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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會客廳》播出了關於中國勞工起訴日本政府兩個案件的報道，以下是節目內容：
主持人：您好觀衆朋友，歡迎收看《新聞會客廳》。3月23號和26號，中國勞工在日本起訴日本政府及企業的兩起案件分別在日本的北海道的札幌和新瀉展開，但是最後的兩起案件卻一個敗訴，一個勝訴，我們一起走進這兩起案件。
短片一
3月26號，日本新瀉地方法院，中國勞工狀告日本政府和企業的案件一審勝訴。
這天下午一點三十分，新瀉地方法院審判長片野悟好宣讀該案一審結果：將中國勞工綁架到日本做苦役是“日本政府和企業策劃並實施的不法行爲”，日本政府應該對此事負責，並做出相應的道歉和賠償。同時法院判定，日本政府和企業共同向每位中國勞工賠償800萬日元。這次判決是日本法院首次明確認定日本政府對中國勞工受到的傷害負有責任。
本案12名原告的代表王成偉老人等待這一結果已經快60年了。
(同期)00：08：34：05訴訟五六年了，我看看法官是不是主持正義，結果這個法官還很公正，很有道德良心，把我們這個案件處理得還非常好，使我心裏下來落地了，是這麼個心情。
日本外務省在得知判決結果後，立即發表聲明，認爲這一判決很“嚴重”，表示將立刻和有關機構進行討論、準備上訴。
就在王成偉新瀉案件一審勝訴的兩天前，跟他一起來日本的另外一名中國勞工趙宗仁在北海道札幌地方法院也出庭了另外一場類似的判決。在這一次的判決中，審判長宣佈中國勞工敗訴。
在短短兩天的時間裏，日本兩個地方法院就同一類案件，做出了兩個完全相反的判決結果。
這在兩起案件的中方代理律師康健看來，要在日本法院爲中國勞工徹底討回公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主持人：好，今天我們會客廳請來了兩位客人，第一位是康健，是中國起訴日本政府和企業的中方代理律師，歡迎您。第二位是趙宗仁，在剛纔短片當中大家已經瞭解了，札幌敗訴中企業的原告。趙大爺，當時敗訴的時候出乎您的意料嗎？
趙宗仁：有點，出乎我的預料，因爲什麼呢？因爲中國勞工究竟是受害者，不應該敗訴，所以我覺得有點出乎意料。
主持人：但是我聽說您之後又去了新瀉是吧？但是在新瀉的這起案件中，當最後宣佈是勝訴的時候，您當時的心情是什麼？
趙宗仁：當時我的心情，就是兩個地方的對比，它這個法官處理問題上，一個是在北海道、札幌，它這個判決是不人道的。在新瀉這個地方，這個法官處理問題可說咱們勞工勝訴了，我覺得他處理的是公正的，就這麼個感覺。
主持人：康律師，在札幌的時候敗訴，但是馬上您作爲律師又要去新瀉開第二個案件，當時心裏的預感好嗎？
康健：當時札幌地方法院的敗訴，我們當然感到很氣氛的，但是對這個敗訴，我還是有一定的精神準備，這就是爲什麼我穿了紅衣服去的，我在國內都很少穿這個紅衣服，我想，就是反映一個精神面貌吧，我們做好了敗的準備，但是我不敢跟老大爺說更多的，我爲什麼我有這個準備呢？因爲札幌地方法院是在99年我們起訴的，9月份起訴的，9月1號，在去年結審的時候忽然換了主審法官，所以換法官給我們認爲是一個不好的信號，新接的法官接手以後就是結審，雖然他要看一下以前審理的情況，但是他沒有那種感受，果然是這樣的。
主持人：等於說從來都沒聽過趙大爺他們的陳述或者證詞都沒有？
康健：他沒有，他就是去年9月份聽了一次北京的原告，叫姚義做了簡短的一個證言調查，還有一個學者證人說了一下，他的印象非常膚淺，所以當時判決完了以後，當時我們表示抗議，而且我認爲是這樣的，實際這個敗訴從法院判決我們是敗訴，但是從世界上公認的來看，面對這種事實，日本法院判決中國原告敗訴的話，實際可以證明一個事實，就是證明日本國至今還堅持的那種反人道那種立場，實際我們應該是隨敗尤勝，他是隨勝尤敗。
