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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文：您寫那篇《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轟動全國，據說是彭真曾爲此事找過您談過話？
穆青：彭真沒有爲此事找過我談話，但是這篇文章是他拍板發表的。
我們寫焦裕祿的文章是在1966年初。焦裕祿的事蹟，我已經在新華社裏作過報告，大家聽了都很感動。但這篇文章是否可以發表，怎麼發表，我不敢做主。因爲那個時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人們已經被搞的有點緊張了。
這篇文章裏，我們擔心的是兩件事情，第一個，是蘭考的災荒敢不敢寫，困難時期沒飯吃、逃荒，這個事情敢不敢寫？我是大膽地把它寫出來了。不寫困難，不寫災荒，焦裕祿的事蹟、精神就寫不出來；寫了這些就是暴露黑暗面。在這個問題上我拿不定主意，但我還是大膽地寫了。我說，如果不讓發表，就算了，就不要發表。要發表就不能把災荒情況刪掉，否則，這個典型就沒意義了。
第二個，我沒寫階級鬥爭，一句話也沒說。那個時候就是強調階級鬥爭。但是我沒有寫，因爲在焦裕祿那個地方沒有搞階級鬥爭，逃荒要飯能算是階級鬥爭嗎？不能算是階級鬥爭，只是一些羣衆覺得困難，想離開那個地方。但是，這不能上升到階級鬥爭。應該實事求是，沒有就是沒有，不能瞎寫。這篇文章我們採訪了半個月，稿子改了7遍，在蘭考的三級幹部會上宣讀過，所有事實都認真核實了。
就這兩點，我拿不定主意。
當時新華社社長是吳冷西同志，他也覺得這篇文章如果不發表真是太可惜了，這個典型太感人了。但是要發表，對於上述的兩點，他也拿不定主意。這需要請示中央領導同志。他去找了彭真，彭真同志看了後，拍板了。怎麼談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是彭真同志拍板的。他當時是書記處書記，中央日常的工作都是他管的。他一拍板，我就敢發了。我先給《人民日報》，我說，《人民日報》發完了，新華社再發，署名是本報記者。新華社同仁還有意見，怎麼先給《人民日報》呢？我說，這是冷西同志決定的。因爲那時冷西同志兼任兩邊，除了是新華社社長外，還是《人民日報》總編輯。
誰也不知道是彭真拍的板，我也從來沒說過。
1966年2月7號文章發表出來以後，那麼強烈的反應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篇文章廣播後的當天晚上，胡喬木在上海，讓祕書打電話來，說讀了這篇東西非常受感動，對我表示祝賀。說一個老記者帶兩個新記者搞這種東西，這是最好的採訪方法，希望我們發揚這種精神。胡喬木那個時候是書記處候補書記，也是管宣傳的。
"文化大革命"時把這篇文章說成是大毒草，造我的反，大字報貼到我的辦公桌，要把我揪到蘭考去批鬥。我說："我跟你去，你叫我們的軍管小組同意，我就跟你去。"我不怕。因爲我知道蘭考羣衆對焦裕祿有深厚感情。
李海文：彭真找你談過話嗎？
穆青：找過。1964年北京通縣四清，我是新華社的帶隊人之一。我將農村調查研究寫了一篇文章《四清散記》，登在內部刊物上。彭真同志看了，非常欣賞，說寫得好，打電話讓我到他家裏去了兩趟。第一次向他彙報我在農村調查研究的情況、感受。第二次他給我們佈置調查研究的任務，講四清總目標。鼓勵我好好研究理論，搞好四清。彭真留我吃飯，十分親切。他很喜歡文化人、器重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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