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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月25日北京時間9點18分，這是一個莊嚴的時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經過兩個多月的審訊以後，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十名主犯進行了終審判決。
一夥陰謀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反革命罪犯，終於受到了社會主義法律的制裁。一夥妄圖改變歷史進程的野心家，終究未能逃脫歷史對他們的審判。
凡是經歷過十年動亂的人們，決不會忘記林彪、“四人幫”一夥在中國大地上逞兇肆虐的那些惡夢般的情景。那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年代。如同神話中一股從銅瓶裏冒出的青煙，很快變成了魔鬼一樣，幾個長期隱藏在革命隊伍內部塗抹着各種油彩的角色，居然在頃刻之間竄上了權力的高峯，變成了一種似乎可以左右一個偉大民族的龐然大物。他們盜用黨和國家的莊嚴講壇向全國人民發佈着各種指令，愚弄數以百萬計的紅衛兵進行宗教式的朝拜。他們裝模作樣地搖着“紅色寶書”，明目張膽地踐踏憲法，甚至把自己的名字塞進了黨章。他們滿以爲可以扭轉乾坤，操縱人民的未來。但他們怎麼也不會想到，就從他們登上政治舞臺的第一天開始，無情的歷史已經決定了他們今天的命運。一百三十八年以前，馬克思在一封書簡裏就這樣寫過：“國家是一種極其嚴肅的東西，要它表演某種滑稽劇是辦不到的。一隻滿載傻瓜的船也許能在風裏行駛一段時間，但是它終究要向不可倖免的命運駛去”。看來，馬克思筆下的傻瓜正是林彪、“四人幫”一夥的絕妙寫照。這些被野心和權欲弄得發狂的傻瓜們，乘船逆流行駛了十年之後，終於被人民的海洋吞沒了。一座建立在貪婪、欺詐、陰謀的沙灘上的權力大廈，象海市蜃樓一樣消逝了。歷史經常用許多偶合嘲弄着那些過眼煙雲的人物。十四年前，當北京西山正是楓葉如丹的秋天，林彪、“四人幫”一夥開始了他們的冒險生涯。得意洋洋地騎在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十四年後，在北京又一次萬山紅遍的時刻，這些煊赫一時的顯貴們終於把自己的政治日曆翻到了最後一篇，無可奈何地坐在被告席上聽候人民對他們的審訊。作爲新華社記者，我們目睹了這場戲劇性的變化。這不能不使我們深信“天網恢恢”這句古代名言中所含有的唯物主義的哲理。在特別法庭上受審的這夥無恥的丑角，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瘋狂演出了長達十年的醜劇；現在，終於退場了。儘管在審訊的過程中，他們中的某些人一直沒有表現出“人”這個稱號起碼的誠實，江青百般狡辯，猖狂反撲；張春橋拒不開口，負隅頑抗。但是，在判決書列舉的一樁樁鐵證如山的罪行面前，任何伎倆也無法改變他們必將遺臭萬年的結局！
其實，特別法庭對這夥罪犯進行判決所依據的罪狀，僅僅是他們全部犯罪記錄中很小的一部分。即使如此，它們也足以使世界上一切有理性的人們爲之髮指。正如李密在控訴隋煬帝的罪行時所說的：“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在十年浩劫的日子裏，中國大地上哪一座城鎮曾逃脫過他們魔爪的踐踏？哪一個農村聽不到寡婦孤兒的哭聲？那些被無辜抓進牛棚和監獄裏已經死去和仍然活着的人們，都是林彪、“四人幫”這夥罪犯無法抵賴的見證……
(一)
當我們坐在特別法庭的記者席上，採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受審的報道時，十年動亂中一幅幅慘不忍睹的場景不時從我們眼前閃過，我們耳邊又彷彿響起了千百萬受難者的悲吟。幾百萬字的罪證材料，象一部編年史一樣，揭開了這一夥陰謀家是怎樣竊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黑幕，記錄了一個封建法西斯反革命集團是怎樣產生和滅亡的過程。
