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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消息報》、俄羅斯電視臺記者最近聯合採訪了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資深研究員約翰·普拉多斯，請他介紹了“冷戰”年代爲人所知、鮮爲人知和完全不爲人知的事件以及美國當今的安全戰略。
“冷戰”時期最危險的時刻
普拉多斯認爲，“冷戰”開始時非常危險的時刻是194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機和柏林的軍事對抗。後來是1962年的加勒比海衝突，直到最後一刻才奇蹟般地得到和平解決。然而，最危險的要數1982-1983年，美國當時是里根當政。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中出現了隱蔽的，但是卻對和平威脅更大的危機。當時軍事技術的發展水平已經達到僅憑一個假的導彈進攻的警報就可以將人類毀滅。
中央情報局在冷戰期間的主要成績和最大失誤
普拉多斯說，精確地統計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冷戰年代的開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般而言，估計在1000-1500億美元左右。美國這一最大的情報機構在當時最大的成就也許是在技術上的重大突破。這首先指利用衛星、飛機、雷達和無線電截聽手段蒐集偵察情報。最大的歷史失誤是美國的情報機構不善於評價某個國家內部發生的重大事件。華盛頓首先把希望寄託在來自莫斯科或者北京發出的某種信號，而不是最終導致政治形勢和這些國家地位根本改變的內部事件。冷戰期間，美蘇兩國都開展了某種“地下戰爭”――在大使館地下互相埋設地道，在駐外使團的牆內安裝竊聽器，幾乎是在開展一場競賽。雙方在製造假情報，欺騙和麻痹對方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成就。然而這些活動搞得越厲害，雙方就越是進了某種“哈哈鏡室”。某些情報的作用被大大誇大，使領導人產生錯覺。時至今日，對某個國家形勢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仍然是美國情報機構的通病。
“美國之音”、“自由”和“自由歐洲”電臺冷戰中作用巨大
普拉多斯說，從歐洲領土上向蘇聯和東歐國家廣播的“自由”和“自由歐洲”電臺作用巨大。某些專家認爲，“自由歐洲”電臺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起到了催化劑作用。至少，匈牙利事件，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蘇聯解體使人有機會評價美國電臺對東歐居民的思想和精神的影響程度。難怪葉利欽曾經承認，在所有電臺中他主要聽“自由”電臺的廣播。中央情報局與這些電臺的關係隨着時代的變化也在不斷改變。一開始，即1950年到1952年，中央情報局是“自由”和“自由歐洲”電臺的主要資助者。中央情報局不僅向這兩家電臺提供資金，而且提供全部設備和所需的技術專家。但是，“自由歐洲”電臺的策略逐步發生變化。它開始更多的關注東歐國家社會和文化過程，私人投資也開始進入，中央情報局作爲惟一投資者的作用下降。電臺董事中僅數人與情報局保持着聯繫，代表它的利益。即使這樣，他們仍然說服其他董事接受中央情報局的建議。“自由”電臺的情況與此相反，長期由中央情報局直接投資。至於“美國之音”，它與英國的BBC一樣，一直是美國政府的一個部門，只服從最高執行權力機關，執行它的指示和命令。
肯尼迪曾設法與卡斯特羅聯繫
1963年，肯尼迪總統開始反思自己對卡斯特羅的政策，與自己的國家安全助理討論了在哈瓦那舉行祕密談判的可能性。談判的目的是在僱傭旅兩年前的入侵失敗和1962年的導彈危機之後如何實現與古巴的關係正常化。肯尼迪使用了ABC廣播公司女記者利扎·戈瓦爾德的服務。她去哈瓦那採訪卡斯特羅時帶去了肯尼迪總統的祕密信件。檔案館現在還保存着肯尼迪與自己的古巴助理最後一次談話的解密文件。卡斯特羅接受請邀請，同意美古高級官員在聯合國進行祕密談判。這次談話是在肯尼迪總統遇刺17天前在白宮橢園形辦公室進行。
中央情報局與五角大樓試驗監督公民行爲的精神製劑
此事開始於1975年，當時美國傳出首批消息，說中央情報局可能使用製劑影響人們的行爲。這裏指的是美國最大的祕密部門進行的大規模試驗。根據現在的資料，試驗在中央情報局和五角大樓的祕密實驗室進行。一名軍事科學家無法忍受這種試驗而自殺身亡。許多被試驗者所患的病迄今仍然沒有治好。這也是在美國國內進行的某種“冷戰”。檔案館現在保存着由美國政府解密的文件和針對中央情報局和五角大樓提出的訴訟材料。現已查明，中央情報局實施過相關計劃，其目的試驗精神製劑對人心理的影響，但不清楚是什麼導致這位軍事科學家死亡：是精神製劑還是五角大樓研製大規模殺傷武器的實驗室生產的別的東西？美國政府已經向死者和其他非人性試驗犧牲者的親屬賠禮道歉。
美國的主要敵人是自身的恐懼
“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宣佈國際恐怖主義是的主要敵人。然而我認爲，如同“冷戰”時期一樣，美國的主要敵人仍然是自己的恐懼。過去我們一提起蘇聯的“核進攻”就驚慌萬狀，現在我們一提起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難以預測的行動就坐臥不寧。是的，國家正處在與國際恐怖主義的戰爭狀態。但取得這場鬥爭勝利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善於嚴肅而清醒地分析國內外形勢。我們可以回憶一下，9.11事件之後立即掀起了有毒郵件風波。許多大報、電視公司的編輯部，美國國會大樓都收到了有炭疽的信封。然而，從各種跡象判斷，這些事件由“內部”因素引起。但美國人卻把眼睛盯着國外，在伊拉克、伊朗和其他國家尋找歹徒。這種恐懼影響了我們合理的思考，這種歇斯底里是美國的主要敵人。恐怖主義無疑是最大的威脅，但在美國人的意識裏，這一威脅的程度已經被誇大到難以置信和神話般的程度。爲了有效地與恐怖主義作鬥爭，我們應該認真研究某個國家的宗教和文化制度，研究犯罪分子向我們發出挑戰的方法，而不是將其魔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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