主持人：但是會不會新瀉法院宣判的時候會有很大的心理壓力。
康健：新瀉我也沒有說可能會勝，但是我們感覺，跟對企業來說，有可能吧。
主持人：當法庭宣佈勝訴的時候，你多年都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我不知道您當時的個人心情是什麼樣的？
康健：很激動，當時宣判的時候，我跟王成偉，我們倆人坐的審判區裏，雖然翻譯坐我後面，他根本都來不及翻譯，聽了以後很吃驚，因爲在札幌說一句話就是駁回你，這個我沒聽到駁回，馬上說的就是林港公司怎麼樣，日本政府怎麼樣，是聽這個數字800萬，我們覺得很好，這時候日本律師馬上豎起大拇指來了，我也不敢太激動了，因爲這個消息好到什麼程度，我也不知道。所以法官也是用了十幾分鍾先把要旨宣判以後退席，馬上旁聽席上就鼓掌，一聽我問，我說怎麼樣，是不是國家責任，對，國家責任，當時我跟王大爺就握手，日本律師也是使勁互相握手，當時我們眼淚都差定掉下來了。
主持人：您爲什麼這麼在乎首先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不是國家責任？
康健：當然了，因爲我認爲國家責任，實際國家責任在這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以往的勞工案件中，可以說在國家責任上是沒有突破的，都是一點點，認定了國家實施不法行爲，但是承擔國家責任是沒有的，劉連仁的案件是日本國戰後救助不利，不是對戰爭期間的責任的追究，而這次新瀉的法院是第一次判定，日本政府在戰爭期間的那種責任，所以因爲我們覺得，要追究國家責任這是根本，因爲它是不能推卸的，所以我一聽到這個，當時我簡直是高興極了，太高興了，我跟老大爺，我們之間，兩個手握在一起。
主持人：這是重大突破。
康健：是。律師們互相之間又擁抱又握手，那個場面很激動。
主持人：這個重大在哪兒？這個突破。
康健：這裏有幾個突破在哪兒，實際這裏一個是對國家不達責認爲政府，這裏寫的是，爲什麼日本官方次長官他的表態是認爲，這事兒對他們是個很嚴厲的判決，嚴峻的判決，他認爲，雖然在戰爭期間，戰前確實有國家不達責這個法理，但是到現在，在現在的日本憲法時期還用這個法理，並且是在中國人對中國人強制勞動這種重大侵害人權的事實上，在用這種法律的話是顯得是很不人道的，顯然是不妥當的，一下子毫不留情推過去了，而且他還說，關於政府和企業責任的時候，他談到了，就是說你這個政府和企業在戰爭結束以後，都採取了，雖然在戰爭期間你實施了那麼多不法行爲，當時政府作爲國策明確說你是作爲國策你做了這種決定，並且把勞工抓來以後，還用警察來看守這都是你國家的責任。而企業還對這些勞工實行了嚴酷的管理、暴力，而且這個受害事實認定得很詳細，吃是什麼樣的，穿是什麼樣的，勞動狀況是什麼樣的，披着麻袋光着腳，在零下多少度的沿海下強力的勞動，在這種極不人道的情況下，你國家和企業都是有共同責任的。並且在戰爭結束以後，你雖然整理的報告書，但是爲了推卸自己的責任，政府就銷燬，所以是極不誠實的，這種說法我認爲這個法官來說是很有勇氣的。
主持人：趙大爺，您起訴的時候，就起訴的是政府和企業，回頭看當然回憶過去，我覺得對您來說是很難受的一件事兒，但是您是否發自內心地認爲，哪些證據證明是政府和企業都應該承擔責任？
趙宗仁：政府應當承擔的責任，日本他抓勞工，他代表他的政府，從我在塘沽那個情況看，就是塘沽海外設了一個好像集中營似的，有的是用繩子捆取得，都是日本抓的。這絕對是代表政府的，但是到日本以後勞動，那就是企業的事兒的。
主持人：您當時是在哪兒被抓走的？
