策機制，大力推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是新一屆政府的突出特點。2003年3月新修訂的《國務院工作規則》中，突出了實行科學民主決策、堅持依法行政和加強民主監督問題，明確規定，國務院在作出重大決策前，要直接聽取民主黨派、羣衆團體、專家學者等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充分發揚民主，廣開言路，廣納善策，有利於集思廣益，避免決策失誤，增強決策科學性，也有利於形成廣泛共識，使正確的決策能夠順利得到貫徹實施。
人人皆可建言獻策
作爲一個積極參與建言的國情專家，胡鞍鋼早在1998年2月就發表了他的第一份國情報告《爲人民創造工作：中國的失業問題與就業戰略》。當時，兩位國務院主要領導都作了重要批示。
在他看來，國情報告的宗旨是“認清國情，關注民生，積極建言，影響國策”。報告集中在民生問題，內容涉及下崗失業、社會保障、農民收入、少數民族貧困問題、生態環境保護、社會公平問題等。
據胡鞍鋼稱，上屆政府(國務院)對國研中心提供的37份報告，共批示了48次。其中，主要領導人批示39次。而本屆政府執政一年來，國研中心的報告也得到了多次批示。
1998年，胡鞍鋼在討論中國政治改革特點及方向時認爲，中國政治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政治決策機制的變革，包括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和專業化，以及公共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胡鞍鋼對記者闡述了這樣做的理由：從經濟學上看，無論是宏觀決策還是微觀決策，無論是運用市場機制還是由政府決策，都面臨着一個基本問題，即信息的不完全性和風險的不確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既可以導致市場失效，也可以導致政府失效或政策失效。
而中國國情複雜，人口衆多，各種矛盾十分尖銳，加上外部形勢變化迅速，我們不可能有什麼英明遠見，也不可能有什麼靈丹妙藥，這就需要進一步從制度上保證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和專業化。
胡鞍鋼當時就建議：建立高層智囊團或顧問委員會，就重大戰略問題和政策制定問題作深入研究；改進政府政策分析機構，有效吸納優秀人才；建立非官方的、獨立的國情調查和政策考察機構及網絡，專門負責收集資料，從事綜合國情分析，對重大政策進行考察和評價，提供各種重要的知識信息；鼓勵涉及各方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內部辯論和公開討論，增加新聞輿論對公共政策討論報道的透明度等。雖然這不是中國政治改革最好的目標模式，但卻是適宜的模式，它會形成中國政治改革的自身發展與演進的邏輯。
回憶起進出中南海的日子，胡鞍鋼說，可以感受到領導人更加開放的胸懷。他本人先後兩次參加了由朱鎔基總理主持的專家座談會。“在座談會上，朱鎔基總理鼓勵專家們發表不同意見，甚至是爭論，而不是以前的一言堂。這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溫家寶擔任新一屆總理之後，我先後兩次參加由他主持的專家座談會。溫總理對我們提供的國情報告及資料作了多次批示。我還先後參加了由吳官正同志主持的兩次廉政建設座談會，就建立國家廉政體系、遏制腐敗蔓延提出建議。”
2000年4月，胡鞍鋼發表的關於二灘水電站的一份報告，被認爲是他所撰寫的影響最大的一份諮詢報告。“我們上報後，朱鎔基同志馬上作了重要批示，還被當日的國務院《每日要聞》摘錄，引起了江澤民同志的高度重視。此後，中央領導多次討論二灘水電虧損事件和電力體制改革。國家計委及有關部門幾次召開會議討論電力體制改革問題。這份報告被認爲是催生中國電力改革的因素之一。”胡鞍鋼說。
2003年4月13日，胡鞍鋼執筆撰寫了《全面積極應對全球SARS危機》一文，次日上報中央和國務院領導。他說：“這是較早向中央和國務院領導遞交的有關如何處理SARS危機的報告，提出9點建議，後來也陸續被採納。到6月底，我們已經連續編髮了32份關於SARS的研究報告，密集性地向決策者提供決策信息、決策知識和決策建議。”“作爲一個積極參與獻策的知識分子，當您的建議被採納時，是不是很有成就感？”記者問胡鞍鋼這個問題時，他笑着回答：“不是滿足個人的成就感，而是公共政策能否滿足國家和公衆的利益。”
胡鞍鋼說，當學者提供具有“公共知識”性質的諮詢時，纔會對社會產生影響；學者的研究成果只有對公共政策產生良性效應，纔會強有力地影響社會變革和推動社會向前發展。在重大社會經濟問題上，某些學者僅僅形成個人認識和見解還不夠，應該主動影響決策者，使之成爲決策者的共識，進而成爲全社會的共識，才能使人民受益、社會進步。他把這一過程稱爲知識創新、知識傳播、知識貢獻的過程。
他認爲，從歷史的高度來看，要成爲一個優秀的中國學者，就一定要以知識來引導社會潮流，推動社會觀念變革，進而推動社會發展。
“在一個民主化程度愈來愈高的社會裏，人人都可以成爲建言獻策的智者。這取決於你是否獲取了最新的知識，取決於你對人類已有的知識的瞭解、吸收、體會和積累，取決於讓這些知識本土化。這是中國的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的機遇和挑戰。與馬寅初等老一代學者的經歷不同，我們這一代學者有幸趕上了人類最大規模的改革與發展時代的機會。”胡鞍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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