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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慈善事業還被指責爲“宗教行爲和資本主義的僞善”
這是一個容易引發醜聞的行業，因此中國政府對公益基金的要求很嚴格
中國的公益性基金會十分依賴境外(包括港、澳、臺地區)的捐贈
中國富人很怕樹大招風，他們捐了也不敢說，捐贈的隨機性很強
與慷慨的民營企業家相比，中國更多的是平民英雄
善捐之力
政府起了什麼作用
52歲的王明生(化名)是上海市南匯縣大團鎮的農民，患有精神分裂症。照片上的他像一頭骯髒的獅子難以想象他在發病前是一名技術精湛的理髮師。
王明生確實像獅子一樣危險，他縱火燒燬了自家的房屋。他曾三次被送進醫院治療，每次出院後又再次變成另一個人。王明生沒有結過婚，父母已年逾古稀，全家一直生活在恐懼、貧困和絕望中。
像王明生這種“因病致貧，因貧棄治”的人在當地不在少數。南匯縣共有5830名精神病患者，其中“特困重殘”患者1000多名，王明生便是其中之一。但南匯縣每年用於精神衛生防治上的財政預算只有區區21萬元，這不僅僅是患者個人及其家庭的命運悲劇，還可能危及社會安定。
王明生成爲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和上海市衛生局聯合發起的“特困重殘精神病患者關愛行動”的受益者。這個行動始於去年，耗資150萬，解救了120位像王明生這樣的患者。經過精心治療，王明生現已康復出院，生活已能自理。
但獅子只是被暫時催眠了，會在某一個早晨突然醒來。“如果沒有後續治療，王明生的病肯定還會復發。”南匯縣精神衛生防治科科長張雨榮說。張雨榮的夢想是建立一個特困重殘精神病患者的康復中心，“如果能夠接受長期治療，他們中很多人可以做到自食其力。”張雨榮說。但這筆錢從哪裏來？張雨農希望繼續得到上海市慈善基金會的支持。
但上海市慈善基金會的救助計劃中決不僅僅只有這一個項目，他們每天要面對無數個求助者。這家目前上海最具實力的公益組織即將迎來它10週歲的生日。10年中他們共獲得8億元的捐贈，這是一個令同行羨慕不已的數字。
目前中國有1000多家公益機構，10年來共得到近100億的捐贈，這個數字或許沒什麼了不起，只相當於美國戴爾電腦公司創始人邁克爾·戴爾一個人捐贈的數字，但如果你知道10年前慈善事業還被指責爲“宗教行爲和資本主義的僞善”的話，你就會對今天的成就刮目相看。如今沒有人會忽視公益機構，作爲政府和市場之外的另一種力量，他們正在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這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中國各級政府的不懈努力。
與其他國家公益組織大多是由個人或企業設立的私募基金不同，中國至今還是公募基金的一統天下。這些機構的官方色彩非常濃厚。他們也不掩飾這一點，很顯然，他們需要來自政府的強有力的支持。在公益行爲還沒有蔚然成風的階段，這樣的體制有利於基金的募集。有多少人會信任那些私人或某個名不見經傳的企業設立的基金而把大筆的錢無償捐贈給他們呢？
上海市慈善基金會會長陳鐵迪的上一個職務是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該基金會有20個副會長，其中有不少在職領導幹部。他們的影響力對基金會至關重要。
上海市教育發展基金會祕書長阮光明說，該基金會的第一次會議，就是由市領導出面召集上海市各部、委、辦、局的認捐會議，第一筆基金1700萬就這樣落實了。
廣東省搞過一個“教育百萬行”，廣東省四套班子領導帶領百萬羣衆上街遊行，爲教育募捐。各大媒體全部到場。政府列出一個企業名單，名單上的企業都會有一輛彩車，條件是捐贈40萬元。領導們還當場寫字作畫，比如爲企業題名，每幅開價30萬元。企業願意嗎？當然願意，他們得到的是超值廣告。
社會學家盧漢龍認爲，公益事業應該做“市場不爲，政府不能”的事情，但在中國，公益事業基本上還是政府工作的延伸部分。從表面上看，這樣做十分有效，但多少會挫傷人們從事公益事業的積極性：沒有人會喜歡“壓力捐贈”。
