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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縣委書記焦裕祿、植棉模範吳吉昌、“老堅決”潘從正、紅旗渠特等勞模任羊成等一個個洋溢着英雄氣概的人物，人們便會聯想起一個人名——穆青。全是他懷着熾烈的情感，操起如椽大筆，發掘和推崇出這些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人物，使幾代人從中吸收了營養，爲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的樹立起到了促進作用。
穆青何許人也？新華社原總編輯、社長、黨組書記，當代中國新聞界“泰斗”。
新聞後學，鄙人三生有幸先後於1993年5月和2001年4月，兩次與穆青攜手共餐，面對面向他求教如何步履新聞記者生涯，如何採寫新聞稿件，特別是怎樣寫好人物通訊。身着褪色夾克，腳穿半新運動鞋，年邁而不失清癯，體瘦而精神矍鑠，語氣平緩而聲音清晰的穆老，時而開懷暢談，時而低頭沉思，誨語諄諄，言近旨遠，銘刻肺腑。
“新聞記者必須熱愛新聞事業，只有熱愛新聞纔能有進取心，下苦功鑽研業務，提高寫作水平。”穆老言之鑿鑿。他自己是1942年從魯藝畢業後進入延安《解放日報》，開始新聞生涯的。年輕人都愛做美夢，開初想當作家。因發表了一篇小通訊改變了個人設計的方向，意外的走上了新聞崗位。那是1942年，到三八五旅實習，寫了篇通訊《我看見了戰士的文化學習》，發表在《解放日報》上，受到社領導的注意，他們點名要我到報社工作。當時自己愛好文學，很想搞創作，覺得當作家比當記者有意思，所以心裏有情緒，就以“本人不愛講話，不愛活動，性格內向”爲理由頂着不去報社報到，實際上是放不下當作家搞文學的心願。後來魯藝院長周揚找我談話，說記者和作家沒有嚴格的界限，只是記者以邏輯思維爲主，作家以形象思維爲主，許多作家都有記者的經歷，比如愛倫堡、高爾基等。至於性格，會隨着生活、工作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不會一成不變，更何況在共產黨員面前沒有攻克不了的城堡……。自己無言以對，只得服從黨的安排，去延安清涼山上的《解放日報》上班。在《解放日報》，博古、陸定一、余光生等同志對年輕記者要求非常嚴格，言傳身教，嘔心瀝血地培養我們。在實踐中逐漸體會到了新聞工作對黨的事業的特殊作用，這才人走進了《解放日報》社，心也走進了新聞事業大門，逐漸熱愛這一行。勤奮工作，發奮學習，到最艱苦的抗日鬥爭和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第一線採訪戰鬥英雄、勞動模範、先進典型，寫了不少消息、通訊，對幫助老百姓瞭解形勢，明白任務，教育、動員羣衆支援抗戰，投入大生產運動起了推動作用。越幹越熱愛新聞工作，越幹越有勁頭，就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了60餘年難忘的記者生涯。幾十年的揣磨，習慣了與事實打交道，如果反過來讓我搞文學虛構，根本不行。爲自己當初的選擇驕傲、欣慰。
筆者請教，新時期的新聞工作者如何繼承和發揚黨的新聞傳統。穆老說，隨着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黨的新聞事業過去某些不合乎現實時代發展的方式和方法需要改革、變化、甚至揚棄，但黨的新聞工作傳統中精華，要在繼承和發揚傳統的基礎上學習、吸納、創新、發展。這就是必須繼承黨的新聞工作的優良傳統，像深入羣衆，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吃苦耐勞等等，仍是今天新聞工作者必須具備的基本功。否則就無法瞭解到人民羣衆中的新情況、新事物、新創造，很難摸到時代的脈搏。現在好的典型人和事仍然很多，之所以讓人感到有衝擊力、感染力的新聞作品不多，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記者採訪不紮實，缺少發現；與人民羣衆思想感情不深厚，缺少寫作激情；心態浮躁，不用心寫作等，恐怕是重要因素。