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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日本福岡地方法院就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一案的違憲判決，在中國激起了巨大反響。然而，如果回顧一下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經歷，我們會發現此次判決並未使一些關鍵問題得以澄清。正因爲如此，我們對此次判決是否有助於促使某些日本政要在參拜靖國神社上採取剋制的態度，也不應抱什麼期望。
首相參拜的“公私”之爭？
1953年10月，吉田茂成爲戰後參拜靖國神社的第一位在任首相。而且，吉田茂之後，至1970年代的三木武夫，歷任日本首相每年都會在靖國神社的傳統春秋兩祭中出現。
1975年，日本社會黨和共產黨援引憲法第20條有關政教分離的條款，對三木武夫參拜靖國神社提出違憲指責。對此，三木武夫以“私人身份參拜，並不代表政府”的說法成功地予以規避。
不過，“私人身份參拜”之說還是引起了日本國內的爭議。爲此，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978年的時候發表了一個“統一認識”，以此劃定了官方與私人蔘拜的界限，標準是用於參拜的香火錢是公費還是自費的。根據這一標準，日本政府推定三木之前的首相參拜活動均代表個人。
然而，在日本國內一直就有要求官方正式參拜的呼聲。據早先《朝日新聞》、NHK等舉辦的民意調查，超過一半的受訪者希望政府出面參拜。日本民間與國會中甚至出現了“靖國神社官方參拜委員會”等一些政治性組織。
由於以官方形式參與或組織參拜勢必刺激二戰期間的受害國家，所以日本政府在1982年採取了替代性的措施——把8月15日，二戰中日本的投降日，定爲“追悼戰歿者和祈禱和平日”，由政府主辦全國性的紀念活動。
這樣做雖然折衷了來自國內外兩方面的壓力，但是日本一些右翼的宗教和政治勢力並不滿足於此，他們的最終目標就是要讓日本首相正式參拜靖國神社。1983年1月，中曾根康弘終於滿足了這些人的願望。在回答記者關於其參拜性質的提問時，中曾根把日語的“含糊性”和“曖昧性”的特點表現得淋漓盡致。他沒有直接回答記者關於參拜性質的提問，只是說：“內閣總理大臣中曾根康弘向靖國神社參拜。”這樣的回答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1985年，爲了規避憲法第20條，自民黨提出了“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但不參加神社依據神道教傳統舉行的帶有宗教色彩的參拜儀式”。當年8月15日，中曾根按照這樣的程序再次參拜靖國神社，這一次他刻意強調了自己所具有內閣總理大臣的身份，並指明瞭官方參拜的性質。
此次參拜在國際上引起軒然大波，面對來自亞洲鄰國、尤其是中國的激烈反應，中曾根決定不再參加當年的秋祭。中曾根之後，除了橋本龍太郎以私人身份參拜過靖國神社之外，到小泉純一郎之前，再沒有一個首相到靖國神社參拜過。
“政教分離”還是“信仰自由”？
由211名日本戰死者遺屬和一些宗教界人士組成的原告團在此次指控中認爲，小泉以首相的身份參拜特定宗教場所靖國神社，實際上是向他們強加宗教信仰，侵犯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給他們造成了精神上的傷害。不過，在判決作出後，自民黨的一些人士卻公開指責判決是錯誤的。爭論的核心就在於，參拜究竟只是“宗教信仰自由”，還是宗教重新滲入了政治。
靖國神社屬於日本傳統的神道教，1945年以前一直是日本國家神道的最高代表設施；而神道教在明治之後到二戰結束之前是日本國教。這使得神道教在日本具有了“超脫”地位。日本明治時期的帝國憲法，雖然提出了“政教分離”的原則，但這部憲法本身就是建立在神道教基礎上的。這就導致一個悖論，一方面日本官方並不承認日本存在國教，而另一方面，日本天皇卻仍然被視爲“神”，直至美國對日本的民主改造之後，日本天皇才公開宣佈脫離與神道教的關係。但是，神道教“超越宗教”的觀念卻在一部分日本人心中紮了根。
1946年的《日本國憲法》也規定了政教分離和公民信仰自由。但神道教的超脫地位卻沒有完全消除。一些日本人並不認爲神道教是宗教。1965年，在對日本三重縣津市地方“使用地方財政舉行神道奠基典禮違憲”一案的判決中，當地法院認定神道的儀式是“具有普遍性的習俗”，與宗教無關。根據這一判例，既然神道教並非宗教，那麼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事件中也就不存在國家權力介入宗教的情況。