馬克思在論述路易·波拿巴是怎樣登上法國政治舞臺時指出：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並不是隨心所欲的。“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象夢魔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
在中國，林彪、“四人幫”正是巧妙地利用封建專制的“亡靈”和現代迷信的“夢魔”，爲自己營造了一個藉以孳生和發育的溫牀。他們把無產階級革命的旗幟，變成招引封建專制的經幡；他們把人民羣衆對領袖人物的感情，變成祭奠現代迷信的貢品。他們把無數先烈用鮮血建樹的歷史功勳一筆勾銷，把億萬人民擁戴的領袖人物神化爲“幾百年”“幾千年才產生一個”的歷史主宰。他們把對待領袖個人的態度作爲“左”和“右”、“革命”和“反革命”的唯一標準。從這裏出發，他們也就爲自己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鋪設了階梯。現在，當我們重溫這段陰差陽錯的歷史時，我們不得不承認，林彪、“四人幫”在進行許多罪惡活動時都慣於採用極其隱蔽的手段，唯獨製造現代迷信倒是相當露骨的。1967年1月23日，林彪在接見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全體人員時就正式宣稱：反對領袖，“就是反對一切”。“什麼唯物論，什麼辯證法，什麼歷史唯物論，什麼自然科學，不學也行”，唯有學會忠於領袖，纔是“超過一切、高於一切”的最大學問。從這以後，神化領袖個人竟成了共產黨員黨性的最高表現；對領袖個人稍有異議、包括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意見分歧，都變成反黨反革命的最大犯罪。這樣，在現代迷信的狂熱中，林、江反革命集團象一條熬過冬眠的大蟒一樣，開始在中國的土地上蠕動起來。在那些日子裏，林、江一夥編導的“三忠於”、“四無限”的滑稽戲，被強行普及到全國的城鎮和農村。農民在鋤地以前要面向東方致敬，工人在車牀旁要朝着畫像行禮。在學校，在機關，在醫院的病牀上，在飛翔幾千米高空的民航機裏，到處可以看到“早請示、晚彙報”這種無神論者做“彌撒”的奇景。在北京的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我們就多次目擊過，數十萬羣衆爲一句“最新指示”的發表，進行通宵達旦的“慶祝”和“歡呼”。林彪、“四人幫”一夥利用這種被賦予宗教色彩的現代迷信，在社會生活中製造了一條封建法西斯的政治邏輯，反對領袖個人就是反革命，反對林彪、“四人幫”就是反對領袖本人，因而也是反革命。林彪、江青、張春橋、謝富治等人制訂的《公安六條》就明文規定：凡是反對林彪的都以“反革命”論處，凡是反對中央文革的都定爲“反動行爲”。隨着他們反黨奪權活動的加劇，這種政治邏輯的推理範圍象數學概念上的“無限大”一樣，每日每時都在隨着不同的政治行情任意膨脹。於是，反對林彪的親兵家將，反對江青的食客門徒，都統統屬於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之列。據特別檢察廳的調查證實，僅僅由於對林彪、江青一夥有一字一句損害而被定爲“惡毒攻擊”加以逮捕、判刑的，全國就有十萬多人。在“四人幫”慘淡經營的上海，在“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下製造的冤案錯案就有二十四萬九千多起，受到株連的無辜羣衆在一百萬人以上。在那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一夥掀起的現代造神運動，象一場拔地而起的龍捲風，不知破壞了多少溫暖的家庭，不知窒息了多少無辜的生命。我們在全國各地採訪中，耳聞目睹的各種無奇不有的冤案何止千萬！一個老工人由於打掃領袖塑像上的灰塵，變成了“現行反革命”，被“專政”多年；因爲他的手抓過座像的頸部，那姿勢有“謀殺之嫌”。一個五歲的孩子在遊戲中誤把一枚像章掛到了小貓的頭上，母親就不得不抱着孩子一起接受“革命”的批鬥。從人口密集的城鎮，直到偏僻遙遠的山村，印刷工人無意排錯了一個鉛字，貧農社員不慎喊錯了一句口號，機關幹部粗心地把印有照片的廢報紙丟進了廢紙簍……都毫無例外地成了“惡毒攻擊”的“階級敵人”。