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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公安警官職業學校心理學教授劉援朝剖析馬加爵心理歷程
新聞背景
2004年2月23日中午1時20分，昆明市公安局接報，雲南某大學外國語學院學生公寓一房間內發現一具男屍。經公安機關現場勘察，在該宿舍櫃子內共發現4具被鈍器擊打致死的男性屍體，死者均爲該大學2000級生物系學生。
有重大作案嫌疑的馬加爵潛逃。3月1日公安部發布A級通緝令，通緝在逃殺人犯罪嫌疑人馬加爵。
3月15日19時30分左右，公安部A級通緝犯馬加爵在海南省三亞市河西區落網。
馬加爵落網已經5天了，亡命天涯近兩個月，與乞丐爲伍的日子宣告結束。被抓獲的那一刻，對他來說是地獄之門的開啓，還是流亡日子的完結？
互聯網上不乏馬加爵各個時期的照片，初中的他還是一臉憨厚，嘴角沁着一絲淺笑。不禁讓人懷疑，長大後的他到底是不是那個錘殺4人，落魄被捕的犯罪嫌疑人。
偏執動機
一副撲克、一次爭吵，就激起了殺機。這個太過簡單的殺人動機，讓看慣了複雜警匪片的人們一時摸不着頭腦。
“其實，大多數罪犯在實施犯罪時，是沒有明顯犯罪動機的，或者說是沒有功利性的動機。”天津市公安警官職業學校心理學教授劉援朝解釋道。並非圖財害命，並非情海生波，更非深仇大恨……卻能致人於死地。
劉援朝認爲，這種沒有明顯目的、預謀的傷害作案，被稱爲機遇性犯罪或激情性犯罪，這與罪犯的性格特徵密切相關。“也就是說，發生此種行爲的人，大都非常偏執、極端。他們一般都是不撞南牆不回頭，甚至撞了南牆也不回頭。”
這樣的偏執往往會引發一些匪夷所思的結果。劉援朝回憶說，某省曾經有一個消防中隊的隊長，因爲點名時有兩名隊員遲遲未歸惱怒不已。等兩人趕到，他竟拔出手槍把兩名隊員“就地正法”。“這有什麼動機呢？這就是一種純粹的變態人格。”
變態人格
變態人格又叫人格障礙，病態人格。“具有早發性、持續性、終身性、生理性的特點。”劉援朝認爲，這種人格更主要是由環境，早期、青春期教育環境造成的。
馬加爵生長在農村，他的外部環境相對封閉，他的個人空間非常狹隘，個人需求往往得不到滿足。他對社會、對別人的理解始終是“矇昧”的。他和父母的溝通幾乎是零，老實的父母並不能及時洞悉兒子的複雜心理，只是在大一時接到過一封兒子的家書。
打牌時的口角只是馬加爵殺人的導火線。事實上，他的殺人動機有着深層次的原因。馬加爵從小到大都處在一種壓抑的狀態中，他的內心始終是孤獨的，沒有人能理解和安慰他，父母只是覺得這個安靜的孩子善解人意。時間長了，他對世界、對別人的看法就會產生扭曲。高三時的一次突然出走，是他被壓抑的心理問題的爆發。大學裏，馬加爵曾經被忽略的缺陷性格使他的發揮受到了限制。他無法被別人接受，他也總是懷疑別人，積怨越來越深，最終導致了極端的報復手段。
劉援朝提到一個統計數據：上世紀70年代以前，我國具有變態人格的人羣僅佔萬分之幾。而不久前的一項研究資料顯示，現代中國社會的變態人格人羣上升到了百分之六點多。“我爲此專門和兩位來津的美國學者探討，究竟這個數據準不準？美國學者認爲這個比例還是有可信性的，在美國這部分人羣要達到6%。”
而在這6%的人羣中，又會有6%-9%可能患上精神疾病。其中，變態人格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自卑、對現狀嚴重不滿。家境貧寒的他將自卑心理深埋在內心深處，臨近畢業分配的時候，這種心理更加脆弱，別人一次無心的話語都可能成爲馬加爵的殺人動機。
冷血殺人
馬加爵殺人不是一天完成的，從13日到15日，事隔三天。在13日第一次殺人後，他依然從容自若地睡在了這個宿舍，15日殺完人後還是睡在這個宿舍。他不忙不慌，就像完成一個實驗報告一樣，按部就班地生活着，期間他甚至制訂了詳細的逃跑路線。
“冷酷”，這是記者最先想到的詞彙，無法將他和那個父母眼中的乖孩子聯繫在一起。每一具屍體都被馬加爵默默地鎖在樂櫃子裏。爲此，他還修好了其中一個櫃子的鎖。
劉援朝表示，這是由變態的反社會性人格特徵、偏執性人格特徵造成的。這種人大多自私、冷酷，嚴重對社會不滿，他們會認爲所有的人都對不起自己，極易具有攻擊性。但他們的冷酷卻並不是針對所有人的。“他可以殺人，卻很孝敬父母。考上大學以後，體會到父母的辛苦，馬加爵不再向家裏要錢，經常在外面打一些零工。”
