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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家長們被“勸返”
3月21日上午9時，河北省承德市興隆縣孤山子鄉沙坡峪村小學院內。北京市朝陽醫院職業病科主任醫師王滌新一下車，就被村民圍了起來。
“您幫我看看我們家孩子的化驗結果，是不是鉛中毒？”
“爲什麼化驗單上沒有蓋章？”
“你們敢對這化驗結果負責嗎？”
在人羣中，還包括昨天晚上剛從北京被“勸返”的鄧金強的母親。
她告訴記者，3月19日晚6時，她就拿到了化驗單，但是沒有人和她解釋，化驗單上的一串串數字意味着什麼。在此後一天多的時間裏，也沒有醫生向他們解釋，只有村裏和鄉里的幹部一個勁地“勸返”。
3月20日晚，在鄉、村兩級幹部的一再要求下，鄧金強的母親帶着滿腹的疑問和擔憂回到了沙坡峪。今天一大早，她又帶着鄧金強趕到了村小學，她要當面向北京來的專家問個明白，纔好放心。
事實上，像鄧金強的母親一樣，至今對孩子的病情持懷疑態度的沙坡峪村村民還有很多。而整個疑似鉛中毒事件從發生到現在已近6天。
叢宇被收治在朝陽醫院，其母說：“政府一直壓着不讓我們去，聽說叢宇現在高燒着呢，是什麼原因導致的，也沒個令人信服的說法！”
鄧金強的母親說：“化驗結果我們還沒弄明白，就被趕回來了。我們要去其他醫院自費檢查也不行，一說是河北承德來的，醫院都不理。”
縣委：要確保村民有序就診
興隆縣委辦公室賈主任用“政府好心辦了壞事”來解釋村民情緒不穩的原因。
賈主任說，事實上，興隆縣委縣政府、承德市委市政府以及孤山子鄉、沙坡峪村等各級領導班子從一開始就對該中毒事件高度重視，並積極採取了有力措施，確保學生的健康和社會穩定。
他所說的“有力措施”是指，村民有序進京、有序就診和有序返鄉。
而據北京一媒體報道，最遲從3月19日開始，進京村民就開始被“勸阻”：3月19日一大早，4名家長帶孩子在趕往北京的途中，被鄉政府工作人員半道截回，要求將孩子送往唐山。
今年一年級的張新雨的父親張佔行拉着記者，一個勁地追問他的孩子有沒有事。
在北京朝陽醫院提供的血鉛檢測結果上，張新雨的血鉛含量是81微克每升，按國際上兒童鉛超標100微克每升的指標來對照，應屬於不超標範圍。但是在這張檢測表上，張新雨的年齡註明的卻是25歲，屬於成人。朝陽醫院這種工作“疏忽”成了張佔行的心病。他懷疑醫院的檢測結果是否真實：“連年齡都弄錯了，你說這結果能相信嗎？”
他說：“我連事實還沒來得及說清楚，就被拉了回來，還不讓我們去別的醫院檢查。”
對此，縣裏3月19日給村民的解釋是：朝陽醫院已經超出了接納能力，牀鋪已經安排不下了，暫時不能再送孩子去北京檢查。但是有報道稱，當時朝陽醫院還有100多張牀位空置。
賈主任的解釋是，作爲一級黨委政府，他們有義務保證小學生的身體健康和首都的穩定，如果任村民和他們的孩子隨意進京，一是出了事找不到，再就是會給首都的穩定帶來麻煩。
溝通不暢，導致混亂
記者見到的最混亂的場面發生在朝陽醫院，是3月19日下午5時。
當時，村民們已經知道下午要出化驗結果，就聚在急診室門外。有部分小學生的症狀還沒解除，焦急的村民情緒一度失控，他們質疑爲什麼不及時安排孩子住院。
等到化驗結果下來後，由於沒有醫生出來對結果進行公開解釋，學生家長的緊張情緒更趨嚴重，對峙局面一直持續到晚上7時多。焦點在於，在場的政府官員說，有專家到住處分別解釋，而村民希望有專家出來公開解釋。
王滌新教授告訴記者，當時醫院內部對於要不要將化驗單發給學生家長，也出現了不同意見。一方主張馬上就發，而另一方則主張，等專家對檢查結果作出分析後，再下發。爲這個，院方就爭論了一個多小時。
這種混亂第二天又在沙坡峪小學重演了。
據興隆縣委一位同志介紹，3月20日上午，王滌新教授就到了沙坡峪村，但是她堅持，先對學校周邊的空氣等環境做調查和分析，再有針對性地開展檢測工作。而村民們等了半天不見專家的影子，就開始有意見。
這種溝通不暢同樣也發生在記者採訪時。
“這件事我們不清楚”、“不知道”、“你們不要再採訪了”，這是記者在採訪承德疑似鉛中毒事件時，相關負責人說的最多的話。
自3月15日疑似鉛中毒事件發生後，許多媒體對此事表示了關注並進行跟蹤報道。但是，除了3月19日下午朝陽醫院和承德方面召開新聞發佈會對學生髮病及救治情況進行通報外，再無人站出來解釋究竟發生了什麼和可能的原因分析。
3月19日下午5時，參加完新聞發佈會的記者向醫院負責人和承德當地領導詢問第二批接受檢查的小學生化驗結果，遭到拒絕。之後，記者拿着一位村民的報告單，向醫生詢問其中專業數據如何解釋時，他們告訴記者，晚上會派醫生到村民所住旅館進行解釋。當問到總體檢驗結果如何時，醫院值班人員告訴記者“你們有什麼問題都去找醫院黨委”。但當時已經是下班時間，院黨委辦公室空無一人，而第二天是週末，黨委人員並不上班。隨後，記者幾次想進入醫院採訪，但都被攔截。當晚7時，記者來到村民的居住地，這時前來對化驗單進行醫療解釋的醫生們已進屋，記者希望得知化驗結果，但一直守在門外的一縣領導將記者攔住。直至第二天中午，記者纔拿到了下發給來京村民的“化驗報告單”。
政府應急反應能力仍顯不足
“這說明政府對過去SARS等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的經驗教訓還沒有學好，至少是危機處理能力尚待提高。”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毛壽龍教授在得知相關情況後說，“政府和醫院還沒有完全學會應付大規模突發事件的處理方式和手段。”
他說，政府在面對這種情況時採取迴避、掩蓋的態度，是不正常不正確的，不利於事情的正常發展。在地方政府看來，媒體是具有殺傷力的，政府官員害怕在媒體面前說錯話會造成不良的影響，所以就乾脆閉口不談。但是這種做法阻礙了信息的公開和流通，會引起公衆不必要的猜測，對事件的發展和政府自身都會產生不利影響。
“政府在這種情況下，應該以一種積極、認真、負責的態度公開那些應該公開的信息。”毛教授說，“政府要做到一旦有消息就儘快公佈，即使是還不明確的信息也應該實事求是地告訴公衆。”這樣不僅能夠顯示政府的能力，也能夠促使政府更好地解決問題。對於承德疑似鉛中毒事件等此類的公共事件，政府是負有公共責任的，需要在處理事件時接受媒體的監督。同時，政府也應該學會利用輿論，藉助媒體發佈信息，澄清事實，消除公衆的疑慮。在2003年的SARS、遼寧海城小學生中毒事件中，政府積累了一些經驗，這就需要在今後的事件中運用進去。
他認爲，目前我國各級政府在面臨突發性公共事件的應急反應能力不足，其主要原因是制度不健全。政府應該完善信息公開制度，建立信息平臺。“去年SARS期間開始建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是信息公開制度的一種，這是一種進步，也是今後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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