不言而喻，在這種政治條件下，那些敢於向林彪、“四人幫”以及他們製造的現代迷信挑戰的人們，便不能不受到“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林彪的話)以至“千刀割、萬刀割”(江青的話)的懲罰。張志新被割斷喉管送上刑場，已爲人所共知。遇羅克的遭遇宛如“一個冬天的童話”，也已家喻戶曉。然而，如果翻一翻那地下室裏堆積如山的檔案，聽一聽人民羣衆飽含淚水的訴說，人們還會了解到更多至今仍隱姓埋名的人們可歌可泣的事蹟。在我們熟悉的朋友中就有這樣一位同志。這是一個勇敢純真的南國女性，名叫林昭。由於她不願意向風靡一時的現代迷信活動屈服，被關進了上海的監牢。但是，她堅持用記日記、寫血書等種種形式，表達自己對真理的堅強信念，心甘情願地戴着“頑固不化”的枷鎖，過早地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她就義的詳細經過至今無從查考，我們只知道這樣一個消息：1968年5月1日清晨，幾個“有關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邁的母親，宣告林昭已於4月29日被槍決。由於“反革命分子”耗費了一發子彈，她的家屬必須交納五分錢的子彈費。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聞！在中世紀被判“火刑”燒死的犯人無須交付柴火費，在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用“電椅”處死的犯人也從未交過電費，唯有在林、江的法西斯統治下，人們竟要爲自己的死刑付費，這不能不說是又一個“史無前例”的創造發明！也許在若干年以後，我們的後代對上述這一切將難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確實是發生在我們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實。我們每一個活着的人，都曾經爲它感到極度的羞恥。請不要輕視這種羞恥吧。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羞恥已經是一種革命”，“羞恥是一種內向的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恥，那它就會象一頭準備向前撲去而往後退縮的獅子”。經過了十年羞恥的退縮，我們民族終於象一頭雄獅一樣，衝出了封建專制和現代迷信的牢籠，勇敢地向林彪、“四人幫”一夥撲去，並把他們捕獲到今天的審判臺前。
(二)
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總是要經歷一個由淺入深、由現象到本質的曲折過程。當林彪、“四人幫”這夥風雲人物剛剛崛起時，人們還沒有充分估計到，他們在耍弄反革命陰謀和權術上竟有着如此巨大的能量。現在，經過十年動亂之後，縱觀他們全部犯罪活動的記錄，人們不得不承認：他們在攫取個人權力上的貪婪無恥，他們在鎮壓羣衆時的狠毒無情，他們見風轉舵的詭詐，他們指鹿爲馬的蠻橫，可以說遠在歷史上某些暴君酷吏和姦黨佞臣之上！中國古代有一個荒淫無道的殷紂王，爲了同自己的愛姬打賭，一句話就把正在涉水過河的兩人的雙腳砍斷。這件事在史書上被當作殘暴的典型例證，受到人民的千古唾罵。而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女皇”江青也只用了一句話便使成千上萬的兄弟姊妹斷股折臂，有些甚至喪失生命。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召見河南省羣衆組織的代表時，公然煽動羣衆“拿起武器”自相殘殺。她的話一經傳達，鄭州等地立即成立了武鬥指揮機構，拉起了龐大的武鬥隊伍，修築了工事，配置了武器。四天之後，鄭州菸廠的硝煙瀰漫，接着，開封化肥廠的槍聲日夜不停。這兩場武鬥的結果是37人當場斃命，290人傷殘，300人當了“俘虜”，其中兩名“俘虜”被槍殺和活埋。事後，當人們向江青彙報這兩次“戰況”時，她竟聽得眉開眼笑，連聲稱讚武鬥指揮者的才能，說他是“楊子榮”式的英雄，他的事蹟“可以寫一本戲”。