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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因爲馬加爵是名大學生，我們的“教育”頓時成了箭靶子。有人痛斥時下的大學教育缺乏心理指導，有人針對農村學生進城後該如何處理內心落差侃侃而談，甚至，有人將一切罪過歸結爲“是教育取向失察的後果”。
一個人心靈極端扭曲直至犯罪，果真就能被當作典型，然後推斷出我們的教育是失敗的？
即使，我們給予青少年的心理指導確實不夠多，重技藝輕人文、重學歷輕素質的教育傾向也確實存在，但，這樣一個教育環境仍然不足以製造出“屠夫”。同樣來自農村，來自貧寒的家庭，也成長在一個相似的教育環境下，可我們更多看見的，是人們發奮圖強，用自己的智慧、雙手改變命運，而且，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樂於奉獻社會、回報社會。我們豈能因爲一個馬加爵便否定整個教育環境，更去懷疑來自農村的青少年的品質？
問題還在於，如果教育果真就能改變一切，那麼人類豈不是早就該消滅犯罪了？而事實是，古今中外的“變態殺手”似乎無法滅絕，而且與教育背景無關，比如發生在美國校園裏的多起持槍殺人案，比如發生在北歐的殺人、吃人案，馬加爵三天殺四人大概也在此列。既然我們已經承認人類天性中確有惡的一面，那麼又何必硬要讓“教育”來當替罪羊呢———再怎麼教育，恐怕也無法避免羣體中會產生異數，因爲概率。
任何文明社會，防止犯罪的手段不外乎兩種，一是通過感化、教化，去培育人性中的善根，遏制惡念，二是通過法律懲戒產生強大的威懾力。現在，我們所能做的，其實就是兩手都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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