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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青檔案盤點：穆青，著名記者，中國新聞事業家。河南杞縣人，回族，生於1921年3月15日。1937年12月在山西臨汾參加八路軍。1940年7月考入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1942年8月進入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從事新聞工作。1946年2月調入《東北日報社》。1949年4月起歷任新華總社特派記者、新華社編委會農村編輯組組長、新華社華東總分社第一副社長、新華社華東總分社社長、新華社上海分社社長、新華社國內部主任、新華社副社長、新華社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新華社總編輯、新華社社長、新華社黨組書記。期間兼任過新華社解放軍總分社社長。在黨的十二大上當選爲中央委員，在黨的十三大上當選爲中顧委委員。
在新華社新聞大廈六樓辦公室裏，整整80歲高齡的原新華社社長、中國記協主席、新聞界的“焦裕祿”穆青接受了我們長達近兩個小時的專訪。他身着深藍色寬鬆的老年中式服裝，年邁但不失清癯，語氣平緩而清晰，時而開懷暢談，時而低頭沉思。與其說是規規矩矩的採訪，不如說是兩代人之間輕鬆無拘束的敘舊、聊天、侃生活。
生活從來沒什麼講究，簡樸而有規律
剛一落座，穆老便習慣性的點燃一根香菸。採訪於是從吸菸聊起。
“都勸我戒菸，我也想戒，但怎麼也戒不了。二十幾歲時開始抽菸，那時正在延安《解放日報》，生活很單調，不像你們現在這樣，那時沒有什麼零嘴兒，就一天吃三頓小米飯，年輕人嘛，我看人家抽菸便學上了。那時是旱菸，煙末用油光紙一卷就成了。沒想到一抽就是將近六十年。”穆老邊說邊慢慢仰靠在辦公椅上，眼睛注視着手中的菸頭。“醫生多次勸過我，有兩種意見，一是勸我乾脆戒掉；一是說戒了也不好，少抽一點可以。我接受第二種意見，少抽，逐步改，一天十幾支，以前可是一天至少一包哩。我談話、開會、寫東西，就要抽菸，像你們這種場合，”穆老笑了笑，“聊天，我就抽菸。平時看報、看書，我可不抽。抽菸不好，到處受限制，遭人白眼。這個習慣我慢慢改。”
隨後，我們將話題轉向飲食與穿着習慣。從談話中我們得知，穆老喜歡吃麪食，“可是一大家人都喜歡吃大米飯，我還是不行，吃一點可以，每頓吃大米飯受不了。”
穆青生活崇尚簡樸，他很少吃營養補品，肉食也吃得少，水果吃一點，說自己愛吃雞蛋。或許你不知道，1963年，三年困難時期剛過，穆青對國內記者提出了給人民羣衆“高級營養品”號召，並親自抓，抓主題，抓情況，親自參與制作新聞產品方面的“高級營養品”。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生活卻從來沒什麼講究。在衣着上，穆老離休後基本不再穿西服了，外出時穿一件舊夾克，隨意自在。
穆老的生活很有規律性。離休後他常常早上6點起牀，晚上11點就寢，中午看看報；每天還練一個小時左右的字，練書法從不要字帖，他歷來認爲寫字應有自己的風格。談到書，他講最喜愛的還是《三國演義》，認爲這本書從文字到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節都非常不錯，書中值得學習借鑑的地方很多。“我喜歡歷史，對中國歷史比較有興趣，正史、野史，我都愛看。我覺得中國人應該瞭解中國，古代史、近代史要了解，只有瞭解了歷史，纔能有借鑑，才能發展今天。”他語重心長，我們默默點頭。
一手握着筆一手拿相機，繼續跋涉在世界各地
1992年11月，穆青以71歲高齡從新華社社長的崗位上退下來。幾十年來，他的作品在中國新聞史上奠定了里程碑式的地位，影響並鼓勵了幾代中國人，催人奮進。按常理，作爲一代傑出的新聞事業家，他可以頤養天年，安度晚年。可是，他如是說：“從第一線上退下，但這並不等於說我從此就安度晚年。退休，讓我擺脫了繁重的領導工作，但開始了一個新徵途，是一個新起點。我想，只要能力所及，我會珍惜每一天。如今，我有時間看想看的書，寫想寫的文章，去想去的地方……”
談興正濃，陳祕書進來，給穆老遞上一份傳真，原來是穆老浙江遊的日程表。從陳祕書的介紹得悉，穆老退休後，每年要下去走走，花上三四個月去看看，帶着問題下去轉轉，國內僅西藏、澳門與臺灣未曾涉足外，國內有的地方穆老去過七八回了。去過60多個國家的穆老還是認爲自己國家的風光最美。