從這開始，在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一場把千百萬人民投入血海的“全面內戰”的慘劇拉開了帷幕……是的，這是在衆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進行的。在這期間，我們黨確實犯了令人痛心的“左”的嚴重錯誤，致使林、江一夥得以利用這種錯誤來進行自己的反革命勾當。但是，正如不能將醫生的醫療事故造成的傷亡與強盜打家劫舍進行的兇殺相提並論一樣，我們決不允許林、江反革命集團把自己貨真價實的刑事犯罪詭辯成什麼“路線錯誤”。特別法庭展示的大批罪證材料說明，對這夥破門而出的竊國大盜來說，實現“改朝換代”是他們的共同目的，施展陰謀詭計是他們的共同手段。受審的十名主犯每人都有一套殘害忠良的鬼蜮伎倆，都有一本血跡斑斑的罪帳。他們象《西遊記》裏一羣飽含毒汁的蜘蛛精一樣，用顛倒黑白和無中生有的蛛絲，在中國的大地上織成了一幅大誣陷和大謀殺的羅網。從德高望重的開國元勳到辛勞一世的掏糞工人，從南征北戰的將帥到入伍不久的新兵，慘死在這幅羅網下的幹部和羣衆何止萬千！千百年來受到人民詛咒的宋代大奸臣秦檜，在陷害抗金名將岳飛時用過一個非常有名的“罪狀”叫“莫須有”，意思是“也許有”罪，結果就使一位馳騁中原的民族英雄屈死在風波亭上。如果與林彪、“四人幫”一夥相比，秦檜在誣陷別人時還多少有些遮遮掩掩，而林彪、江青之流卻要肆無忌憚得多！且以江青爲例，她除了夥同林彪、康生、謝富治等人陷害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外，僅在有關單位保存下來的部分講話錄音中，她直接點名陷害的幹部和羣衆就有174人，強加的罪名有四五十種之多。什麼“叛徒”、“特務”、“漢奸”、“惡霸”、“走資派”、“反革命”、“裏通外國”等等，不一而足。1971年12月29日，江青到北京體育館觀看游泳跳水錶演後，在幾分鐘的“即興”演說中，就“即興”地宣佈了兩個“反革命分子”的罪狀。一個是有名有姓的“反革命”，罪狀是“這個人很壞、最壞”，另一個“反革命”她連名字還不知道，但已判定了他的罪行。她的原話是這樣說的，“還有一個高個子，每次去都看到他好象要打我的樣子，眼睛裏充滿對我們的仇恨，這個人關起來沒有？不關起來也要弄下去勞動改造……。”毫無疑問，那個“高個子”很快就遭殃了。在這次審判中，當特別法庭判定江青等被告應對他們製造的各種荒誕無稽的政治謀殺案承擔刑事責任時，他們雖然對大量血淋淋的事實無法抵賴，但卻把這一切推諉爲“羣衆運動”的“過火行爲”。這更是枉費心機。在整個十年動亂中，鼓吹“羣衆運動天然合理的”是他們，狂叫“革命的打砸搶好得很”的是他們，煽動羣衆“不要擔心過火行爲”的也是他們。過去，他們把“羣衆運動”當做自己手中猖狂進攻的矛；今天，他們又把“羣衆運動”作爲保護自己的盾。但這絲毫不能減輕他們各自的罪責，相反使廣大羣衆更加清楚地看透他們“運動羣衆”的罪惡嘴臉。但是，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他們在公開利用“羣衆運動”的同時，還承襲了中外歷史上一切反動階級的共同手法，祕密地網羅死黨，組織自己的“第五縱隊”。爬上了“副統帥”高位的林彪，建立了特務組織大小“艦隊”，密謀發動反革命武裝叛亂，鑽進了中央政治局的張春橋，還親自在上海組織代號叫“244”的特務小組，暗中迫害大批幹部和羣衆。試問，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些身居要職的新貴們還要在國家專政機關之外，建立直屬於他們個人的祕密組織，從事“隱蔽的鬥爭”。這是一種什麼性質的行爲？寫到這裏，不能不使我們聯想到明朝的東廠和錦衣衛。這些“直接遵旨行事”的欽差，一面大講“仁愛”的封建禮教，一面大興冤獄捕殺志士仁人。看來，歷史雖然前進了幾百年，但在一切與人民爲敵的醜類們的身上，仍然免不了要出現政治上的“返祖”現象。在林彪、“四人幫”這夥衣冠楚楚的“左派”們的背後，不正是露出了古往今來各種反動勢力所共有的尾巴嗎？
(三)
林彪、江青一夥一面在“文化大革命”的名義下大肆毀滅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一面卻居然把這場浩劫稱作二十世紀中國的“文藝復興”(林彪)。但是，這一比喻正如恩格斯嘲諷杜林時說的那樣：“把鞋刷子綜合在哺乳動物的統一體中，那它決不會因此就長出乳腺來。”
