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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外經濟學家爲中國經濟是過熱還是過冷而爭論不休之時，歲月的年輪已匆匆地碾過了2004年的門檻。懷着希冀、憧憬、困惑甚至憂慮的複雜心緒，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2004年，中國經濟是否能夠煥發出一飛沖天的活力。
提高居民收入將成爲能否維繫我國經濟長期有效增長的關鍵與核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汪同三在接受《中華工商時報》記者專訪時說，在2004年及今後若干年的時間裏，提高居民收入特別是提高不同階層的居民收入將成爲能否維繫我國經濟長期有效增長的關鍵與核心。
汪同三解釋道，研究宏觀經濟有兩個角度，一個是總量的角度，即GDP增長速度，一個是結構的角度。同日本和美國相比，中國經濟的總量增長情況既高且穩，十分良好。但其結構卻十分不合理。作爲一名長期從事經濟發展預測研究的學者，汪同三說他現在最關心的是與收入分配政策相聯繫的經濟結構問題。
汪同三認爲，中國目前經濟結構的不合理主要體現在這樣三個方面：積累和消費的結構不合理；二、三產業的結構不合理及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
“我們現在的投資率太高，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共出現過三次經濟過熱，即1984年-1985年、1988年-1989年和1993年-1994年的經濟過熱，這三次經濟過熱都是由於投資過高增長造成的。如果現在這種投資趨勢進一步上升的話，可能會再一次引發經濟過熱。”
汪同三說，在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之前，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只有30%，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佔了大部分。而現在由於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的導向主要是投資，所以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超過了一半，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則不足一半。
“這種逆轉是一個不好的趨勢。現在投資和消費是一對矛盾，所以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提高消費率。”
同樣，汪同三說，我國的二、三產業結構問題也十分突出。20世紀80年代我國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高於第二產業的增長速度。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即第二產業比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要高許多。2003年，因爲非典的影響，二、三產業的結構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因爲非典打擊的就是第三產業，而非典過後，各級政府想方設法把各種損失補回來，他們所能做的就是投資發展製造業。
“1993年-1994年經濟過熱時，第二產業的增長速度遠遠高於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所以，當總量出現問題的時候，結構必然出現問題。”
除此這外，汪同三說，經濟結構的不合理還表現在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上。我國現在的基尼係數達到了0.45，已經超過了0.4的警戒線。
汪同三認爲，上述三種結構問題都和收入分配政策相關。我國目前收入分配政策上存在着這樣一個問題，即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總是低於經濟增長速度。20世紀90年代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9.3%，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是7.5%，兩者相差不到兩個百分點。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經濟增長速度是10.1%，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只有5.2%，兩者相差近5個百分點，由此可以看出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低於經濟增長速度的狀況在進一步惡化。
“這是我們在2004年以及今後若干年中必須要注意的問題。否則內需不足的問題永遠也解決不了。因爲現在的內需不足並非是投資內需不足而是消費內需不足，而決定消費水平的關鍵因素是收入。
汪同三說，提高居民收入必須注意這樣兩個問題，一是居民的總體收入，二是居民收入內部的不公平的差距在擴大，特別是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擴大。2003年，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達到了8%以上，而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只達到4%。
汪同三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現在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不在於經濟增長速度是否過快，而在於經濟的結構要趨於合理，只有這樣才能維繫長期有效的經濟增長。
從這個角度看，汪同三說，十六大提出的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個非常好的提法。
“我們發展經濟的目的是爲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不是爲了單純地發展經濟而發展經濟。如果經濟增長速度相對來說很高，但是經濟結構越來越惡化，那怎麼能提高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所以，2004年及今後的若干年裏，我們要認真落實建設小康社會這樣一個戰略目標，而落實這個戰略目標的關鍵在目前來說就是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各個不同階層居民的收入。”
要針對不同居民的特點來制定具體的提高他們收入的政策
汪同三說，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慢於經濟增長速度以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所帶來的後果是，我們有效內需不足的問題永遠得不到解決，而當這種情況繼續惡化時，甚至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
汪同三認爲，應針對不同居民的特點來制定具體的提高他們收入的政策。在城市，各級政府應千萬百計地創造就業機會來提高城市下崗、低收入人羣的收入。在農村，提高農民的收入應從這樣兩方面入手，一是增加政府對農村的投入，二是把農村富裕勞動力轉移出來。
“我們現在人爲的二元經濟體制的限制對於農村富裕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十分地不利。現在政府採取了一些措施譬如說不許拖欠農民工的工資，這是必要的，但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必須使我國城市化進程和工業化進程相匹配。我們現在的工業化進程快於城市化進程，在農村城市化的過程中，有很多是人爲的因素起了阻礙的作用。”
除此之外，汪同三認爲，政府必須不斷地提高公務員的收入，因爲給公務員提高收入不僅僅是解決這部分人的收入問題，最關鍵的是，它傳遞給社會這樣一個信號，即我們要提高所有勞動者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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