這種變態人格犯罪心理，一般會特指到某一個方向，不斷地變化、泛化。不可否認，這種人也有非常善良的一面，例如有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殘忍地殺人，卻對小動物充滿關愛。
不堪歧視
在馬加爵老家的屋內，掛着一幅水墨畫，上有一個極大的“忍”字。這樣的“忍”讓馬加爵得了內傷。
劉援朝說，以馬加爵的現象綜觀現在社會，生活中經常會無法避免地出現一些正面衝突，這會引發出大多數人積蓄在心中的不滿，但真正將不滿付諸行動的人畢竟是少數。“每個人的心理承受度是不一樣的，你認爲自己可承受的，未必別人能承受。在充分了解自己的同時，還要了解別人。拒絕歧視是現代人的生活理念。‘拒絕歧視’包括兩個含義，一是不歧視任何人，是基本的尊重和禮貌；二是每個人都有可能遇到很多歧視，但永遠不要被歧視壓垮，這是我們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
現在社會中，家長越來越強調孩子的學習能力，這其實是一種捨本逐末的方法。三種能力越來越明顯地體現在社會實踐中：與人合作的能力、適應社會的能力、承受挫折的能力，這三種能力無不體現着在社會上生存的根本。
劉援朝舉例說，越來越多的人讀到研究生畢業，由於害怕面對社會，不敢與人交往，又選擇了繼續深造。等讀到了博士畢業便出現高度緊張，一方面來自社會對自己的高度期望值，另一方面卻是對自己的社會適應能力感到手足無措。這種人的內心其實已經是不堪一擊了。
歸案解脫了心靈
警方在抓到馬加爵的時候，他身上除了2400元人民幣，還有一個錄音機和三盤錄音帶。據說，逃亡中的馬加爵，用錄音機錄下了自己殺人的全過程及動機。儘可能毀滅證據的做法並沒有在馬加爵身上出現，他的做法無疑是爲保證自己能夠被順利定罪。
每個罪犯都有一種“歸因”心理。劉援朝告訴記者，人在完成一件事情的時候，總會反思自己爲什麼會這樣做，罪犯也一樣。馬加爵的錄音無外乎有兩種可能：其一，批判性地反思自己的行爲，爲自己做過的事情表示後悔，也許是“我錯了”、“我不應該”之類的話；其二，就是在逃亡中掙扎的他，依然推卸自己的責任，發泄心中的不滿，逃避自己的罪行。“因爲他們冤枉我了”，“因爲他們把以前的事都說出來了”。
外界沒有人真正清楚那錄音帶裏到底記錄了什麼，但可以肯定的是，馬加爵已經有了歸案的思想準備。他等待的是一種解脫，這種解脫來自於“歸案”。
馬加爵是一口警鐘
面對審訊，馬加爵近乎“坦然”，思路清晰，回答問題也有條有理，在他的概念中，沒有後悔。
馬加爵歸案了，4個死者也可以瞑目了，但當一切塵埃落定，是不是應該想一想，誰該爲他所做的一切負責呢？
他的父母？老實巴交的他們，怎麼也不願意相信這就是那個“從沒有發過脾氣”的“好孩子”乾的。他的老母親有病在身，老父親也是含辛茹苦、忠厚待人。馬加爵幾乎是他父母最美好的希望。
他的學校？走出農村的孩子都被稱作“跳農門”，說的就是跳出貧苦受欺的農村。成績的好壞，決定着他們是否能夠出人頭地，擺脫貧苦的生活。初中、高中的馬加爵無疑是出色的，除了他那一次意外的出走，他就是“跳農門”最佳人選。“讀不了高中就只有回去種田”是老師常常用來鞭策學生們的話；對於農村子弟而言，似乎刻苦讀書就是改變人生軌跡的惟一路徑。
他所在的這個社會，在農村子弟與城鎮子弟共處時，都像一隻醜小鴨，在蛻變之前永遠無法融入天鵝羣。他們是“土”的代名詞，始終被隔離在城市化交際圈之外。當社會吝嗇於給予不同的人同等的愛的時候，一些人的人格開始慢慢崩塌。
小時候，看過一個希臘的故事，記憶猶新。說的是一個劫匪被官兵給捉住了，像大清帝國一樣拉到“菜市口”準備處以極刑。他的老母親聞訊趕來見他最後一面。看到哭哭啼啼的老母親，這個劫匪就叫她過來，說有話要跟她講。老母親依言將耳朵貼到兒子嘴邊準備聽他的遺言，沒想到這個兒子一口咬掉了母親的耳朵。
爲什麼他要這樣做？她母親又震驚又氣憤，兒子告訴母親：“我以前小的時候偷吃自家的芝麻，你不說；後來長大一點我偷鄰居家的針，你也不說；後來我長成一個少年了，就經常在街邊偷些小玩意兒，你還是不說；等到我長大成人，那些小東西我都不在乎，去做劫匪犯下滔天大罪了，你纔來哭，你這個母親做到哪裏去了？”
馬加爵小時候並沒有小偷小摸，也沒有大奸大惡。在大家眼中一直是好學生，有前途的人。那麼馬加爵到底應該咬誰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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