被恩格斯評爲“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的文藝復興，不僅在政治思想領域用“人道”代替“神道”，用“人權”代替“君權”，用思想解放代替宗教桎梏，而且在文學藝術的園地裏爲人類造就了多少象達·芬奇這樣的藝術巨匠，留下了多少如《蒙娜麗莎》這樣的藝術珍品！那麼，被林、江一夥標榜的中國的這場“文藝復興”究竟爲人類創造了一些什麼？又爲人類留下了一些什麼呢？身歷其境的每一箇中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證詞”。1966年的秋天，這場浩劫開始不久，我們就在首都目睹了許多觸目驚心的景象。在五四運動發祥地的北京大學，一批素負盛名的學者、教授和科學家們的臉上塗着墨汁，頭上套着紙帽，任人侮弄。在一個文化機關的圖書館門口，一場“破舊”、“焚書”的“盛典”正在進行，兩根竹竿挑起一塊橫幅，上面寫着“送瘟神”三個大字。一堆一堆圖書被七手八腳投進沖天的烈火裏，不管是莎士比亞還是托爾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馬遷和王實甫的作品，都在滾滾濃煙中化爲灰燼……。這種似夢非夢的情景使許多善良的人納悶，如果“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把人類珍貴的文化遺產都貼上封資修的標籤奉送給剝削階級，那麼，這場“革命”的結果，又拿什麼留給“無產階級革命派”自己呢？在林、江反革命集團的煽動和指揮下，“焚書”和“坑儒”同時並舉。知識分子不僅遭到體罰，還得忍受“觸及靈魂”的“辱刑”。如果把他們遭受迫害的經歷彙集成書，這部鉅著的篇頁不知有多麼浩繁！在這裏，我們謹向讀者介紹發生在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事。
中國昆蟲學會理事長劉崇樂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反動學閥”。這位年近七旬的昆蟲學家患有嚴重的糖尿病，全身浮腫、步履蹣跚，但仍被押解去農村參加三秋勞動。連昆蟲沒有足夠的食料都難以生存，而這位病弱的老人卻長期食不果腹。有一次，他飢餓難忍，顫顫抖抖地去揀食掉在地上的玉米粒，馬上捱了幾個耳光，剛進嘴的玉米粒又被迫吐了出來。接着，“勒令”他去走獨木橋，他搖搖晃晃，在一陣哈哈的獰笑聲中跌落河裏。就這樣，這位享有盛名的學者，被一種他從未研究過的“毒蟲”折磨死了。動物研究所還有一位副所長，在浩劫來臨前就離開人世，但仍逃脫不了死後受蹂躪的惡運，他的骨灰盒從八寶山被搬出來“殺雞儆猴”；當着許多科學家的面給用鐵錘砸碎，澆上汽油點火焚燒。人們知道，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迫害科學家，主要因爲他們發表了觸犯《聖經》、不容於人們愚昧偏見的學說，可是，在“文化革命”下的中國，一些早爲人類文明史所證明的常識，也會成爲討伐的對象。張春橋和姚文元在上海辦了個《自然辯證法雜誌》，蒐羅一批“造反派”在自然科學領域裏“造反”。這家雜誌的一個把關人連數學上“無限大”的符號“∞”都不認識，審稿時質問爲什麼要把“8”字橫寫。就是這麼一夥人，象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終於發現現代物理學的基礎理論“相對論”，就是哲學上的“相對主義”，把愛因斯坦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他們振振有辭地說，現代生物學的基礎理論遺傳學是“龍生龍、鳳生鳳的反動血統論”，把孟德爾劃爲“剝削階級的代表”。這個反革命集團好比一個石磙子，在中國的科學文化園地上滾過來，滾過去，撞倒樹木，摧毀花草；把泥土壓硬壓實，使任何種子都難以萌芽生長。科研單位被撤銷，科研人員下放改造，文藝團體被迫解散，刊物和文化館站停辦，文化古蹟受到令人痛心的破壞。司馬遷身受腐刑還能公開地著述《史記》，哥白尼雖遭迫害尚可自由地觀察星辰。可是，在“全面專政”下的中國廣大知識分子，卻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險進行“地下活動”。