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一個大國來說，儘管冷戰的結束使軍事競爭的優先地位成爲歷史，合作安全觀日益深入人心，但軍事在綜合國力中的重要功效沒有改變
●21世紀初，我國安全環境的突出變化，在於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同時上升，相互交織，互相滲透。這從根本上規定了中國的國力發展只能走一條全面、協調、平衡的路子，而不能此重彼輕，更不能捨此顧彼
●經濟作爲基礎和科技作爲先導的一面決不能動搖。但我們同時必須看到，國力中“軟實力”，和“硬實力”中的軍事力，是標誌國家強弱的外在體現，某種意義上也是最終的體現
冷戰結束後，國內學界迎來了研究綜合國力的熱潮，有關成果可謂汗牛充棟。但直到今天，人們的看法仍然是莫衷一是。我國的綜合國力到底應包括哪些要素？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在綜合國力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怎樣處理好經濟發展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如何看待我國國力中的“軟實力”？這些問題已經不單單是理論或學術層面的爭論了，某種程度上也影響到崛起的中國國家戰略選擇和政府的宏觀決策。
我國綜合國力有着明顯的欠缺
20世紀90年代後的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但與此相伴隨的發展問題也隨之變得日益突出。這些問題歸納起來就是四個“失衡”：
一是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失衡。經濟的高增長與公共衛生領域的落後、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城鄉差別的擴大、地區差異的加劇、社會收入的懸殊之間形成巨大反差；
二是經濟與自然的和諧失衡。儘管近年來各級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關注和投入努力改善我國的生態環境，但仍然未能從根本上扭轉“局部改善、總體惡化”的趨勢；
三是“硬國力”與“軟國力”的發展失衡。多數專家認爲，“硬國力”至少要涵蓋經濟、軍事、科技和資源四大部分，而“軟國力”則應包括政治(政治結構的穩定性、政府作用與效率、民主與法制化程度)、社會(不同民族宗教的和諧程度、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社會公平與社會穩定)、公民素質(公民受教育程度、生理與心理健康水平、道德養成)與國際影響力(地緣位置與周邊環境、外交能力、國際交流)。改革開放20多年來，同“硬國力”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相比，我國“軟國力”的發展卻嚴重滯後：打造一個精幹、民主、高效、廉潔的政府，仍是任重而道遠；公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和道德素養是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問題，甚至相當一部分人不認爲它是我國綜合國力構成中的要素之一。最近備受關注的馬加爵殺人案再次給我們敲響警鐘：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心理健康和道德養成，直接影響着國民的整體素質，從而在根本上制約着國家的創新能力及其這種能力的後勁；
四是經濟與軍事的發展失衡。國外專家認爲，一個國家的軍費開支佔其GDP的比例，只有保持在6%以下、2%以上的限度纔算是比較合理的水平。而我國目前的軍費開支佔GDP的比例僅爲1.5%，在世界大國中是最靠後的國家之一，也低於3%這一世界平均水平。80年代中央關於國防軍隊建設服從、服務於國家經濟建設的決策，保證了國家工作重點的順利轉移和經濟的優先發展，是那個時期所能做出的惟一正確選擇。但毋庸諱言，與經濟所創造的奇蹟相比，國防建設就顯得落後了。
軍事實力是國家強弱的最重要指標之一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各國的國際地位和地緣環境不同，發展階段各異，各單項實力在綜合國力中的位次存在較大差別。小國在發展綜合國力時一般更加重視經濟發展和民衆的富裕程度，科技作用相對較低，這是因爲小國的自主研發能力較弱。而那些地緣安全環境較好、發達程度較高、基本沒有外患的中小國家，軍事實力在其綜合國力中的作用就相對較小，而經濟、金融、勞動就業、公民福利等是其綜合國力的重要構成。但對一個大國來說，儘管冷戰的結束使軍事競爭的優先地位成爲歷史，合作安全觀日益深入人心，但軍事在綜合國力中的重要功效沒有改變。這種重要作用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軍事實力仍然是國家強大與否的最重要指標之一。歷史的發展一再證明：基於現實主義理論之上的軍事崇拜雖然已經過時或只在極少數國家中尚有市場，但不能否認，大國在外交舞臺上的攻守進退，其背後的重要支柱仍然是軍事實力。歷史的經驗一再表明，僅有軍事實力，無法支撐國家的長治久安，但沒有強大的軍力，國家就會成爲一個跛足者，走向強大就是一句空話。
第二，軍事實力仍然是決定大國國際地位和發言權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當今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無政府狀態和實力政治的本質未變。這就是爲什麼在冷戰結束之初一度下降的軍事地位近年來又明顯回升的根本原因。所以，只要國際形勢局部動盪的一面還在發展，以國際恐怖主義爲代表的“三股勢力”沒有消除，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干涉仍然存在，即人類的共同利益還未大於或超越於民族國家的主權利益，軍事實力的強弱就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着大國的國際地位和作用。在一定條件下，它比經濟和科技的作用更加直接和有效。
