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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爾街日報》記者珀爾2002年在巴基斯坦被穆斯林極端分子殺害，時隔2年，該案仍未最終了結。近日，珀爾的遺孀瑪利亞·珀爾在接受英國《獨立報》採訪時，訴說了她爲尋求事情真相和司法公正所做的努力，以及世界知名媒體——《華爾街日報》在整個事件中的冷漠。以下是瑪利亞的自述：
我在巴基斯坦交了個朋友，我叫他“上尉”，這源於他不怒自威的神態，這可能與 他在巴基斯坦陸軍服役數十年有關。在我丈夫——丹尼·珀爾兩年前在卡拉奇被綁架之後，上尉成了我生活中第二重要的男人。他告訴我：“我會把你的丹尼帶回家的。”但是過了4個星期，我們知道丹尼永遠都回不來了。
上尉就是在此期間認識丹尼的。他見了我、丹尼的朋友、丹尼的老闆，並看了一些丹尼寫的東西。我們來到丹尼在卡拉奇的住所，尋求一切可能找到丹尼的線索。上尉看見了丹尼的曼陀林，甚至還有丹尼穿過的配不上對兒的襪子。他說：“丹尼是美國人裏最好的。”
丹尼失蹤後，上尉的唯一目的就是救丹尼。因爲我也在那裏，而且懷孕了，因爲丹尼是無辜的，更因爲上尉是一個有良知的穆斯林。丹尼的死訊是上尉首先告訴我的，之後他承諾說：“我會尋求把事件真兇繩之以法，搭上我一生也在所不惜。”但我只希望當時也提出過類似承諾的其他人——其中包括丹尼在《華爾街日報》的上司，能信守諾言。
在丹尼被綁架一週年的紀念日，也就是2003年1月23日，我帶上尉見了丹尼在《華爾街日報》的老闆。上尉一直在默默操勞，付出了時間和精力。他是個英雄。我們不知道在巴基斯坦當局立案調查珀爾案之後，《華爾街日報》爲什麼不派人去巴基斯坦代表珀爾出庭。
接受審訊的包括該案的主謀奧馬爾·謝赫，他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我離開巴基斯坦大約一年後，曾極力勸說《華爾街日報》派人代表珀爾出庭，但該報的頭頭這樣回答我們：“我們接到建議說不要派一個美國白人去巴基斯坦法庭。”
但《華爾街日報》不僅沒有派美國白人去，他們根本就沒有派任何人去。該案的審訊在獄中一間小的可憐的、沒有窗戶的“法庭”中進行，透明度無從談起。不得已，我花了大把資金僱了一名巴基斯坦律師代表丹尼，《華爾街日報》只給了我一丁點錢作爲這場官司的費用補償。
最後，《華爾街日報》接受了上尉的建議，向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施壓，以保證審訊工作繼續進行。2002年7月，奧馬爾被判死刑，其餘3名從犯被判終身監禁。《華爾街日報》的老闆承諾出錢在巴基斯坦僱律師，在接下來的審訊中代表丹尼出庭。
奧馬爾被判死刑後，提出了上訴。但是他的上訴被延遲了9次，多是因爲奧馬爾的律師沒有出庭。然而事情遠遠沒有這麼簡單。即使被關在監獄中，奧馬爾的影響力也絲毫不減。有些報道指出他可能協助策劃了近來對穆沙拉夫的暗殺事件。同時，另有報道說，有人提出用今年1月被綁架的印度西北部旁遮普邦一名體育和農業部長交換奧馬爾和另外3名從犯。
奧馬爾這人的神通在1999年就已經衆所周知。當時，極端分子劫持一架印度航空公司客機，要求巴基斯坦當局釋放因策劃一次未遂綁架而在獄中服刑的奧馬爾。巴基斯坦當局爲了乘客的安全妥協了。這說明在巴基斯坦這種地方，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尋求正義和公正可能是一個艱辛的過程。
除了奧馬爾的上訴審理之外，還有一個針對當年拘禁丹尼的4名男子的審訊沒有進行。他們的審訊有待於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對奧馬爾上訴案的決定。但是《華爾街日報》對該案的熱情已經消減的差不多了。
在丹尼被綁架後直到確證死亡那段時間裏，《華爾街日報》都顯得很熱心。他們爲我以及我和丹尼的兒子——亞當募集捐款。但到了2002年4月，《華爾街日報》的母公司——道瓊斯公司的一名律師對我說出了實話。當時奧馬爾正在受審，我試圖跟蹤事態進展，要求得知《華爾街日報》在此期間做了什麼。他們沒有僱律師。針對奧馬爾的審訊沒有任何透明度可言。
道瓊斯的律師是這樣對我說的：“這是你的事情，不是我們的。”接下來，我經歷了這輩子最孤獨的時光。我看着鏡子中的自己——大腹便便，已經不能親自去巴基斯坦代表丹尼了。幾個月後，我給《華爾街日報》寫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說：“我很清楚地知道案件審理和調查工作具有的難度，這就像在我在過去10個月單獨面對這些問題時的困難一樣。但丹尼被謀殺就像一架被劫持的飛機在你們公司心臟爆炸。我不能理解你們怎麼可以置之不理，不去尋求事情真相。但我會忠於我和丹尼都堅持的價值，這就是我不放棄尋求公正和真相的原因。”
我要求再次同《華爾街日報》老闆見面，但事情並沒有多大改變。到目前爲止，我仍然只能依靠雅虎(Yahoo)獲知事態的進展。從《華爾街日報》那邊，我能聽到的只有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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