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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突如其來的SARS疫情，他冷靜、無畏，他以醫者的妙手仁心挽救生命，以科學家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應對災難。他說：“在我們這個崗位上，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這擲地有聲的話語，表現出他的人生準則和職業操守。他以令人景仰的學術勇氣、高尚的醫德和深入的科學探索給予了人們戰勝疫情的力量。
記者打聽到，鍾南山每週五都要到廣州二沙島體育學院跟他的同事們打籃球。於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記者在二沙島體育學院籃球場門口“堵”住了鍾南山。
鍾南山穿一件白色襯衣，個子不高，滿面笑容，一如午後緩緩吹過的春風，極富親和力，但他又非常嚴謹，說起話來不急不徐，好像每個字都經過深思熟慮。
記者就在他換衣服之前，對他進行了短暫的採訪。
記者：有人說你是個完美的人，的確是這樣，從我們角度講，以前更多地崇拜娛樂明星或者體育明星，而崇拜一個科學家，還是非常少見。那麼，您對自己有什麼評價？會不會覺得有很大壓力？
鍾南山：沒有完美的人，我不過是在做我應該做的事情。可能我小時候比較注重全面發展，像體育呀、音樂呀，都比較喜歡。我不會感到壓力，只是鼓勵自己要做得更好一些。
記者：去年發生了非典，今年又有禽流感，很多都是人類自己帶來的麻煩，作爲一個科學家，您有什麼忠告？
鍾南山：人類要與自然協調，不要吃野生動物，儘可能地接近自然，愛護自然。我們應該是自然的朋友，而不是敵人。
記者：您以前在業內是知名人士，非典過後，您是社會名人，那麼，您的生活有什麼改變？
鍾南山：第一，我的潛力發揮更大，以前三四天做成一件事，現在一天就能完成；第二，媒體關注太多，有些工作受到影響。我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時間研究學問。
鍾南山，是這樣一個人：既是嚴謹的學者、教授，又是一個和藹可親的67歲老人，因爲他的存在，我們感動，並驕傲着。
鍾南山總是記得一位中學老師曾對他說過的一段話，他說：“人不應單純生活在現實中，還應生活在理想中。人如果沒有理想，會將身邊的事看得很大，耿耿於懷；但如果有理想，身邊即使有不愉快的事，與自己的抱負相比也會變得很小。”
有人說鍾南山不但是一名院士，更是一名戰士。
而早年的風風雨雨，和非典時期衝在第一線的英雄背影，讓鍾南山成爲生活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戰士。
揚名賽場 碰撞愛情
在鍾南山的生活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他的父親鍾世藩。鍾老先生早年留學美國，解放後是中山醫科大學的一級教授，著名兒科專家。
所以從小，鍾南山就想子承父業，成爲一名救死扶傷的醫生。
1955年，年僅19歲的鐘南山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醫學院醫療系，實現了從醫理想的第一步。
這一年初秋的北京，鍾南山提着簡單的行李，手握着北醫大的錄取通知書，直奔仰慕已久的北醫大。他甚至來不及多看一眼北京的風光。
和所有優秀生一樣，鍾南山上課特別認真，課餘時間大多待在圖書館裏。鍾南山不僅僅是個書蟲，還是個特別活潑的活躍分子，總是積極參加各種文體活動，喜歡和同學們打成一片。
1956年，鍾南山作爲北醫大的運動員代表之一，參加了北京市高校運動會。鍾南山在運動會中摘取了400米跑的桂冠，爲北醫大爭了光。時至今日，北醫大還有幾項由鍾南山創下的運動記錄無人能破。
1958年，鍾南山被抽調到北京市集訓隊訓練，準備參加第一屆全運會。1959年9月，在首屆全運會上，鍾南山像是一匹所向披靡的駿馬在運動場上馳騁，以54.4秒的成績打破了400米欄的全國記錄！他還在1961年獲得了北京市十項全能亞軍。
對體育運動的酷愛，不僅爲鍾南山寫下了人生中濃重的一筆，也爲鍾南山帶來了一生中最親密的伴侶———妻子李少芬。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在一位朋友家裏，他認識了主人的另一位朋友———國家女子籃球隊隊員李少芬，李是廣州花都人，1953年由廣州選拔到北京國家隊打籃球，是50年代中國女子籃球隊的主力隊員，曾留學蘇聯，代表國家隊出賽13年。他們一見如故。同一樣的鄉音，同一樣的志趣，很快拉近了這兩位青年男女的距離。在雙方家人的贊同支持下，1963年12月31日，鍾南山和李少芬在北京舉行了簡樸的婚禮。
最黑暗的日子 醫學事業從36歲開始
1960年，鍾南山畢業後留在了北醫大。就在風華正茂的鐘南山雄心勃勃，打算幹出一番事業的時候，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雲打斷了這一切。
由於父母是醫學專家，父親在解放前夕出過國、留過學，因此在那些顛倒的日子裏，鍾南山成了“走資派”的狗崽子，“反動學術權威”的後代。這樣大的帽子緊緊地箍在了鍾南山的頭上，壓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
1969年，鍾南山參加了下鄉的醫療隊，到了河北的寬城縣。
痛苦中，鍾南山決定離開北京，離開這個曾給他帶來輝煌獎牌、也給他刻上傷心印記的地方。
1971年9月，拖着孱弱的軀體，抱着幾本醫學書籍，鍾南山一臉疲倦地踏上了南下的列車。對於這次選擇，他心中沒底。