這是一個容易引發醜聞的行業，因此中國政府對公益基金的要求很嚴格，從人員福利、行政支出到基金的保值、增值手段都加以限制，現在看來有些做過了頭。
比如，其他國家允許基金會將募集到的資金的10%—40%用於行政和活動開支，但這裏遠遠低於這個標準。這有助於樹立基金會的良好形象，但也有負面影響：很多必要的活動無法開展；無力聘請基金會所急需的法律、財會、評估、心理學等專門人才；爲了基金安全這個至高無上的目標，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基金存在銀行裏。“既然基金會有官方色彩”，阮光明說，“政府就要首先考慮自己的形象問題。”
富人們做了什麼
事實上如今最應該考慮自己的形象問題的是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們。
遺憾的是，中國的公益性基金會十分依賴境外(包括港、澳、臺地區)的捐贈。這一塊在上海市教育發展基金會中要佔到將近50%，在他們的光榮榜上，中信泰富的榮子健捐了5000萬，劉浩清捐了4000萬，曹光彪捐了1000萬，這三位最慷慨的捐贈者都是香港人。在宋慶齡基金會，境外捐助更要佔到70%。他們的頭號財神爺是馬來西亞富豪郭鶴年，他捐了4000萬。境外慈善家通常對扶危濟貧興趣不大，他們認爲這是政府職能範圍內的事情，他們更喜歡把錢捐給教育、醫療、文化等公益事業，但儘管如此，中華慈善總會獲得的50%的捐贈來自境外，上海市慈善基金會的30%來自境外。
其實中國的富豪們也沒有完全袖手旁觀。據統計，90%的中國民營企業家都有過捐贈行爲，上海市慈善基金會的60%的捐款來自中國民營企業家，只是他們捐贈的數字與其擁有的財產相比微乎其微罷了。
他們中間並不缺乏榜樣。我們在各種排行榜上沒有看到過上海瀛通集團老闆陳偉峯的名字，但這位來自崇明島的房產大亨，最近卻一次捐給上海市慈善基金會3000萬元，創下該基金會單筆捐助的歷史最高紀錄，新天地老闆羅康瑞只能以2000萬元屈居第二。
或許比掙到一大筆錢更難的是捐掉一大筆錢。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副祕書長馬仲器認爲，除了心疼自己的血汗錢以外，中國民營企業家在捐贈問題上還有其他苦衷。
由於中國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仍不健全，中國富人很怕樹大招風。另外，你捐了一個基金會，其他基金會知道後前來勸募，你捐不捐呢？每個基金會都有大人物領銜，你一個都得罪不起。所以很多中國民營企業家不敢捐，即使捐了也不說。
如今生活在上海的法國人司徒夫，3年前由於對中國患先天性心臟病的兒童的一筆數額可觀的捐贈聲名遠播。他認爲，中國的公益組織缺乏讓富人掏錢的技巧。他們習慣於把富人們召集起來開會：“先生們，現在，有些人很可憐——”
司徒夫的忠告是：永遠不要試圖用悲慘故事讓富人掏很多錢。這個世界到處都有戰爭、死亡、飢餓、災難、恐怖主義。要讓他們高興而不是讓他們哭。因爲富人總是在高興的時候最樂意掏錢。這就是爲什麼西方的公益組織喜歡用舞會、盛宴、義演、義賣等讓人愉悅的方式募捐的道理。
宋慶齡基金會副祕書長瀋海平認爲，儘管大多數人做善事不爲名、不爲利，但如果讓行善者名利雙收，必然會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行善者隊伍中來。
按中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納稅人的捐贈，在年度應納稅額3%以內部分准予稅前扣除。與其他國家相比，這個數字一直是偏低的。去年，自中國政府發佈“非典疫情每日公報”後的一個月裏，北京市政府共收到7000萬元的捐助。4月30日，國家稅務總局發佈“緊急減稅新政”，允許企業和個人將捐獻給防治非典事業的現金和實物在稅前全額扣除。新政頒佈後，社會捐贈出現爆發性增長，3天捐資1.66億元。
好消息是，這項臨時新政有可能從今年開始變爲永久性政策，這意味着中國在用稅制鼓勵捐贈方面，從落後一下子走到世界最前列。看來中國公益事業的春天真的要來了。