然而，事實上，日本軍國主義的根源就在於神道教，正因爲如此，盟軍最高司令部1945年發佈禁止政教合一的命令，禁止日本政府與神道的各種聯繫，把神道作爲一種獨立的民間宗教處理。爲了滌盪神道教對日本國民性格的塑造，美國從意識形態等各方面煞費苦心，麥克阿瑟甚至想一把火燒了神道教的象徵——靖國神社。顯然，政教分離的原則首先針對的就是神道教。
福岡地方法院審判長在判決中說，小泉在參拜靖國神社時，乘公車，與祕書同行，以“內閣總理大臣”身份簽字、獻花籃、參與傳統的儀式，屬於日本憲法第20條禁止的宗教行爲，違反了日本政教分離的憲法原則。這實質上更正了1965年日本三重縣津市地方法院的判決，肯定了神道教就是一種宗教。
歷史陰影與“神”的陰影
神道教中有人死後皆爲神的教義，但靖國神社中的所謂“神”必須是爲天皇“盡忠”而死的人。這就使靖國神社從根本上區別於其他神社。靖國神社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而不僅僅是宗教信仰那麼簡單，說白了，就是歷史問題。
福岡地方法院的判決詞認定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有“政治意圖”，原告團提起訴訟的本意其實也在其政治意義，例如面對這次判決結果，原告團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宣佈不會因爲沒有得到“精神賠償費”而提出上訴，反而響亮地提出不要爲侵略戰爭製造所謂“英靈”，警惕重新把靖國神社作爲軍國主義精神支柱的企圖，從而顯示了其強烈的政治含義。
對於福岡地方法院的判決，小泉則辯稱：“違憲判決是可笑的。我不明白爲什麼參拜靖國神社就違憲。我是基於個人信條參拜的。”小泉還認爲中國等國家對他參拜靖國神社的抗議是干涉內政。
然而，以小泉的政治智慧，他當然知道這是一個政治問題。當年美國保留靖國神社的時候，或許根本沒有想到神道教在這個民族心理中的烙印是如此之深，這個民族會對靖國神社帶有這樣的執著。對於東亞那些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之害的國家而言，其實並沒有人反對日本的信仰自由，他們反對的是日本在堅持自己的信仰時可以如此冷漠地傷害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感情。在其他亞洲國家對待靖國神社的態度上，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被日本右翼塞入靖國神社是一個明顯的分界點。
衆所周知，涉及靖國神社參拜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靖國神社中祭有包括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在內的衆多二戰戰犯的牌位。那麼，以官方身份參拜靖國神社是否包括對這些戰犯的參拜呢？雖然通過對日本民族性的研究，許多學者已經向我們揭示了一個完全不同於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東方儒家文化的日本哲學體系，一個自認爲生活在“神”的光環下的特殊民族。但是，已經具有高度現代政治文明的日本，顯然清楚“自己的權利不能以侵犯他人權利爲代價”的基本準則。那麼，對於那些同樣供奉在靖國神社的戰犯而言，僅僅使用“戰歿者”一詞能否讓亞洲其他國家的人民理解呢？除非，日本根本不想獲得其它國家的理解。
正因爲如此，當被問及他今後是否繼續參拜靖國神社和將以何種身份參拜時小泉的說法是，“今後我將繼續參拜。至於參拜的名義我將以作爲總理大臣的個人小泉純一郎參拜。是公職還是私人，我也搞不清楚。既是私人，又是公職。”聯想到1985年中曾根的說法，小泉的意圖已是一目瞭然。
應該看到，靖國神社的確從某意義上說代表了日本的文化和民族性，所以存在着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這樣的事情，並不一定就意味着日本在走向軍國主義。但是，我們卻不得不警惕，以此達到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企圖和行爲，而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早已成爲突破二戰對日本束縛的一種標誌。戰後中日和解在程度上遠不及法德，近些年來齟齬反而在增加，這不免讓人憂心。川端康成說過，“頹廢是通向神的相反方向，也許是捷徑”。我們希望它不會成爲日本軍國主義希望藉此復活的政治預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