“我不太喜歡大城市的繁華，喜歡大自然，喜歡森林、田野、山川、河流，這些大自然是最美的，給人以美的感受，我要通過我的筆、我的鏡頭反映大自然的美，把自然的美傳達出來，讓別人得到美的享受”。
擺在面前的那本精裝的《彩色的世界》，集結了穆老41篇遊記散文和195幅彩色風光照，特別是那每一張攝影作品，每幅都有一段他爬山涉水捕捉珍貴瞬間的動人故事。
“我真正拿起相機是在八十年代，我的攝影作品比文學作品多好多，至少有好幾萬張，因爲年齡的關係，我已不便拍攝新聞照片，現在拍攝的作品多以自然風光、風俗爲重。”觸及攝影話題，談起自己的攝影經歷與得意之作。穆老的情緒總是那麼高昂，那麼激動，煥發着青春的活力和朝氣。的確，穆老的攝影作品大氣，給人以氣勢磅礴、胸襟開闊之感，給人以心靈上的震撼，很有動感與生氣，且自然樸實，很有琢磨頭。
心中有羣衆、腳下踩熱土的穆老，便是第十一位令人景仰的共產黨員
穆老跑過的城市很多，但他跑過的農村更多，他深情地說：“我是從河南農村走出來的，我的老根還是一個踏實樸素的河南農民。我每隔一陣子一定要到鄉下去走一趟，和老鄉們一塊生活一陣子。他們從不把我當成什麼大官，什麼話都跟我說。如今，退休了，看看報紙，看看文件，到下邊聽聽老百姓講的真話，聽聽他們的苦悶與反映的問題。”
“您寫的人物通訊，爲什麼都是一些先進人物，好的典型，怎麼沒寫一些陰暗面呢？”記者不失時機的反問穆老。“在我們的新聞工作中，大量報道人民羣衆，特別是他們當中的先進人物活動，是新聞工作者的一種職責。我們要通過典型人物通訊，表現時代精神，多揭示表現美的東西，對我們民族有好處。當然，我在下面也發現了不少的落後的東西，一般是請分社的同志寫內參。”從穆老的談吐中，我們似乎感受到了他的爲文與爲人的思想境界，頗受教誨。不論在職還是離休之後，他從沒有讓手中的筆停下來，現在還在不斷地寫。每每走進農戶的小院，坐到農民的炕沿，喝着大碗茶，嚼着玉米餅與羣衆親切交談，那形象讓人感到他本身就是普通人民羣衆中的一員。1994年6月，穆青在寧夏一個貧困村採訪，見到一羣衣衫襤褸、雙腳赤裸的兒童，他不由得俯下身用手撫摸一個孩子沾着污垢的腳面，眼中已禁不住閃動着淚花。這便是我們的“老新聞”，文如其人，風格即人，不是情真不動人。
穆老用心血與真情寫出的“十個共產黨員”，對於中國人講只要列舉一下篇名，即可瞭然於胸。其實心中有羣衆、腳下踩熱土的穆老便是第十一位令人景仰的共產黨員。難怪，退休後，他一下鄉，人們就圍上去，手拉着手，促膝暢談，人們把心裏話都掏出來，總是那麼的無拘無束，親密無間。
他說：“搞新聞工作不能論年齡，只要跑得動，就要跑。”他退而不休，筆耕不止，不斷深入實際，“我寫的十個共產黨員，已去世了八位，只有當年紅旗渠的除險英雄任羊成和輝縣縣委書記鄭永和還活着，一直與我保持着聯繫。任羊成如今七十好幾了，現在在紅旗渠做解說員；今年大年初一，我一早接到的第一個電話便是任羊成打來的，一聊就是好一陣。”停頓了片刻，穆老打破沉默繼續自己的話題，“其實，這兩位先進人物，我早在七十年代便發現，採訪過，本來是要把這些寫出來，但當時正值‘文革’那段荒誕的歲月，材料被抄，不能不擱置下來，我感到對他們也欠了債。好在退休後有時間與機會補上這些債。1994年我終於夢想成真，再次採訪，整理成文，很好的宣傳了他們。”穆老的“欠債感”讓記者切切實實的感受到一個共產黨員、老新聞工作者的使命感與責任感，讓人爲之動容。
據悉，“十個共產黨員”之一的“老堅決”潘從正去世後，孫子潘園林每年都要帶上自家產的花生、菜油到北京來看穆爺爺，並牢記爺爺和穆爺爺的教導，爲人民多做好事。一個鄰居患絕症在鄭州住院，他買了禮物去看望，還給了病者4000元。鄉親們看到有些幹部不地道，像“棉鈴蟲”，就委託潘園林捎信給穆青：“俺們呼喚穆青，再寫出爲人民說話的好文章！”潘園林說，穆爺爺來過四次，前三次都是直接走進萬莊苗圃，沒有縣裏幹部陪同，來時吃的是小米稀飯，蒸槐花調蒜汁，嘴裏還不住的說：“好吃！好吃！”
提起他同在魯迅藝術文學院的同班同學賀敬之、馮牧等都成了大作家，而他自己年輕時也曾做過作家夢時，穆青笑了笑，“年輕人都愛做夢，幸好沒去當作家，沒有按照個人設計的方向去走。想起來，我一點也不後悔，相反還常常暗自慶幸。1941年我因發表一篇小通訊而意外的走上新聞崗位，在以後的歲月，一步一步，走過了60年難忘的記者生涯。我爲自己當初的選擇驕傲、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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