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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剛剛閉幕的兩會上，遼寧省2 7位兩會代表聯合提案，請求國家解決瀋陽故宮文溯閣藏本《四庫全書》運返瀋陽問題，這是關於《四庫全書》索回與留存的問題第二次被提到全國兩會的議案裏這部舉世矚目的中華瑰寶的保存權再次被人們所關注。
走進瀋陽故宮的正門，兩旁蒼松猶在，金鑾殿卻冷清的很。這是初春的瀋陽，雨滴夾雜着小雪落下，陰陰的天，陣陣的冷風襲來。如果說北京的故宮雄偉，那麼這裏的故宮就是雋秀，在這個以宮高殿低爲特色的滿清宮廷建築羣的西邊角落，靜靜地矗立着兩個不同於別處的建築，一個是黑琉璃瓦的兩層閣樓和它西南5 0米處的現代平頂小樓，他們就是曾經長久存放《四庫全書》的文溯閣和藏書庫房。但現在，文溯閣保存完好，紫檀木的書架以及書案還在，可惟獨這文溯閣的主人———《四庫全書》卻遠在千里之外的他鄉，甘肅省蘭州。
“《四庫全書》和文溯閣是一體的，書閣合一是中華民族的一件大事。”指着空蕩蕩的文溯閣，瀋陽故宮博物院院長支運亭一臉的憧憬，但其中也包含着幾分無奈。從1 9 6 6年1 0月，這部文溯閣《四庫全書》出於備戰考慮遠赴甘肅避難至今已經3 8個年頭了，在這漫長的38年中，《四庫全書》與文溯閣天各一方，遼寧與甘肅兩省在索寶與留寶的道路上，艱難地走着。
送走容易“買”回難 文化部出面協調
從1966年9月份開始，地處瀋陽市中心的故宮西北角的一個小樓裏熱鬧了起來，這裏存放着文溯閣《四庫全書》的3.6萬餘冊善本，遼寧省圖書館的人在這裏對所有的善本逐本逐頁檢查，將所有的破損、老化情況記錄在冊，分裝在新做的木箱子裏，整理好順序，工作很緊張。
時任遼寧省圖書館副館長的韓錫鐸先生負責文溯閣《四庫全書》的整理工作，那時，所有故宮的書籍已經全部收歸遼寧省圖書館進行管理，但是考慮到文溯閣和省圖書館的保存情況，《四庫全書》名義上歸屬遼寧省圖書館負責，但收藏在故宮文溯閣西南50米處的小樓裏，這也是《四庫全書》離開瀋陽時所呆的地方。
“當時運走《四庫全書》是接到上級命令、出於備戰考慮，怕會發生戰事，對《四庫全書》造成損害，我們都特別理解，儘管也捨不得，但都盡力整理記錄書籍的保存情況，小心翼翼地搬運。起運是在10月份(1966年)，運送是完全保密的，用的是火車，路上走了好幾天。當時甘肅那邊是把書安排在了一個山裏邊收藏了起來。”韓錫鐸回憶着當時運走《四庫全書》的情景，甘肅就此成了《四庫全書》的避難所。
時光荏苒，國際局勢以經濟發展爲首要，仍然惦記着遠在他鄉的《四庫全書》的韓錫鐸心中有一個未了的心願，“我想親手接回《四庫全書》”。於是，索寶開始了。
1992年，遼寧省圖書館新館投入使用，人們不由得想起《四庫全書》，這個我國彌足珍貴的文化瑰寶，但當時，還沒有更加現代化的善本書庫可以長期保存《四庫全書》。到1997年，遼寧省圖書館投入巨資開始興建900多平方米的善本書庫，其中專門爲《四庫全書》設計建造了500平方米的專用庫房。
而後遼寧省文化廳將希望將《四庫全書》運返的請求上報給了文化部，不久，文化部成立了專家調查組，對遼寧和甘肅兩省的保存收藏情況做出了綜合性的考覈，最後得出結論：《四庫全書》適合回到遼寧。
2000年，文化部向國務院報送了有關《四庫全書》返遼的有關請示，認爲應將文溯閣《四庫全書》運返瀋陽，由遼寧省圖書館保存。至於甘肅省30多年保管《四庫全書》所付出的費用、遼寧省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2000年5月6日，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批准同意了文化部的請示。
“但是，《四庫全書》並沒有因此就順利地回到瀋陽。”遼寧省圖書館辦公室的盧丹主任告訴記者，“當時文化部的請示批下來之後，我們確實以爲《四庫全書》應該很快就可以回來了，館裏爲迎接《四庫全書》也開始忙活了，那時還有一個文化部的副主任組織了遼寧和甘肅兩省的省長、文化廳廳長、以及省圖書館館長開會研究具體的細節和經濟補償數額。”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已經萬事俱備，只欠兩省在經濟補償數額上的共識，達成協議，《四庫全書》就可以順利返遼了。“但也就是這個經濟補償的數額，兩省之間始終不能達成協議。具體數字我不清楚，但據說是遼寧省難以支付的龐大數額。”