他們有的在監獄裏進行科研，有的在“牛棚”裏從事創作，有的在專政隊苦練臺步……儘管他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奮鬥，但仍然無法填補林彪、“四人幫”在光照千古的中國文化史上造成的大段空白。文藝復興衝破了中世紀的矇昧主義，而“四人幫”卻把啓蒙人民的教育事業當作死敵。無休止的動亂，“停課鬧革命”，使我國三億多青少年喪失了正常受教育的機會。江青一夥還不停地在如同荒原的教育園地上斬草除根，宣稱學校只需設一個“鬥走資派專業”，大反智育。那十年對文化悠久的中國是一次大反動、大倒退。它摧殘了我們民族的美德，毒化了良好的社會風尚，破壞了我們黨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培育起來的高尚的精神文明。那時，無知不爲恥，伸手要官是“革命行動”，結幫奪權叫“造反精神”。行兇、搶劫、無賴、欺詐、告密、僞證，象“虎列拉”一樣在中國的大地上猖狂蔓延，一批文盲加流氓式的“英雄人物”應運而生。每個時代都造就符合社會需要的人。恩格斯讚揚文藝復興“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而人們將如何評價中國的這場“文藝復興”呢？說它“是一個需要罪犯而且產生了罪犯——在殘酷野蠻、愚昧和無知方面，在只有獸性而沒有人性方面的罪犯的時代！”這也許是符合事實的確切結論。
(四)
在採寫這篇報道的過程中，特別法庭提供的大量罪證材料使我們深切地感到，用封建專制來任意踐踏社會主義民主，用現代迷信來瘋狂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是林彪、江青一夥最大的罪行，也是我們民族遭受十年磨難的癥結。
當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的偉大勝利以後，民族和民主運動風起雲涌。即使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當權者要鎮壓人民羣衆或迫害自己的政治對手，也不得不把法律當作自己的遮羞布。然而，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竟敢隨心所欲地囚禁和殺害國家領導幹部和人民羣衆，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實行封建法西斯的獨裁專政。這不能不說是社會發展史上一種極其罕見的反常現象。
在特別法庭的審訊中，反革命主犯江青毫不掩飾地供稱，她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另一名主犯陳伯達也供認“文化革命”就象“發瘋”一樣。借用他們的話來形容那動亂的十年是再也確切不過的了。那的確是這幫反革命分子“無法無天”的“發瘋”的時代！
人們永遠不會忘記，在那些年月裏，林、江反革命集團在扼殺社會主義民主和摧殘社會主義法制方面，曾經制造了多麼荒謬反動的理論，動用了多少殘酷野蠻的手段！林彪殺氣騰騰地把“無產階級政權”解釋爲“鎮壓之權”，張春橋窮兇極惡地叫囂要對人民羣衆實行“全面專政”。他們把社會主義民主當成自己任意玩耍的擺設，給社會主義法制強加上“階級調和”的罪名。就這樣，中國人民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變成了一堆廢紙，由一夥反革命野心家、陰謀家把持的“中央文革”變成了社會主義中國的“絕對權威”。只要他們一句話、幾個字、畫個圈，深受人民擁戴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會銷聲匿跡，劣跡多端的政治流氓就會沖天而起。特別法庭用大量確鑿的證據說明，國家主席劉少奇的被迫害致死，就是民主、法制橫遭蹂躪的一個典型事例。江青一夥擅自“批准”中南海造反派對國家主席進行“批鬥”和“抄家”，張春橋之流公然“指示”北京紅衛兵掀起“打倒劉少奇”的運動。特別令人震驚的是，剝奪國家主席的職權，囚禁國家主席的人身，根本無視憲法規定的程序。就憑一批“大字報”，幾本假材料，億萬人民選舉的國家元首便被“蓋棺論定”了。查遍中外歷史，難道還能找到比這更加“無法無天”的事例嗎？正是在這種超法律的“鎮壓之權”的統治下，人民的生命財產朝不保夕，國家的正常秩序被破壞殆盡，生產長期陷於停頓，經濟面臨崩潰邊緣，廣大工農兵羣衆和知識分子飽受倒懸之苦，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中國被拉回到了黑暗的深淵……