趙宗仁：從昌平，從村裏騙到昌平縣城，被他押到北京市的前門裏，不知道是西郊巷還是哪兒，有華北勞工協會，他把我們押在那兒以後，後來又是北京市裏邊揹着駁殼槍的僞警察把我們押上的火車，一直押到塘沽。當時走的情況是這麼走的。
主持人：在塘沽，你們那一下子走了多少人，都來自哪兒？
趙宗仁：這個具體的我說不清，我們那一次走了大概是270人左右吧。
康健：從昌平那塊。
趙宗仁：我們走那一批一共，光昌平的人大概是148個，都是老農民，148個，其餘的從各處抓的人都是。
主持人：在日本做勞工的那一段日子苦成什麼樣？
趙宗仁：吃吃不飽，給中國勞工吃的那些東西，可以說根本不是人吃的東西，他用少量的黑麥子面裏面加大米細糠，那個大米糠都是捂發的，混合在一塊蒸成饅頭，先給籠屜藉着這個熱氣全是捂發味，發黴的味，還有的地方給的是豆餅，那大豆要炸完油，這個下腳料根本人們就不能吃，他又粉成面，給蒸成窩頭給這些勞工吃。基本就是這些東西，他給中國勞工吃的東西，根本不是人吃的東西。
主持人：您身邊有多少一塊去的兄弟就留在那兒了？
趙宗仁：我們是光昌平的，死那兒的大概10個吧。
主持人：康律師，您看，剛纔大爺講的這些很多可能還有更多很具體的證詞，在從99年就開始開庭了，到現在5年時間過去了，法官們都聽完之後是否做了詳細的調查論證？
康健：應該這樣的，北海道的案件是有8位原告到那兒出過庭，出庭的話，我們也到那兒作爲，我是輔佐人身份，也到那兒發表過意見，另外我們的發言除了他記錄以外，還包括受害者的陳述，都還交給他一份書面的資料，他都有詳細的，但是因爲結審以後換法官，他對這個感受絕不一樣了。
主持人：當面聽和看這個材料可能是兩回事。
康健：是，那個證言陳述太讓人撕心裂肺，其中叫宋軍正的原告，到法庭陳述的時候，他自己按捺不住那種氣氛，他根本不按律師的問，他自己滔滔不絕地往外，竹筒倒豆子似的往外說，因爲只有翻譯能聽懂，一會兒指身上的疤，一會兒指手指頭，手指斷了，沒有了，身上燙傷，吊起來打，翻譯聽了就哭起來了，所以當時旁聽的人都很震驚，這是發生什麼事情了。
主持人：翻譯哭起來了。
康健：他是日本人。後來半天，這個老大爺說完了以後，他一氣說完，讓他停都不可能停，翻譯也不可能讓他停，最後翻譯自己才說出來，翻譯說他實在受不了，我去年9月份去出庭的時候翻譯見到我，還跟我說，他說我聽到這種事兒，我實在忍不住了，恩可是現在這個法官就沒聽着，所以他說盡管有這個加害行爲，可能還不十分明確，我說這種……
主持人：趙大爺，過去這麼多年聽康律師講這個細節，您還會掉眼淚，這些年這個事兒一直在您心裏……
趙宗仁：是。
主持人：您在法庭陳述的時候掉過眼淚嗎？
趙宗仁：掉過。
主持人：是說到哪兒的時候掉眼淚了？
趙宗仁：具體說道哪個結骨眼上我忘了，反正眼淚不是掉得挺明顯的，含着眼淚說話。
主持人：康律師，我想這兩天大家可能都關注這件事兒，爲什麼幾乎是一樣的案件，但是在札幌這兒敗了，幾天之後，三天後在新瀉這兒又勝了，原因在哪兒？
康健：我覺得不是法律問題，這個原因不是法律問題，法官在這裏當然了，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爲在這兩個地方的被告，就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企業，原告雖然是不同的原告，但是事實是同類型的，所以在這裏，我們原告這方舉證也是同類的，在這種情況下法官的因素在這裏起了很重要的。
記者可您剛纔說了，札幌的那個是法官等於在結案的時候去年的時候新換的，去年趙大爺的證詞他們都沒聽過，像翻譯聽着聽着哭了的情況，他們沒有從感情上直接聽我，新瀉的表現和爲他做的工作都有哪些，哪些東西讓他的確地感觸了、感動了？