索書提案交兩會 遼寧要書閣合一
自從2000年兩省高層領導和主管單位在文化部的主持下協調無果之後，瀋陽文溯閣《四庫全書》索回開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以提案的形式被提交。
“其實在1996年，我就在省政協會議上提交了提案，希望儘快索回1966年運往甘肅的瀋陽故宮文溯閣《四庫全書》，而且得到了很多文化界知名學者、專家的響應。”瀋陽故宮博物院院長、瀋陽市人大代表、遼寧省政協委員支運亭告訴記者，“今年全國兩會之前，我再次提交了提案給省政協會議，我有信心，《四庫全書》會回到瀋陽故宮文溯閣。”
提到與甘肅方面的接觸，支運亭坦言這其中有很多既可笑又無奈的變數。“我們和甘肅方面沒有過什麼直接的交涉，甘肅不和我們談，他們說這些都是國家的事，《四庫全書》是中國的，放在哪裏得聽中央的。”可是，實際上《四庫全書》的存放和運返的問題，國家主管部門確實曾經給予過關注。
2003年3月，遼寧省人大代表孫淑君就帶着“關於瀋陽故宮文溯閣所藏國家珍貴文物《四庫全書》歸還遼寧瀋陽”的提案進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表達了希望“國寶回家”的願望，這也是遼寧省就《四庫全書》“書閣合一”的問題，從工作請示向兩會提案的一個升級。
“而後文化部確實因爲《四庫全書》協調過甘遼兩省的工作，然而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支運亭對此很是無奈，於是，在今年的兩會之前，他又再次起草了索回《四庫全書》的提案，“這次我們還會更努力，我已經聯絡了很多文化界的專家、學者、知名人士，《四庫全書》必須跟文溯閣在一起，才能發揮它們的價值，這對於中國歷史、滿清文化的研究極爲重要。”
提到文溯閣與《四庫全書》“書閣合一”的重要性，支運亭慷慨激昂，“文化和歷史的完整性，是決定歷史價值的最關鍵因素，滿清入關360年，創造了歷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當年乾隆將瀋陽故宮《四庫全書》藏書樓定名文溯閣的時候，就是爲了紀念這個入關前的都城‘盛京’是他們滿清文化的發源地。”
“其實文溯閣《四庫全書》從1782年收藏到1966年運往甘肅，其間將近200年的時間，當中曾經因爲國勢動盪運出運回過兩次，都未曾有過閃失。”支運亭講述《四庫全書》曾經被運往北京和黑龍江的經歷，他對於甘肅方面提出的關於經濟補償的金額和瀋陽不合適保存《四庫全書》的說法給出了明確的回答，“經濟補償我們也贊成，但是不能獅子大開口，靠國寶要挾賺錢，這個我們不能答應，另外，甘肅提到他們是對《四庫全書》負責，說瀋陽氣候不適合保存，簡直可笑。瀋陽和甘肅保存《四庫全書》的地方緯度一樣，可是甘肅更乾燥，善本書籍紙張的纖維很多已經繃斷了。而且，說他們有管理經驗，有研究人員，那怎麼還會讓《四庫全書》被水淹了呢？”支院長說着，拿出一張紙，上面寫着，“由於經費短缺，寧夏圖書館暖氣管道嚴重老化，使用20多年不能更換。2002年，他們只好決定停暖。不久，自來水水管凍裂，書庫被淹，包括《四庫全書》和民國時期報刊在內的上萬冊圖書罹難。其中總共1620冊的《四庫全書》，有500餘冊浸水變形。(據《光明日報》2003年6月19日4版記者莊電一)”支運亭氣憤地表示，“這是對國家的不負責，對歷史的犯罪。”
蘭州也建文溯閣 甘肅想既成事實
至於爲什麼文溯閣《四庫全書》始終未能返回遼寧，說法也是不一。韓錫鐸解釋，他曾經與甘肅省博物館的一些同志私下裏就《四庫全書》的事情交流過，瞭解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甘肅省圖書館還曾經爲運還《四庫全書》做過充分的準備，但上級主管單位不同意送返。
記者打電話找到甘肅省圖書館主管單位甘肅省文化廳的時候，社會文化處的一位工作同志說，“我們省委有規定，關於《四庫全書》的事情不能接受採訪。”當記者表示只是想了解一下《四庫全書》的保存情況的時候，她又說，他們什麼都不能說，倒是相當痛快地給了甘肅省省委宣傳部的電話。