但是，林、江一夥的倒行逆施，從反面向中國人民揭示了一個真理：喪失了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就會喪失人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一切，人民必須用前仆後繼的鬥爭來捍衛自己當家作主的權利。
1976年春天，中國人民對“四人幫”一夥的仇恨和反抗象火山一樣爆發了。如同古代那些身穿白衣白甲的哀兵舉起喪旗發難一樣，壓制對周恩來總理逝世的悼念，激發了一場醞釀蓄積已久的革命風暴。(⑶⑷)
這場被歷史學家稱爲“四五運動”的高峯出現在首都北京。五十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解放軍官兵涌進了天安門廣場。從這裏傳向世界的聲音有哭泣，有怒吼，有血有淚，但總的基調是要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是要推翻“四人幫”的法西斯統治！
這是中國人民對“四人幫”舉行的一次缺席審判。儘管這夥罪犯當時還大權在握，逍遙法外，但正義的力量已經在政治上宣判了他們的死刑！
現在，這夥反革命罪犯終於被押上了法庭的被告席，億萬人民的心願實現了。它表明，不管道路多麼艱險曲折，人民的意志終將勝利。中國人民總結了自己慘痛的教訓，決心剷除產生禍害的根源，同心同德興建一道不可侵犯的社會主義法制的長城。這是真正保衛人民權利的銅牆鐵壁！
＊＊＊
今天，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審判結束了。
從天安門的聲討到正義路的審判，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如果說五年前人民的奮起，標誌着中國歷史上一段暗無天日的舊歲月的即將終結，那麼，五年後法庭的判決，則宣告了一個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新時代的開始。馬克思早就作過這樣的科學論證：歷史總是要不斷地前進，“把陳舊的生活形式送進墳墓”；人類也總是要不斷地前進，總是要“愉快地和自己的過去訣別”。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莊嚴宣判，表明中國的歷史已把十年動亂中那種無奇不有的“生活形式”送進了墳墓，表明中國人民已經同自己災難深重的“過去”訣別！在不可抗拒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封建專制制度最後的迴光返照終於消失了。當我們離開特別法庭驅車返回時，在雄偉的天安門廣場，在莊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人們正在凜冽的寒風中等候着特別法庭對罪犯們判決的結果。是的，重溫十年浩劫的歷史，不能不又一次勾起人們內心的傷痛。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爲補償的。”一次毀滅性的地震之後，清理廢墟上的敗瓦殘磚，是爲了重整田園，興建新的大廈。在一場災禍酷烈的“政治地震”之後，我們的人民已變得更加清醒和成熟，我們的國家重新煥發出了勃勃的生機。人們滿懷信心地預計，在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旗幟下，一座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大廈必將在新的神州大地上巍然屹立。多難興邦，義師必勝。對於久經憂患的民族，對於飽受坎坷的人民，還有什麼樣的荊棘、泥沼、山崗能阻擋他們前進的腳步？一支不忘以往苦難和屈辱的隊伍，是任何力量也無法戰勝的！
1981年1月27日
(本文與郭超人陸拂爲同志合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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