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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風起，更愁人”
隨着古歷八月的秋風，長春孤城將在寒冷中顫抖，城周草木變色，那些“空中飛來的哀音”，也更加低沉了。
鄭洞國的老婆，仍然在頻頻地呼喊着“上天保佑……”但在這“秋風起，更愁人”的季節，她由於耽心鄭洞國的“安危”和“疾病”，已“寢食不安”“較前消瘦多矣!”九月三日至九月六日，她一連給鄭寫了兩封淚痕滿紙的航信，用盡了淒涼暮秋的所有形容詞，象一片落葉一樣，發出無可奈何的輕微的聲音：“桂庭(記者按：即鄭洞國之字)，逐人衰弱與憔悴的不是歲月，而是憂愁。數月來我身體壞透了，較前更不知消瘦多少，你們被圍在長春孤城，情況緊急，真令人焦急萬分。我看中央不給你們設法，你是無可奈何的。……你不顧性命的危險，這是爲了那種?難道中央真的要你死守長春嗎?我想到可怕的一切，真正傷心極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惟有求上天保佑你平安！”這一番言語，雖然尚不失柔和，但字裏行間對於丈夫的將來命運，她已經看得非常明白了。因此她感到“可怕”，感到自己“苦命”，並趁着這“可怕的一切”尚未一齊到來的時候，她必須趕快爲自己的將來打算，於是她在九月六日的信上寫道：“可否給我匯點錢用用，以前的匯款還債都不夠……生活真夠高了，真教人不要生活。”雖然只是這樣輕輕的兩筆，但通篇看來，那種“未亡人”的心情，已相當濃重了。
“五日京兆”
“南京中央大員之間，對於‘戡亂’前途，整個的都失掉了信心，大家都存在五日京兆之念，有的竟在準備向國外匯款，以待共產黨打進來那天，好過白俄式的亡命生活。”這是兩個名叫殷爲、光逖的特務，寫給長春軍統特務頭子項迺光信上的第一段。這段話雖不免重複了蔣賊在數月前.向其黨徒的哀鳴，但今天寫給困踞在長春孤城的項迺光，卻也會有不少鼓勵作用的。接着特務們又分析了國際國內的形勢，他們認爲在國內，“國民黨雖然有美國的援助和南邊豐富地面的資本，但組織的散漫，政治的窳敗，軍隊是很難打勝的”；在國際上，“美國處理當前國際問題所表現的資本主義的低能和腐敗”，“都迫使我們要用自己的力量，決定自己的前途了。”這裏，他們所要決定的前途究竟是什麼呢?“我們想：惟一能夠克服危機，取得真理的生存價值的便是革命。”“我們所說的革命是指着在特定時間與特定空間裏面中間階級、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革命。”“要想製造革命機運，第一個條件，就是必須捉住實力”，“我們是東北人，我們便須在東北捉住實力……”爲此，他們更“決定三個必須力爭的努力路線”，即從文化上、軍事上、經濟上想辦法，控制組織力量，組織“革命”行動。並希望項某“早日南下主持這個局面。”
這些幻想看起來：似乎不免激烈，實際上正是他們在窮途末日之際，分崩離析的徵兆，其對蔣幫悲觀絕望的情緒.已至爲明顯。特別是要困踞長春的項迺光“：早日南下主持這個局面”更是這幻想中的一大諷刺。
讓我們拭目等待吧，當國民黨在美帝援助下，其中央大員們仍不免存有“五日京兆之念”，準備“白俄式的亡命生活”的時候，看這些跳樑小醜又能有些什麼作爲暱!
“何不作富家翁”
前些日子，曾經不斷向長春蔣軍頭目們高叫：“必將重演吉林覆輒”的原六十軍上校副參謀長冷克，近來隨着八月的秋風更加書信頻來，“益以兄等安危憂”了。在他從南京致暫五十二師副師長歐陽方中的信上，除說明“長春今後更苦，援救無術”外，更苦口婆心地勸告他的朋友早早逃出死城。其肺腑之言中，有謂廣兄家有餘金，可敷下半世生活，何不回京作富家翁?”又謂：“吾等所得不過蠅頭微利，又何必在那苦苦奔求耶?”這種論調來自首都，去至孤城，其聲音宛如秋夜孤鴻，是顯得那樣低沉，無力。但在“京滬亦復苦不堪言，”而“急於他往”的冷克上校，又能說些什麼呢?當蔣家朝廷已經搖搖欲墜的時候，嘍羅們的低調，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了。
尚“市長”，更晚了
現在再提提僞長春市長尚傳道，此公自活動浙江省府委員，因“任務重要，不能離開”以來，似乎仍不甘坐死孤城，依然千方百計企圖逃走。但長春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那又有什麼辦法呢?他的朋友們雖然也明知“援救無術”，但也不能不表示一點“衷心的關懷”。於是千策百計紛至沓來，其中遠從貴州寄來的妙策，則勸他在逃跑不能之時，趕快收拾民心。內雲：“無論治軍爲政，最要者莫過於深入人心，蓋危難之際其效用乃見耳，否則雖有廣土衆民，一臨鉅變亦不可恃。”此千古名言，雖屬良策，但對於以吸食人民血汗爲生的尚傳道者流，則無異於風馬牛，即令此公爲着保命，肯如此虛僞一時，可是長春市民的眼睛，又怎能那樣容易矇蔽呢?打幾個耳光，給一個甜棗，那只是哄騙小孩的把戲，而長春市民的血海深仇，決不會如此輕輕罷休。
尚“市長”，一切都晚了，逃既不能，要想假惺惺的再來一套虛僞欺騙，當苛政惡跡早已“深入人心”的時候，就顯得更晚了。
“爲妻兒保留青山……”
從廣東新潮寄來的信中，一位名叫媛的妻子正用如泣如訴的筆調，懷疑着她的丈夫——長春第五兵站醫院的主任陳俊麟是否還在人間。信一開頭就這樣寫着：“時序已遷，仲秋到了，可是你的消息仍杳如黃鶴……我始終懷疑着你有什麼遭遇不敢告訴我!”又說：“八月來了，預告着東北嚴寒的開始，想起你去年冬天所受的痛苦，多麼令人傷心呵!你說過今年八月無論如何應設法回來，如今，怎麼樣了，連消息都沒有，你怎麼能夠回來呢?……”“大局如此，我想到你痛苦的時候，一定借酒澆愁，摧殘自己，但……無論如何，仍得爲妻兒保留青山呵!’’同樣耽心着自己丈夫死活的，另一位僞合江省黨部何書記長的太太，在從北平寄來的信中，更胡思亂想地說：“昨夜又夢見了你，我倆從一片大水裏渡過來，我穿的棉靴棉褲完全都溼透了，你瞧着我全身淌水，你不住的笑，這夢不知又要怎樣去解釋，唉!夜長夢多……。”
哀音是更加低沉了，但長春的夜卻不會太長，隨着滿城秋聲，黎明的號角，已經在長春外圍的山頭嘹亮的響了起來。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日於長春近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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