康健：因爲這個法官沒換，從99年8月立案，一直到今年的宣判，始終是這個法官是沒換，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而且因爲作爲日本人都是很不瞭解那段事實的，有些人故意迴避那段事實，有些人確實不瞭解，因爲日本不做這種宣傳，很多日本人認爲他們的父輩不會這麼殘酷的。但是當你聽到受害者這些親身的經歷以後，只要有點人性的，他都得掂量掂量，反思反思，所以這個法官在聽了這些原告的陳述以後，我們這一方的律師就提出來了一個要求，就是說希望要現場勘驗，因爲每一個勞工都談到了，特別冷，而且他們要求加衣服，他不給加，在強烈要求下才給了一個麻袋片，那個勞工給我們說，他們身上，他們光腳丫那樣的幹活，鞋都破的，拿稻草裹的。單褲單衣，而且有些發的棉褲棉衣都是很破的，都是單的，新瀉港是很冷的。所以日本律師就提出來，說他們查了一下當時的日本的那個氣象記錄，在1944年的時候，當時的新瀉的雪和氣溫是近40年還是近幾十年，不是十年、二十年德問題，最冷的那一年度，可是中國勞工恰恰是那個年度到了新瀉港，在這麼嚴寒的情況下只披着個麻袋片在那兒幹活，繁重的體力勞動，爲什麼抓不住掉下海里了，凍得太厲害了。所以要求法官到現場勘驗，你們幹說一下最冷的時候是什麼樣，法官同意了我當時很驚訝，法官同意，可能是不是好，感覺我們覺得還能勝訴，所以在去年的1月27號請了一位原告去，王俊祥，可是去年1月27號已經沒有44年那麼冷了，而且那天也不是最冷的時候，可是那種情況下，王俊祥，而且現在也能吃飽穿暖了，不是穿一個單衣在那兒老人凍着，也是給他披着個麻袋，讓他講當時那種。法官在場，王大爺一面很沉重，很痛苦的那種介紹以後，這對法官很有觸動，法官說這哪兒是，他的感嘆，哪是現場勘驗，簡直又是一次聽取證人的陳述。所以對他也是挺有感觸的。所以他在這裏，毫不求情地認定了你這個惡劣的那種對待勞工的事情。
主持人：法官爲什麼這麼不同？
旁：所以我認爲法官的人格，他的人性，他良心在這裏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這個法理上，我認爲不難判斷，法官能不能真正以一個法律家的氣魄和法律家的良心，一個人的那種人格來面對這段事實，很重要的，所以我覺得，日本的法官的人格和他的良心在這裏起了很大作用的。
主持人：趙大爺，當年的那段日子給您留下傷了沒有？有傷嗎？
趙宗仁：有。我的傷不是什麼東西頭，蚊子叮的，兩個膝蓋都有，蚊子叮的起膿包，發炎。
主持人：心裏頭呢？這麼多年。
趙宗仁：心裏頭當然是這個創傷，更不容易磨滅，因爲當時那種罪，非人的待遇，永遠忘不了。
主持人：從93年開始，當您決定要做這件事兒的時候，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要更詳細地要回憶過去，會不會是一個很痛苦的感覺？
趙宗仁：有時候是，覺得很痛，有時候，我總覺着一些事情的時候，我在家寫一寫，寫來寫去，感到最痛苦的寫不下去。
主持人：其實趙大爺只是很多起訴，作爲中國勞工起訴日本政府和企業當中的一員了，現在又有勝訴，又有敗訴，但是這個歷程走的其實已經不短了，好多年頭了，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
短片二
像趙宗仁和王成偉這樣的中國勞工訴訟，目前總共有12起。從1995年開始，陸續有中國勞工向日本政府和企業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和企業對中國勞工犯下的罪行做出道歉和賠償。
1999年，趙宗仁等43名中國勞工聯合提起“北海道訴訟”，訴訟請求是每個勞工賠償2000萬日元，日本政府和用工企業在日本和中國的新聞媒體上向中國勞工公開道歉。
