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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農村問題研究專家溫鐵軍用“似曾相識燕歸來”形容剛剛發佈的中央一號文件。他說，從1982年到1986年，中央連續出臺了5個類似的一號文件。這些文件當時有效地調動了農民積極性，並且使農民連續7年收入增加。
農民收入的增長拉動了內需，拉動了鄉鎮企業的發展，這種典型的擴大內需高增長，人們認爲和當時的5個一號文件有很大關係，因此，今年再次出臺一號文件時，人們自然而然地感覺到一種強烈的政策信號。
溫鐵軍認爲，從內容上看，此次出臺的一號文件和上個世紀80年代出臺的5個一號文件有很多相同性，比如都強調了鄉鎮企業的發展、農業結構調整，以及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等內容。“前5個一號文件曾在農民中引起很大響應，農民們盼望年年都能出個這樣的文件。相隔18年，再出臺針對農業的一號文件，表明中央不僅把三農問題作爲重中之重，而且開始以文件形式落實了。”
文件體現三大政策調整
溫鐵軍認爲，此次出臺的文件體現出三大政策調整。
第一，文件清晰地說明農民增收的重點和難點在於種糧農民。
1997年以來，我國糧價連續幾年走低，近年來甚至出現了糧食的投入比產出還大的情況。去年，糧食產量跌破9000億斤，跌回到20世紀90年代的最低點。再者，我國耕地面積也出現大幅下降，2001年以後，年減少2000萬畝左右，目前已跌破19億畝。
溫鐵軍認爲，此次中央一號文件強調，以政策保證種糧食農民的收入，是結合上述現實提出的。而關於農民增收問題，文件除了一般強調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之外，還突出強調，讓傳統農業地區的種糧農民得到實惠。
第二，強調全國範圍內停止徵收農業特產稅；5年內，農業稅收每年減少一個百分點，到本屆政府任滿時可降低到3.4%。
以前關於農業特產稅的提法，是逐漸停止徵收。很多發達地區如江浙一帶全部停止了，但中西部地區仍在繼續徵收。實踐證明，農業特產稅的徵收，限制了產業結構的調整。
1999年我國提出農業稅制改革時，把農業稅稅率提高到7%，如果加上20%的附加稅，農業稅的實際稅率達8.4%。
“這是中央在農村的稅費改革上作出的重大調整。”溫鐵軍說，文件中，政府出錢支持農村的類似決策還有一些，比如給種糧農民以直接補貼、給糧食生產區以財政支持等。
第三，是在農村金融體制改革上留下了很大空間。溫鐵軍介紹，這主要表現在允許多種不同形式符合農戶需求的金融創新。除了提倡外資、民間資本進入農村金融領域外，更重要的是，允許社區範圍內農民組成互助、合作的金融體系。
他解釋，合作金融就是指在世界範圍內通行的、在農村社區形成農民的互助合作金融和互助合作保險。“正規的、商業化的金融不可能應對高度分散的、兼業化的農戶的信用需求，惟一可能形成服務於農業信用需求的金融是非正規、非商業化的金融，因爲只有它能降低金融風險，降低教育成本”。
農村改革仍面臨艱鉅任務
溫鐵軍認爲，儘管一號文件提供了“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解決辦法，但我國農村改革仍然面臨着艱鉅的任務。
“最大的問題是，這些年來對如何深化農村改革的認識不清楚。”溫鐵軍說，當年搞大包乾的人曾經說，大包乾解決了一些問題，卻引來了更多的問題。首要問題就是農民的高度分散———出現了2.3億分散的小農戶。當時農民的兼業化經營即達70%，現在還是這個比例。從這一點上講，我國農村改革25年來沒有變化。
而此次文件，也沒強調這個問題。農民難於合作，引發了農村改革的另一個根本性問題———壟斷問題。
溫鐵軍說，他跑了30多個國家，做了大量比較研究發現，解決壟斷的最好辦法，莫過於讓農民形成合作組織。這是因爲農民在單純的生產領域合作沒有效益可言。只有放開農民在金融領域、保險領域、購銷領域以及加工領域的合作，甚至對農民合作社在城市中辦的超市進行免稅，將其收益返還農村建設，這些合作組織才能具備競爭條件，但這個辦法在我國卻一直沒被採納。
“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像其他國家那樣發展農民合作，必然會影響已在涉農領域中佔有壟斷利益的部門。”溫鐵軍說，如果政府不從政策上幫助農民合作，反而把相關利益部門當成自己的兒子攬在懷裏，又給資金，又給政策，只會讓其產生更多的壞賬和更大的問題。
所以，不是農民不能合作，而是壟斷部門難以放棄已經得到的壟斷利益和壟斷權益。從這個角度看，到現在爲止，我們還沒有直擊農村改革的要害。
他還認爲，“儘管目前中央政府想幫助農民解決問題，但縣級以下的所有部門早已離農而去，很少爲農民服務了”。例如，供銷社、信用社以前是農民合作組織，現在已變成以贏利爲目的了。還有一些部門，仍在以支農的名義開展業務，但每增加一點權力，向農民伸的手就會更長。“七頂八頂大蓋帽，來管一頂破草帽”，就是形象比喻。
更重要的是，這些部門現在又下達各種各樣的文件，甚至要求立法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在部門利益不僅沒有理順反而得到強化的情況下，以部門文件和部門立法來規範農村社會經濟秩序的結果，必然使中央良政變成地方惡政。
“這意味着，整個制度環境需要重新建構。而這一內容，也沒有進入決策視野。”溫鐵軍說，當然，不能要求一個文件把這麼多年來積累的問題全部解決。此次“一號文件”作出的調整，就是實事求是地針對了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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