戰爭年代，不論環境、條件多艱苦，多危險，記者都往前衝，眼裏看的，耳朵聽的，手中抓的都是鮮活的第一手材料，故所寫新聞作品有血有肉，充滿着活力和激情。今天有過去做夢都不敢提的採訪手段，有如虎添翼、廣闊天地任馳騁的寬鬆環境，如果身子能沉下去，不怕吃苦，有爲黨爲人民奉獻的精神；有與人民羣衆血脈相通，謳歌偉大時代的激情，定能寫出動人心魄的好作品。當然，今天社會活動中增添了許多重要的新內容，比如金融、市場、貿易、高科技等，不熟悉這些方面的情況，不具備這些方面的廣博知識，是無法寫出反映時代脈搏的好稿來。因此，今天的記者必須知識面廣，接觸面寬，甚至成爲所報道領域的行家，才能如蠶吐絲，手下流淌出如詩如畫的作品。
至於，記者如何寫好人物。穆老說，最重要的是記者的情感與被採寫的人物應是心心相印，情感融爲一體。記者要到被採寫人物生活工作過的地方、人羣中調查研究，體驗生活，設身處地的想被寫人物爲誰而做，爲誰所思，爲誰所苦，爲誰所樂，挖掘最感人、最能表現人物精神境界的事蹟，尤其是細微末節的生活情節，精心構思，字斟句酌，反覆推敲、修改。如果這個人物的事蹟還不夠豐滿成熟，不要急着去寫，更不能臆測編造情節，過一二年、三四年再去採訪，補充新鮮事蹟，動手寫也不晚。我自己採寫的紅旗渠除險英雄任羊成和輝縣縣委書記鄭永和兩個人物，是早在1970年發現的典型，並作了細微調查、採訪，剛剛動筆，採訪材料被抄，只好擱置下來。1994年，我退休後，再次去採訪，前後相隔24年，發現了許多新事蹟，最終整理成文，很好地宣傳了他們。儘管是遲出的典型，卻並未讓英雄遜色。
穆老感慨萬千。他說，現在有些文字記者外出採訪只帶錄音機，不帶筆記本和筆，這樣不好。記者採訪，尤其是年輕記者，要學會記筆記，筆記能邊記邊思考問題，邊發問，又能加深對被採訪人神情舉止和事蹟的印象。凡採訪我的人如果只往面前擺錄音機，我一概拒絕採訪。但我主張文字記者要學攝影，採訪時要帶照相機。稿件圖文並茂，感染力強，特別是人物通訊，配上被採寫人物音容笑貌的圖片，能爲文生輝。過去由於條件的限制，加上自己忽視，有幾件重大的憾事讓自己後悔終身，後來下定決心學攝影。第一件憾事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和著名記者華山隨代表團到蘇聯去。我倆都喜歡蘇聯文學，很想在彼得大帝的雕像前留張合影，但隨團的同志中只有一人帶了照相機，請他給我們拍張合影照。他說不能給你們照合影，國家有規定，公家照相機和膠捲不能給私人照相，我要是給你們照了，回國後不僅要挨批評，還要寫檢討。80年代，我又去了一趟蘇聯，再次來到彼得大帝雕像前，情不自禁地放聲哭了起來。雖然帶了照相機，卻無法與華山同志合影了。因爲他已去世了。第二件是，採訪焦裕祿事蹟時，因沒帶照相機，竟然沒有拍下一張採訪照片，老鄉們、幹部們回憶焦裕祿時淚如雨下的動人場面，沒能永遠留在畫面上。第三件是，1976年周總理逝世時，長安街旁那麼多人給總理送葬，場面真是太感人了。我自己不會照相，叫攝影記者抓緊去拍照，他卻含淚說，不行啊！他們(四人幫)不讓照，那裏有很多便衣，誰照就抓誰。打那以後，我發誓一定要掌握攝影這門技術。我晚年拍了幾萬張照片，出了幾本攝影著作。我的攝影作品比文學作品多多了，因爲我的散文是寫實的傳統散文，按照現今流行的鬆散無邊的散文標準，沒有一篇算散文，所以不願結集出版，出了人家也不想看。因年齡關係，我現在不拍新聞照片，以拍攝自然風光、風俗民情爲主。這次來樅陽縣(2001年4月穆青專程到樅陽縣)就是專拍沿江流域優美的春天田園風光。
低頭沉思片刻的穆老，漾出了一絲憂鬱的神情，聲音也顯得低沉。“我寫的十個共產黨員，現在已去世了8個，只鄭永和、任羊成還健在，任羊成也七十多歲了，在紅旗渠當講解員。他們倆一直同我保持着聯繫，有時一通電話就聊上個把小時，老朋友之間有說不完的心裏話喲！”
望着年過八十的穆老，深爲他旺盛的精力和敬業精神所折服，更爲他在60餘年的新聞生涯中取得的輝煌成果所傾倒。
祝願穆青老長命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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