普通人付出了什麼
與慷慨的民營企業家相比，中國更多的是平民英雄。孫海明、宣正英夫婦就是其中之一。
宣正英今年50歲，她的網名叫“吧吧菩”。這個網名記錄了這個家庭非凡的慈善生活。6年前，他們參加了上海市兒童福利院和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共同舉辦的“向孤殘兒童獻愛心”活動。舉辦者希望爲那些可憐的孩子找到寄養家庭，讓他們得到家庭的溫暖，過上正常兒童的生活。爲此，上海市慈善基金會願意給予寄養家庭一定的經濟補償。報名者踊躍，但不是每個報名者都能得到機會，他們必須接受調查。只有沒有犯罪記錄、經濟條件較好、住房寬敞、家庭成員中至少有一名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纔有資格入選。孫海明、宣正英家庭入選了。他們得到一個患有先天性腦癱和癲癇症的4歲孤女王凱梅。她是在街上被巡警發現的。
夫婦倆後來才明白寄養一個孤殘兒童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每個星期都要爲她就醫而奔波，意味着每個月上千元的醫藥費，意味着教她會喊一聲“爸爸”需要半年時間，意味着必須和拒絕接受她的幼兒園、小學沒完沒了地交涉，意味着宣正英滿頭烏髮6年後變得白髮蒼蒼，意味着她上學後每個月要丟掉30支鉛筆，意味着上萬次地教她念“小白兔”，她仍然只會說“吧吧菩”，宣正英的網名由此而來。
宣正英並非沒有動搖過。但她不會忘記這一幕：有一次，孫海明因王凱梅的愚笨絕望得躺在沙發上直喘粗氣。王凱梅表現出從未有過的恐懼。她抱着孫海明大哭：“爸爸，你不能死！你死了我怎麼辦？”這一刻，這對夫婦知道他們和王凱梅之間已發生了某種變化，他們誰也離不開誰。
如今像孫海明、宣正英這樣的家庭在上海共有400多家。他們的故事足以讓那些認爲中國人缺乏愛心的人閉嘴。他們沒有太多的錢，但他們願意付出比錢更寶貴的東西：時間和精力。祝好人一生平安。-
捐獻之道
撰稿／陸世綸(記者)
關於財富，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是這樣看的：“如果富人死的時候仍然富有，那他死得可恥。”現在歐美國家流行“及時行善”。
過去的做法是，老頭子死後用其財產設立基金會，這種做法已老土了。現在的慈善家捐獻的數額更大，而其年齡則越來越小。今天的發展趨勢是，在生前儘可能多做貢獻：“現在就要解決困擾人類的很多問題，而不要等到以後再去解決。明天會有明天的危機，明天也會有明天的慈善家。”
更加私密的原因是，越來越多的富人開始對財富的不良影響有了深刻體會。他們希望子女們既能享受優越的生活，又能避免財富帶來的不利影響，因此他們決定給子女留下相對較少的財富。
“如果孩子們有很多錢，以至於不需要去工作，那我們就害了他們。”美國世紀公司創始人斯托爾斯說。越來越多的社會研究表明，年輕和富有結合在一起，可能帶來巨大的危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證實，與中產階級甚至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相比，富家子弟更有可能吸毒並患上憂鬱症。有不少富人乾脆不給後代留下任何遺產：“這好比往頭上潑冷水，使人清醒。”
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副祕書長馬仲器認爲，歐美國家的公益文化源遠流長，這是殘酷無情的市場經濟不至於使人們精神崩潰的主要力量。富人拿些小錢出來做善事，的確沒什麼值得誇耀的，公益事業不是請客送禮這麼簡單，值得稱道的是將慈善事業當作自己的畢生追求。
比爾·蓋次捐贈給基金會的錢佔其財產總額的54%，喬治·索羅斯是68%，根據斯托爾斯的承諾，他的捐贈將是他現有財產的271%，也就是說他的餘生要繼續爲基金會打工。斯托爾斯把他5.57億美元中的絕大部分捐給堪薩斯城的一個醫療中心，他開玩笑說：“當我的孩子們驅車經過那裏時，他們看到那座建築會說，‘那就是我們繼承的遺產’”。