省委宣傳部的答覆是“這件事主管的是新聞處”。記者找到了新聞處分管此事的李志學處長，但李處長的回答卻讓人感到有些奇怪，“《四庫全書》的主管單位是文化廳，我這裏不瞭解情況，你還是得找文化廳，可以找他們那裏的王副廳長嗎！———就是王副廳長，一個女同志———接不接受採訪是他們的事情。”儘管記者再三表示想知道這位主管領導“王副廳長”的名字，但沒有結果。
這位王副廳長的電話始終沒有人接，最後，一位文化廳辦公室的同志讓我們將電話打回文化廳社會文化處，找那裏的樑世俊處長了解情況。
接通樑世俊的電話，記者首先說明來意，樑處長卻首先告訴記者，關於《四庫全書》的事情，他們知之甚少，“《四庫全書》到了甘肅一年以後曾經換過一次保管庫房，至今這些書仍然保存良好。不僅沒有損壞，而且有很多曾經發黴的地方鹼化了。我們這裏的條件很好，更適合善本書的保存。”而且一再表示，“我們省裏各方面的領導對這件事非常重視，我們盡力做好《四庫全書》的保管工作。”當記者提到曾經報道過的甘肅省出資3000萬建設新文溯閣的時候，樑世俊告訴記者，“這個事情不能說，具體的位置也不能告訴你們，這是從安全角度考慮，新的庫房條件相當好，以後可能會對外開放。”而且說：“等以後搬到了新建的文溯閣的時候，省裏會請一些專家學者對文溯閣《四庫全書》進行研究。”至於印有瀋陽“文溯閣寶”《四庫全書》返遼之事隻字未提，而且告訴記者：“甘肅這裏的條件好，適合保管《四庫全書》。我該說的都說了，國家的事情我沒有權力回答，不問這個事情好不好？”後掛掉電話。
對於遼寧提案索回《四庫全書》的做法，甘肅負責文溯閣《四庫全書》保存的甘肅省圖書館的孟書記明確表達了不同觀點，他認爲，當年文溯閣《四庫全書》是經中央批准撥交甘肅保存的，而文溯閣《四庫全書》這樣國寶級的文物其所有權屬於國家，因此不存在歸“趙”的問題。同時，甘肅省在近40年的保存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保存經驗。目前，《四庫全書》配備了高層次的專門管理人員及研究人員，確保了《四庫全書》的萬無一失，今年專門爲文溯閣《四庫全書》修建的藏書樓也將投入使用。而且甘肅氣候乾燥，極其適合保存這樣的古籍，《四庫全書》在甘肅保存期間，書籍上的黃斑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有減少的趨勢。2000年7月，國家文物局、文化部等部門組織有關專家專門對文溯閣《四庫全書》在甘肅的保存情況進行了檢查，當時的結論是保存情況很好。因此，從有利於文物保護的角度來說，文溯閣《四庫全書》還是應該由甘肅保存。孟書記將瀋陽的做法打了比方，稱瀋陽的做法就好似甘肅將流失於全國各地的敦煌文物向各地索回一樣，極其不現實。
《四庫全書》及文溯閣
《四庫全書》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開始編纂的，此時“康乾盛世”已經達到頂峯。編纂工作由乾隆的三位皇子永瑢、永璇、永領銜，二十多位軍要大臣共同負責，劉統勳、和等人皆名列其中，有4400多人蔘與《四庫全書》的編纂。而後，又徵調了全國各地保舉經考試錄用的3800多名落第舉子，用工整小楷繕寫了七部。從編纂開始至最後一部抄寫完畢，共歷時十五年。
這七部印刷品時代的手抄本《四庫全書》分別藏於專爲收藏此書所建的文淵閣、文溯閣、文津閣、文源閣、文宗閣、文匯閣和文瀾閣中。其中保存在瀋陽故宮文溯閣中的《四庫全書》是全部七部中的第二部。文溯取“溯間求本”之意，寓意“不忘祖宗創業之艱，求子孫守文之模”。
文溯閣所藏是乾隆四十七年抄成的正本，整部《四庫全書》收錄書籍3461種，7.9萬卷，3.6萬餘冊，221萬多頁，9億多字，分裝在6600餘隻楠木盒中。同年11月至翌年初，分四批由“四庫”總校官大學士陸錫熊從北京護送至瀋陽，全書以細膩、柔軟、不易折毀、可久藏的開化紙、竹紙爲書頁，用香楠木二片上下夾之，並束以綢帶，裝在香楠木匣內。書面都是絹面，“經部”用黃絹和綠絹，“史部”用紅絹，“子部”用藍絹，“集部”用灰絹，每冊書首頁蓋“文溯閣寶”朱印，尾頁蓋“乾隆御覽之寶”，每匣上面均刻有書名。
從成書至建國近200年間，文源閣、文宗閣、文匯閣和文瀾閣四部《四庫全書》被焚，有所失散的文津閣之書保存於國家圖書館。