第三，軍事實力仍然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最後的、也是最可靠的保障。在當今世界綜合國力的競爭中，經濟是基礎，科技是先導，而軍事則是牢固的後盾和最終的保障。美國蘭德公司的一份報告做了如下的註解：“什麼是最重要的國家實力?關於國際政治中大國崛起的權威研究表明，國家實力最終是兩個因素互動的產物：一個國家在某一特定時期主導經濟創新週期的能力；它利用主導成果創造有效的軍事能力，反過來加強了現有經濟優勢，造就了穩定的政治秩序，既維持着自身的戰略優勢，同時也有利於總體的國際體系”。顯然，這是關於軍事實力定位的、典型的美國式表述，但也不無道理。約瑟夫·奈在《美國霸權的困惑》一書中認爲，(軍事)安全就像是氧氣，當氧氣充足的時候，人們不會感覺到它的存在，而一旦氧氣不足，人們就再也不可能幹任何其他事情了。
關鍵在於樹立“科學的綜合實力觀”
當前，對我國綜合國力的認識應樹立科學的觀念。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已居世界第六位，人均國民收入突破了1000美元。這標誌着我國的經濟實力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同時也意味着國家安全將進入一個高風險期。因此，在已經具備了較雄厚的經濟基礎的情況下，強調並落實全面、均衡、協調的綜合實力觀顯得尤爲重要。這既是中國國家的基本特徵所決定的，也是近年來我國安全形勢變化的特殊需要，同時，還是和平崛起的根本保障。
中國國家的基本特徵概括起來就是：“發展中的、尚未完全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大國”。作爲發展中國家，我們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產業結構調整上的難題和大量的社會問題、有着法制化和民主化的共同壓力，還有公民素養和道德缺失方面的挑戰；作爲尚未完全統一的國家，臺灣問題始終是中國發展和安全的一塊“短板”，只要這一問題不解決，中國戰略資源的持續流失和在國際上授人以牌的總體弱勢地位就無法獲得根本上的改善；作爲當今世界繼蘇聯之後事實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客觀上承受着來自西方國家西化和分化的最大壓力；作爲一個正在崛起中的大國，“中國威脅論”恐怕並不會以我們的和平願望，以及永不稱霸的政策宣示而徹底消除。中國“樹”未大，“風”已至的現實，超出了我們主觀願望和能力所能駕馭的範圍。
中國正在由過去那種國際體系外的憤怒和反對角色，日益變成國際體系內的積極參與和改造角色，其後果必然是對現有國際秩序造成一定的衝擊和挑戰，儘管這個過程有可能避免歷史上屢屢出現的戰爭更替而實現和平崛起，但這也只是可能，不會不經努力而必然實現。所以，“和平崛起”，其主要目的是崛起，和平是一種手段，否則我們很可能會犯自我麻痹的錯誤。更何況，進入21世紀初，我國安全環境的突出變化，在於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同時上升，相互交織，互相滲透。這從根本上規定了中國的國力發展只能走一條全面、協調、平衡的路子，而不能此重彼輕，更不能捨此顧彼。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政治、軍事、經濟、科技、資源、社會、國民素養等的投入和關注完全等同，它們的發展可以有先有後，但某一實力的發展決不能嚴重滯後於其它力量的進步，否則，就可能造成新的比例失調，損害國家總體安全。
對中國來說，科學的綜合實力觀還意味着：單項實力之間的相互兼顧和更完善的協調極爲重要，這關係到綜合國力的合力效應能否最大化的問題。所以，經濟作爲基礎和科技作爲先導的一面決不能動搖。但我們同時必須看到，國力中“軟實力”，和“硬實力”中的軍事力，是標誌國家強弱的外在體現，某種意義上也是最終的體現。
中國需要理直氣壯地發展國防現代化
要做到綜合實力全面、均衡、協調發展，我們必須集中力量、全面建設，尤其是大力發展國防。這不僅需要智慧，更需要戰略決心和國家意志。
有人擔心，這會爲“中國威脅論”提供口實。其實，“威脅論”是任何大國在崛起過程中都必經的困境，是外部世界對新崛起國家由不習慣到習慣，由反對、遏制到逐步接受的過程，大可不必看得過重。更何況，這10多年來，我們就是在“威脅論”、“遏制論”中發展壯大的，如果同幾年前相比，現在這種“威脅論”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了，這當然同我們的和平外交政策與在國際社會中扮演負責任大國的角色有關，但國際社會通過同中國打交道，適應並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也是威脅論下降的外部原因。尤其對中國軍事實力的增長，外部世界的敏感度更高一些。但如果拿我們20世紀70年代就已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來衡量，國防現代化是應有之義。國際社會本應把中國軍力的發展視爲正常，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自己是否從內心把此看作理所應當。如果我們自己都理不直氣不壯，好像一講發展軍力，就損害了我們的和平形象，就難以融入國際社會，那怎麼能夠指望國際社會能適應並接受我們呢？只要我國的國防現代化保持在積極防禦所規定的合理、足夠的水平上，我們就應該理直氣壯地去強調和投入，就不必過多顧及別人說什麼。歷史和現實的辯證法都一再證明：能戰方能言和，談和更需備戰。在實力政治仍占主導地位的當今世界，在“臺獨”勢力公開、不斷挑釁一箇中國原則的形勢下，在我國防實力與我軍肩負的使命相比仍然存在差距的情況下，強調這一點尤爲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