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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佈“5年內取消農業稅”時，會場上掌聲雷鳴。全國政協委員甘宇平激動地說：“這就是民心，這就是民意，這就是民願。”
早在去年，浙江、廈門等沿海地區已陸續減徵和免徵農業稅。今年伊始，從山東省的章丘市到陝西省的延安市，以及北京、杭州等地，紛紛宣佈對農業稅實行減免。
還是在今年的“兩會”上，一些代表委員除了高度讚譽中央政府取消農業稅的舉措外，也表示了他們的擔心。
分析已經宣佈取消農業稅的部分地方的經濟實力後，全國政協委員王翔說，在這些地方，農業稅在財政收入中所佔的比例很小，“不在乎那麼幾個小錢”，取消就取消了。而在中西部地區，總體上經濟不發達，農業稅是一筆不小的收入，取消起來很困難，特別是有的縣、鄉鎮政府冗員嚴重，行政開支赤字長期存在。在這種背景下，讓他們放棄農業稅這塊“肥肉”，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農民減負的根本在於減官，而這恰恰是取消農業稅後，我國各級政府必須直面和想辦法解決的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任玉嶺的說法更直接。
他說，取消農業稅，中央和省級政府會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一般不會對基層工作產生太大影響。但要把這項改革搞徹底，必須精簡縣鄉機構。
任玉嶺長期從事農村工作研究。他認爲，當前農民負擔過重的主要原因是官多。行政機構的無限膨脹，財政供養人員的無限增長，不僅“吃掉”了農村改革的衆多成果，而且給推進農村改革設置了障礙阻力。
據瞭解，1979年，我國在編機關幹部279萬人，1989年擴大到543萬人，1997年黨政幹部總數達到800多萬人。權威人士估計，全國僅縣和縣以下由農民養活的幹部(不包括教師)，就高達1316.2萬人。
我國曆代民與官的比例是，西漢7945∶1，唐朝2927∶1，清朝末年911∶1。近10年來，民官比例已經縮到40∶1。例如，湖北襄陽縣1993年全縣財政供養人口爲16667人，2000年達到34699人，7年時間增長了1倍多。
任玉嶺說，世界上很多國家只有三級政府，而我國是五級政府，即中央、省、市、縣、鄉，體制之複雜、機構之臃腫世界罕見。
他舉例說，有一個30萬人口的小縣，財政供養人數高達1萬多人，通過亂收費供養人數達5000多人。到了鄉里，除了中央的外交部沒有對口單位，其餘是應有盡有。一般說七站八所，其實比七站八所還要多。什麼農機站、水利站、城建站、計生站、文化站、林業站、廣播站、土管所、財政所、派出所、工商所、郵政所、供電所、司法所、信用社、法庭等等。一個鄉財政供養人數高達三四百人，最多的到了1000人。“這麼多人，要吃要喝要蓋辦公樓、住宅樓等。他們中的有些人要吃要喝不能滿足時，就要亂收費。只要有這麼多的人存在，‘三亂’就不可避免。”任玉嶺說。
他認爲，中央下決心在5年內取消農業稅的同時，要認真研究並採取措施，解決縣鄉甚至是村一級機構臃腫的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何秉孟也建議，取消農業稅後，縣、鄉、村幹部繁重的徵稅工作基本解除，應趁此機會，大幅度裁減縣、鄉、村機構和幹部，從根本上爲縣鄉財政解困。在這三級機構和幹部裁減之前，中央和省級財政應拿出相應的轉移支付，以彌補相應缺口。
除了精簡鄉村兩級機構外，一些代表委員還建議，減輕農民負擔和緩解農村基層財政面臨的窘況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需要採取同步措施。王翔委員說，根據有關專家論證，最有效的辦法是恢復酒類專賣，收取稅費，增加財政收入來彌補取消農業稅的缺差。
他說，世界上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大都實行酒類專賣，而我國卻沒有實行類似制度，每年因此“流失”的財政資金約在700億元到800億元之間。而去年我國農業稅總共才338億元，兩者相抵，財政每年還能多增收300多億元。
他還提到，在改革稅制的同時，要進一步加大對農村稅費、集資行爲的監管力度，該禁止的堅決禁止。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說，現在還徵收農業稅的國家，世界上只有中國、越南等四五個國家。如果免徵農業稅，完全可以用恢復酒類專賣所增加的財源，來彌補這一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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