現在世界上最棘手的一些問題，大部分發生在貧困地區或發展中國家，所以，發達國家的捐贈資金源源流向外國已不足爲奇。阿克曼基金會的首席執行官諾瓦格拉茨說：“全世界約有40億人每天的收入只有或不足4美元，約有12億人沒有安全的飲用水，僅解決水的問題，就能使疾病減少80%以上。貧富差距日益拉大，是我們這個世界面臨的最危險的問題，如果我們找不到縮小這種差距的辦法，就會有更多的人鋌而走險，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深受其害。”有人認爲，西方許多富人做善事的動機仍然是爲了自我。但不管富人們出於什麼考慮，基金會只要得到捐贈就行。
社會學家盧漢龍認爲，由於捐贈思想不同，中外富人在捐贈形式上存在很多差異。
中國富人捐贈的隨機性很強，基本上集中在扶危濟貧上，因此在非典、洪災等突發性災難面前，中國慈善家表現得比他們的外國同仁更加踊躍，事實上，後者的捐贈更有計劃性。
摩托羅拉中國公司把絕大部分捐贈用於建立希望小學，至今他們已捐贈了20多所希望小學。諾華製藥中國公司捐贈900萬元幫助中國衛生部制定腦死亡的新標準。美國棕櫚灘公司老闆皮卡沃只捐助醫學。他的母親是一位糖尿病患者，僅53歲就逝世了。他成立的基金會專門關注糖尿病和其他疾病的防治。有相同愛好的還有比爾·蓋茨，他幾乎把每一筆捐贈都用於疾病防治的研究上。
最具典型性的是哈根達斯冰淇凌的擁有者美國通用磨坊公司的公益事業。
該公司所在的社區，曾經一度到處散落着被竊車輛的破碎玻璃，有近半數房屋搖搖欲墜，但卻一直沒有引起市政當局的注意。這裏幾乎有1／4的居民沒有安裝電話，因此也無法報警，這個街區變成了黑社會的槍戰區。
今天，這個街區的謀殺案件已經下降了32%，搶劫案也減少了56%。破爛的房屋已被剷平，並準備新建一所小學。街區中心年久失修的房屋也獲得了重建。境況的突然好轉主要歸功於通用食品公司。當1996年這座城市的謀殺率飆升至歷史最高水平時，這家食品公司坐不住了。他們僱傭了一名顧問專門來分析犯罪數據。通用食品公司在與執法人員、政治家、社區領導以及當地居民一起通力合作的同時，還注入了250萬美元現金，捐出了成千上萬的工時，並且派遣衆多經驗豐富的工商管理碩士級的領導來幫助該地區擺脫惡劣環境。
通用食品公司的信條非常明確，那就是作爲一個合格的企業，最終不僅要看盈利多少，而且還要看你對社會的參與程度：“我們把回贈社會當成革新之舉，就像我們開展業務一樣。”
社會學家盧漢龍說，與中國大多數行善者純粹是爲了做好事不一樣，西方許多企業家將公益事業視爲自身利益範圍之內的事。通用磨坊的做法可理解爲“要將魚養好，首先要將水質搞純淨”。教育是各家公司都重視的事情，因爲每家公司都需要一支訓練有素的勞動大軍。慈善事業已經融爲西方企業自身戰略的一部分。一些企業是爲了培養與消費者的情感聯繫，對於那些在全球各個角落都有業務的跨國公司而言，在當地進行慈善活動被視爲是一種經營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公益事業和購買企業信譽二者的界線已模糊不清了。美國第二大製藥公司利來公司總裁托馬斯說得很直截了當：“慈善行爲是我們品牌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
所以，捐贈大筆的錢並不意味着他們有一顆金子般的心。安然公司曾經將大筆資金捐贈給一家癌症研究中心，中國一些問題大亨在入獄前，也曾在公益事業上有過不俗表現。
但不管怎麼說，盧漢龍認爲，將公益事業和企業利益相結合的思想無可指責。這些企業在捐贈一大筆錢的同時，幾乎還要花同樣多的錢用於宣傳這一壯舉，這也沒什麼不好的，至少能表率作用。
值得我們學習的是，西方慈善家在從事公益事業時表現出與他們當初在積累財富時相同的智慧。哈佛商學院“社會企業項目”主席詹姆斯·奧斯丁說：“如果只懂得開支票的話，你實在是在削弱自己能夠產生的社會價值的巨大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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