只有瀋陽文溯閣的《四庫全書》至今仍保存完整，但在1966年中蘇關係緊張的局勢下因備戰的需要，祕密運抵甘肅省，至今未曾回到瀋陽文溯閣內。
爭“書”背後的“文化牌”
遼寧省在1997年底，根據文化部專家組關於“修建地庫保存《四庫全書》的意見”，遼寧省政府撥出340萬元專款開始爲遼寧省圖書館修建地庫。2001年7月，建築面積近千平方米，具有防盜、防潮、防曬、防火、防震多功能的現代化地下書庫竣工，資金總投入達千餘萬。2002年10月投入使用，其中500平方米的地下善本庫房爲《四庫全書》專留。
另外，瀋陽故宮博物院爲了能夠以物質基礎支持“書閣合一”的可行性，對原瀋陽故宮文溯閣西南藏書閣進行了新的裝修和硬件基礎建設，已經在瀋陽故宮內投入上千萬元建設地下文物善本庫。而且根據不完全統計，如果《四庫全書》能夠回到瀋陽故宮，在善本整理、修繕，文溯閣設施修葺、加固等方面的人力物力投入需連續10年，總共需要投入200萬元。這就是說僅瀋陽故宮博物院一方已經爲保存收藏《四庫全書》投入資金將近2000萬元人民幣。
1999年5月，甘肅省政府作出了在省城蘭州立項修建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庫的決定，在蘭州黃河岸北山九州臺修建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樓。這座投資3000多萬元的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樓已於2002年開工建設，該工程佔地52.89畝，現已進入古建裝飾階段，預計今年9月基本竣工。屆時，這座仿明清風格的書庫文苑，將與《四庫全書》相得益彰。也正是在2000年12月2日，甘肅省九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作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文溯閣〈四庫全書〉保護工作的若干規定》，重申了文溯閣《四庫全書》在甘肅經濟和文化建設中的法律地位。
《四庫全書》的史學價值、文化價值都是舉足輕重的，《四庫全書》是一部堪稱瑰寶的圖書與文物，用彌足珍貴來形容並不爲過。就像人們喜歡名牌一樣，哪個地方擁有了《四庫全書》，也就擁有了值得炫耀的深厚文化底蘊。也正是因此，一部完整的文溯閣《四庫全書》使得遼寧、甘肅兩省紛紛花費重金建設保存庫房，以此爭取對其的“保管權。”
在這場《四庫全書》索回與留存的爭鬥中，兩省投入鉅額資金的基礎建設，龐大的人力資源投入，使它看起來更像是一場紛紛出價的“競標會”。尤其是甘肅巨資興建文溯閣藏書樓的舉動，不難看出甘肅這樣一個不算富裕的省份，對《四庫全書》將帶給他們的經濟和文化效益具有的信心。
如此說來，遠在西北地區的甘肅都不失時機要以飛來的寶貝《四庫全書》裝點自己的文化外衣的話，瀋陽這個滿清文化的發祥地，自然更是不會放棄拿《四庫全書》這樣重量級的國家瑰寶來提升其文化名城的地位，尤其是在瀋陽“一宮兩陵(瀋陽故宮、昭陵和北陵)”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驗收待批的關鍵階段。故宮博物院院長支運亭的省政協發言稿上就有這樣一段話印證這個不爭的事實，“瀋陽故宮文溯閣藏本《四庫全書》應儘早要回，實現‘書閣合一’，爲振興遼寧文化經濟事業做出貢獻……今年瀋陽故宮將要被聯合國批准成爲世界優秀歷史文化遺產，然而，作爲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文溯閣與其藏書卻天各一方，缺少了完整性，使之失去了世界文化遺產的文物價值，將對申報帶來不良影響。”
這就清楚說明了對於城市經濟建設而言，文化已經成爲極具分量的一張牌，城市之間的競爭，很大程度上演變成爲文化底蘊、城市氛圍的競爭。以文化品牌包裝城市，是近年來世界各國城市競爭的重要手段，於是，便不難理解這場持續多年的《四庫全書》索回與留存的爭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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