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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的《瀋陽今報》說，哈爾濱寶馬撞人案矛盾重重，案件可能重新調查。從報道看來，這個案子，其中掩藏的驚天謊言，已經不待懷疑。現在的問題是正義到底能不能即使遲到，也要終究到來。報道說，記者在哈市時，對此事進行採訪的還有國內另外一家權威媒體記者許明(化名)，他進入哈市的第二天關家(蘇秀文家)就知道了。12月30日，記者與夢瑤(死者的女兒的化名)通電話時，夢瑤突然壓低聲音：“……我爸爸快要回來了，我對你說，通知許明趕緊離開哈爾濱，昨晚老關來我家了，他連許明的名字都知道了，情況對他非常不利… …”記者再想多問，夢瑤掛斷了電話。這情形讓人不禁毛骨聳然：參與深挖此事內幕的記者，他們的人身安全會不會遇上麻煩？
我的擔心不是沒有根據。
現在，我不想猜測蘇秀文的身份。有一點是清楚的：她很有錢，她開的車是豪華寶馬；她的丈夫更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身爲哈爾濱某集團的總裁，哈市最大的路橋承包商。他老婆撞死人後，他開着一輛奔馳車趕到現場，安慰蘇秀文說，“沒事兒，有100萬夠賠他們的了！”這個把別人的生命僅僅簡化成一堆數字的商人，用他的金錢以及不知別的什麼資源，調動了武警、擺平了交警、操控了法院、壓制了媒體，嚇住了13個受害者的家屬，捂住了知情人的嘴。他有沒有可能對於敢於揭破黑幕的記者，也花個十萬八萬，輕輕處理掉？
2001年南丹特大礦難的時候，前去採訪的記者受到當地黑勢利的追殺，有的記者差點被趕下懸崖葬身山谷；去年，中央電視臺的記者在山西採訪時，受到公然的毆打；而在更早一些時候，我的同事，現在的《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王克勤和王宏，因爲揭破了蘭州的一幫證券詐騙集團的內幕，有人放出風聲要花500萬元買他們的頭。王克勤求助警察保護，而王宏當時住在省政府大院的一個單身宿舍中，省政府大門口有武警把門，王宏晚上還要用幾張桌子頂住宿舍的門才能入睡。
近幾年來，記者的處境變得格外惡劣。報道真相，揭露事實，傳達準確信息，給公衆知情權，這本來是記者的天職，也是記者在這個紛紜的世界中能夠立足，爭取贏得人們尊敬的唯一的選擇。但是，作一個不負使命，不負良心的記者，真實地報道真相，居然如此艱難。沒有記者法保護是一回事。更加嚴重的問題實質上是，中國的不少嚴重的黑幕，衝鋒陷陣的往往不是負有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和公正，手握國家公共權力的執法、司法機關，而是記者。很多嚴重侵害人民生命財產的案件，主管監管部門缺席了，公安機關缺席了，檢察院缺席了，法院缺席了，豈止缺席，他們經常被犯罪分子、被黑幫分子拉攏、收買，成爲犯罪集團的一員，爲犯罪行爲撐起保護傘，設置採訪障礙，封鎖消息，成爲打擊、陷害記者的幫兇。記者面對的主要阻力居然主要主要不是來自社會的黑惡勢力，而是來自本來有義務保障記者採訪瞭解事實真相、也有義務向記者提供真實情況的執法、司法機關！這種情況下，記者的衝鋒陷陣顯得孤立而無援，英勇而無助。
本來，調查這種種黑幕，並不是記者所長，他們沒有專業調查手段，也沒有有關方面的授權，可以說這不是記者的主要使命；主持正義，扶助良善，也不是記者的本職工作，但是，許多冤屈深重的人，要維護自身權益，求告無門的時候，最終就會選擇記者，記者成爲許多人心中的青天大老爺，可是殊不知，他們連自己的人身安全也經常不能有十分的把握。當一個國家的司法執法當局不能行使自己維護社會正義的職能，當孤立無助的受害者不得不求助於同樣孤立無助的記者時，這是多麼悲哀的事情啊！
獲2003年度風雲記者稱號的羊城晚報記者趙世龍，曝了長洲戒毒所把戒毒女子轉賣給妓院的黑幕，此後家裏騷擾電話不斷，揚言要給他好看。有次他去採訪某個案件的時候，他特意在某網站的BBS上留言說，如果此後幾日見不到趙世龍，他就一定是遭人暗算了。這有點像當年的魯迅先生，他在出席被國民黨暗殺的楊杏佛悼念儀式，連回家的鑰匙都沒有帶，抱着不打算回家的決絕氣概。對趙世龍留言肅然起敬之餘，我深深擔心的是，當我們的那麼多的權力機關淪爲富豪、黑幫、犯罪分子保護傘的時候，記者的種種揭黑努力，能夠走多遠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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