5年的時間過去了，其間開庭審理十幾次，有8名原告多次遠赴日本出庭作證。時至今日，43名中國勞工已經有6名相繼去世，而訴訟纔剛剛進入到一審階段，離最後的終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不單單北海道訴訟的勝利遙遙無期，其他12起中國勞工的訴訟也僅有一起一審勝訴、一起庭外和解，其他的訴訟都還在進行中。
主持人：接下來我們就關注下一步的，我得先問問趙大爺，您下一步的想法是什麼？
趙宗仁：我在下一步的想法就是繼續上訴，這個官司繼續打，我的想法就是這個想法。
主持人：如果還是敗訴呢？
趙宗仁：還是敗訴還有機會再打。
主持人：可是年齡也放在這兒了。
趙宗仁：有兒子，有孫子，有接班人。
主持人：一定要到頭？
趙宗仁：對。
主持人：康律師，馬上大家關注這個了，現在這個判決之後，日本政府有責任，企業有責任，要賠款800萬日元，是這樣的一個數字，但是這是最後的結果嗎？接下來我看五是他的外務次長官說個問題很嚴重，包括接下來他們要上訴。
康健：這個肯定現在還不會是生效判決呢，而且我們判決完以後到日本外埠省，也到林港公司去交涉，一個是希望他們承擔責任，不用上訴，再一個要求他們全面解決，因爲這個在新瀉這個林港公司的勞工是900多人，起訴纔是代表11個勞工，我們這是代表訴訟，我們希望解決900多人的事情，林港公司是不願意發表意見的，而且他是一開始連見都不想見，最後因爲媒體全都跟着我們去了，他一開始開個門縫出來，說不想見，後來記者都在那兒拍，他覺得再不見要太不好了，說同意見，但是記者出去，律師們就跟他說記者不提問，只是原告說說感想，這樣他們勞動人事部的部長兩個人才出來。我們也跟他談了一下我們的感想，希望接受這個判決，希望他們解決。他們說再商量。我看日本的報紙，他們表示要求上訴，跟他們的律師商量一下要準備上訴，日本政府也同樣的，我們到日本第二天就到了日本外務省，到外務省去的時候，外務省中國科的科長表示說在這個盤結現在不好表態，而且是否上訴他們外務省也不能決定，但是，他們要認真研究吧。
主持人：現在這個錢還僅僅是一個數字，判決你賠每個人賠800萬日元，他能落到實處嗎？真的能最後落到我們中國勞工的手裏頭嗎？
康健：如果生效那是當然可以了，因爲政府有這個能力，而且林港公司被告也有這個能力，他們都有這個支付能力，這點錢對他們來說九牛一毛，這個數額並不是很高，我們請求是2500萬，判決800萬數額應該是比較低的，但是爲什麼我們覺得還可以接受？因爲他詳細地認定了事實，而且明確指出了日本政府在這裏和日本公司的不法行爲，那個責任，並且還特別是提到他戰爭結束以後的不誠實的表現，淋漓盡致，對這點來說我們感到能接受。
主持人：勝訴會不會對其它的還將起訴的案件產生積極的作用？
康健：當然了，那肯定的，特別是對加害事實明確肯定的認定，而不是含糊的，這個法官他把事實一件一件地全列出來，吃什麼樣的，穿什麼樣，生活調動是什麼樣的，勞動強度是什麼樣，我們這邊的證據他全都採納，其企業這方面的抗辯和原來報告書當中的虛假陳述都給他駁回。這一點事實是很重要的，就是說面對這麼殘酷的事實，不管是新瀉是這樣，其他任何地方的勞工都是殘酷的，那麼你作爲日本國家和日本的法官，你該怎麼面對，給他提出了一個課題，明確地擺在面前來，不能迴避，你怎麼做，你怎麼對待，你講人權是怎麼講。
主持人：反過來分析，這次算是一個量變的過程中呢，還是一個質變？
康健：逐漸往質變方面轉吧，還是一個量變，我個人認爲，還是這樣的。因爲像這樣肯定的認定還只有新瀉地方法院，今年5月24號福岡高等法院將做出二審判決，如果在福岡高法院做出二審判決中有新的突破，在對原來的一審雖然部分勝訴中，對國家責任方面有突破的話，我們認爲有這兩個，或者三個將來更好的判決的話，因爲現在大阪法官提出要和解，大阪就是原來京東地方法院的判決，如果有那麼幾個數字在一塊，那就能說明一定的問題，現在來說，只是讓我們看到了日本國有一些法官還有一些良心，如果良心積累以後才能到了一種質變，如果還只是個別的閃光點的話，我認爲還不能視爲一種質變。