剛從北京回到家的一段時間，鍾南山總覺得父親的眼中充滿了難解的憂慮，直到有一天，不愛說話的父親突然向他問了一句：“南山，你今年幾歲了？”鍾南山一下子似乎還沒明白父親的用意，恭恭敬敬地回答：“36歲。”“唉，都36了，真可怕……”父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沒再對鍾南山說什麼。
這一夜，品味着父親尚未說完的話，他明白父親的苦心。許多年後，鍾南山總是對別人說，他的醫學事業是從36歲開始的。
43歲留學英倫
1979年，鍾南山抱着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的強烈願望，通過了國家外派學者資格考試，獲得赴英國爲期兩年的進修機會。
出發那天，正好是鍾南山43歲生日。
經過9天的長途跋涉，鍾南山終於在1979年10月28日到達倫敦。可是，按照英國的法律，中國醫生的資格在這裏不被承認，因而不能單獨爲病人治病，只能以觀察者的身份參加查房和參觀實驗。鍾南山的導師弗蘭裏教授甚至說：“你在這裏只能呆8個月，以後你要自己聯繫到別的什麼地方去。”那天晚上，鍾南山徹夜難眠；祖國科技落後，我一定要爭口氣。
鍾南山從自己身上先後共抽了600毫升血，做了近30次試驗，將呼吸實驗室裏的一臺閒置了大半年的血液氣體張力平衡儀修好。接着就開始搞“吸菸(一氧化碳)對人體影響”的課9題。爲了取得第一手數據，他連續吸入一氧化碳並多次抽血測定濃度。當一氧化碳的濃度達15%時，他感到頭昏腦漲，直至血中一氧化碳含量達到22%，這相當於一個人連續抽60多支香菸。鍾南山的實驗取得了滿意的效果，不但證實了弗蘭裏教授的一個演算公式，還發現了一個推導的不完整性。那天，弗蘭裏教授一下將鍾南山抱住，連連說：“謝謝你，謝謝你證實了我多年的設想，祝賀你有新的發現。”他又問：“你打算在這裏幹多久？”鍾南山說：“你不是說只能呆8個月嗎？”“不！你願意在這裏幹到什麼時候都可以。”弗蘭裏教授非常肯定地答道。
在英國的兩年間，鍾南山與英國同行合作，先後取得了6項科研成果。鍾南山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我終於讓他們明白了中國人還是有值得別人學習的地方。我第一次感覺到做中國人的驕傲。”
被推到了一場大戰的最前沿
2003年春天，一場突如其來的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把鍾南山推到了一場大戰的最前線。
2003年1月21日，鍾南山臨危受命，被任命爲廣東省非典型肺炎醫療救護專家指導小組組長。通過對三十幾名病人的會診和搶救，專家們起草了一份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的調查報告，在這份報告中，第一次將這種病命名爲“非典型性肺炎”。
鍾南山被推到了一場大戰的最前沿。
就在疫情愈演愈烈的時候，身爲廣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長的鐘南山主動請纓，提出了一個讓人吃驚的大膽要求：把最重的病人送到呼吸所來。
於是，鍾南山領導的廣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成了廣東省非典救治工作的技術核心和攻堅重地，短短的幾天之內，六十多名危重病人從各家醫院轉送過來。
在抗擊非典型肺炎的初始階段，由於醫護人員與病人“密切接觸”，往往是搶救一個人，放倒兩三位醫務人員。每天，鍾南山不管多忙、多累、多晚，必定要到病房走幾趟，除了看病人外，還要了解每一位同事的身體狀況，檢查每位醫護人員的隔離措施是否到位。
面對病人，鍾南山總是親切地詢問病情並親自檢查。天冷時，他總要用手把聽診器搓熱，並從語言上給病人極大的鼓勵和安慰……無論鍾南山出現在哪家醫院，病人都覺得快樂和放心。
雖然鍾南山對自己的身體很有信心，但病魔還是悄悄地襲來，2月18日，連續38個小時沒有閤眼之後，由於過度勞累，鍾南山病倒了。在醫院住了一晚之後，鍾南山偷偷跑回家，以家爲病房，進行自我治療。在相濡以沫的夫人的悉心照料下，鍾南山兩天後就退了燒；稍微休息兩天，他又活躍在病房。
在鍾南山的指揮下，廣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逐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療方案，大大提高了危重病人的成功搶救率，降低了死亡率，而且，明顯縮短了病人的治療時間。這套方案後來被多家醫院所採用，成爲通用的救治方案，同時，在鍾南山的主持下，《廣東省非典型肺炎病例臨牀診斷標準》也很快出臺。
另外，鍾南山還大膽的提出，攻克SARS難關需要國際援助，國際協作，需要綜合各國優秀的科技成果和技術，共同來攻關，只有這樣纔有可能解決問題。
4月12日，鍾南山主持的聯合攻關組宣佈，從廣東非典型肺炎病人器官分泌物分離出兩株新型冠狀病毒，顯示冠狀病毒的一個變種可能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主要原因，四天之後，這一結果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正式確認。
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生活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鐘南山，盡顯了作爲一個科學家的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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