主持人：趙大爺在聆聽完新瀉的勝訴的案件之後，是否覺得有盼頭？
趙宗仁：是。
主持人：您自己感覺還要多長時間？
趙宗仁：我自己感覺，還得五年左右。
主持人：接下來您要做的是什麼？
趙宗仁：接下來我要做的，就是向沒要起訴的勞工遺屬和勞工，我向他們宣傳宣傳這些事情，我也做最後的思想準備，再次出庭。
主持人：您剛纔說了，接下來要做很多我們過去中國勞工，包括遺屬的他們的工作，想到這一點？
趙宗仁：因爲都是受害者，有的父親已經死在日本了，所以我們都是同類人，所以我應該做這些工作。
主持人：這也就意味着您不僅僅把案件看成是個人蔘與起訴的一個案件。
趙宗仁：對。
主持人：您是當成一個大的一個團隊，那一批人來去參與這個過程？
趙宗仁：是。
主持人：他對您的生活的改變是什麼？
趙宗仁：對我的生活改變，我只不過也就是走一走路，多吃一點苦，因爲在我這個年齡，究竟跟年輕人有些不一樣，身體不一樣，我只要能承受的，我就去做，實在承受不了，那也不幹了，我盡我最大的努力。
主持人：有一天如果勝訴了，趙大爺準備怎麼慶祝一下？
趙宗仁：到那時候，聚一聚會。另外有機會再感謝日本這些友好人士和律師，中國只是起訴日本的這些支持者到時候都得感謝他。
主持人：康律師，你的下一步考慮，在這個案件方面。
康健：當然了，我們要從訴訟來說，我們馬上得準備的札幌地方法院從原告的上訴的那些手續，從新瀉這塊來說，如果日本政府和林岡公司上訴的話我們也得準備那些手續，這是一個方面的。再一個，我們也希望我們還想做一些工作，讓這些事實，不光是日本要對這段歷史瞭解，個案的事實要了解，得整體的事實和個案的事實要了解，我希望我們中國也瞭解，特別是勞工案件中，這些被告，這些公司，現在存在這些公司，還是比較大的公司，非常傲慢的，就是他們沒有清理他們戰爭罪行和完全不願意承擔戰爭責任的這種嘴臉，我們應該向中國人介紹。所以我想要整理這方面的資料，我也特別希望媒體給予幫助，把他們這些我認爲醜陋的嘴臉必須得公佈出來。不要光看他們的笑容，他實際是爲了經濟利益的需要的時候，他跟中國人談什麼來了，談到他的戰爭責任的時候，他絕對是一種兇殘的、兇惡的嘴臉，這次我在日本感受得非常清楚，見都不見，新日鐵、助友、三井，這都是大企業，雄古主，他見的，但是不願意承擔責任，保安在日本站着，律師要見，他不要見，而且認爲是判決不錯的。因爲北海道判決他們被告勝訴了。
主持人：是札幌的那個敗，咱們敗訴的那個案件。
康健：對，我們敗訴他們勝訴，他認爲這個判決是正確的。
主持人：而好多企業還在中國投資。
康健：是，在中國投資轉了很多錢的時候，我在日本機會我也講了，我說當你們大把大把從中國撈取鈔票的時候你們談到所謂的中日友好，但是在你們應該承擔戰爭責任的時候，你怎麼不談中日友好嗎？
主持人：還有多長的路要走？
康健：這個我太難說了，我真的沒時間來決定，沒辦法說，實際對日本的戰爭責任來說，他反省，從政府來說是根本就不想承擔責任，這是很明確的，他如果想承擔責任的話，新瀉地方法院如果做出這個判決，他官方長官和官方次長官就不應該做出那種表態了，應該給他個臺階他就此下來就算了，本國法官判了以後，他還說這個判決嚴厲，很難接受。我是對他不抱任何希望的。
主持人：康律師，從您個人的角度來說，這麼多年，您一直投身到這項工作當中，這條路還會走多久？
康健：我想盡我所能，什麼時候我沒辦法做了我才能停止，我只要能做我肯定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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