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伊拉克接連發生外國人被綁架的事件，其中僅日本人被綁架的事件就發生了兩次。8日，3名日本人被一個名叫『聖戰者旅』的伊拉克武裝組織綁架，一周後3人獲釋。另一起綁架事件發生在14日，兩名試圖前往巴格達西部進行采訪的日本記者被綁架。當地時間17日中午，兩人被安全釋放。在日本國內，從人質被綁架到獲釋的近10天裡，雖然很多人自始至終站在人質事件的受害者及其家屬一邊，要求政府對人質被綁事件負責，撤出派駐伊拉克的日本自衛隊，以拯救人質，但是隨著事態的發展，要政府負責的呼聲逐漸轉變為應該追究人質本人的責任，一些過激分子甚至辱罵受害者及其家屬『自作自受』，不但自己受難，國家破費，還影響了政府政策的實施，有人甚至提出應由人質自己承擔救援費用。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其它國家，一定令人匪夷所思，但在日本，卻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通過觀察這件事所反映出來的日本社會百態，我們或許可以更多地了解日本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
受害者和家屬深深地低下了頭
3名日本人8日被綁架後，他們的家屬極度傷心和焦慮。被綁的3人中有兩名是北海道人，另一名是宮崎縣人。事發後的第二天，他們的家屬就趕到東京，奔走於政府各個部門，向社會尋求廣泛的支持和幫助。日本國內各大媒體也全面跟蹤這一事件，家屬的每一個舉動、政府部門的每一個表態都是新聞報道的重中之重。許多民眾接連數日在國會、首相官邸前和公園裡集會，要求政府從伊拉克撤回自衛隊，以解救人質。
11日，有日本媒體報道說，人質將在24小時內被釋放，但不久就有人闢謠說消息有誤，人質家屬的心情幾起幾落，備受煎熬。就在這時，有人竟然開始惡意中傷他們，給他們打騷擾電話，還給他們發傳真說他們『自作自受』。在北海道，有人以受害者家屬及其友人臨時成立的綁架事件處理事務所的名義，一下子叫了十幾輛出租車。結果，一輛輛出租車聚集在事務所前，卻沒有任何人乘坐，司機非常不滿，對受害人家屬大發牢騷。這顯然是有人搞惡作劇，捉弄受害者家屬。
不僅如此，女人質高遠菜穗子的弟弟妹妹面對媒體，因情緒激動言語略顯犀利，就立即招致不少批評，他們的母親不得不拖著病體出來向公眾道歉。
於是，在一片『人質也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呼聲中，家屬們不再堅持要求政府撤回自衛隊，只是請求政府和社會幫助親人平安歸來。在媒體面前，他們的措辭變得非常小心，一方面不停地道謝，另一方面表示如果人質歸來，要讓他們感恩和反省，因為他們『給大家添了很大的麻煩』。
3名人質剛被釋放時，不知道外界發生的一切，他們中有兩人表示，希望留在伊拉克繼續進行人道主義救援和采訪活動。對此，首相小泉純一郎非常不快地說：『解救人質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過程，政府的工作人員一天24小時都在為他們奔忙，有多少人為解救他們廢寢忘食地努力，希望無視政府勸告(仍舊前往伊拉克)的人好好地想一想。』還有一些政府高官不滿地說：『如果這些人這麼不想回國，不如就到伊拉克政治避難好了。』
因此，當這3名人質被日本大使館接回國內之後，面對攝影鏡頭，他們除了深深鞠躬表達謝意和道歉之外，就不敢再有其他的任何表示了。
日本政府很惱火
自去年年底向伊拉克派出自衛隊以來，小泉政府一直神經繃緊，生怕出點意外，不但對國民不好交代，還會丟了政治前途。然而，怕什麼來什麼，人質事件的發生令小泉著實煩惱，雖然他說過早預料到會有這麼一天，但解救人質畢竟是政府的責任，推卸不得。以前，日本政府就曾有不顧國際輿論批評寧肯向綁匪交付贖金也要保護國民生命安全的例子。
雖然日本國內有些人認為，是政府執意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纔導致人質事件的發生，要求政府承擔責任。但日本政府在盡力解救人質的同時，很快就找到了推脫責任的理由：那就是政府一直都在勸告國人不要前往伊拉克，人質事件發生是他們不聽勸告造成的後果，因此被綁者自己也要承擔責任。
長期以來，為了防止國人在國外受害，日本外務省采取了向國人發出通告的做法，對於國人將前往或滯留的海外國家，外務省根據當地局勢分成4個等級，向國人廣而告之。當目的國危險程度最高時，日本政府即向國人發出『避退勸告』，即還沒去的不要前往，在當地的趕緊出境。自去年伊拉克戰爭以來，日本政府共向國人赴伊發出了10多次『避退勸告』。所以當人質在伊拉克被綁的消息傳來，全國上下一片同情之聲時，總務大臣麻生太郎就認為，『政府已經多次勸國人不要前往伊拉克，人質被綁是他們不聽勸告造成的。』
17日晚，日本外相川口順子再次呼吁國民不要前往伊拉克等頻繁發生綁架外國人事件的危險地區。她說，每個日本國民都應有對自己的安全負責的意識，政府強烈要求國民自我約束。而自民黨國會對策委員長中川秀直當天在廣島縣吳市演講時口氣更加嚴厲：『如果再有人不聽勸告去伊拉克，不論發生什麼事情，政府和國民都絕不會提供任何幫助。』雖然他的話不能代表政府，但日本高層對人質的態度可見一斑。
人質要自掏腰包
兩起人質事件全面解決之後，日本政府覺得是該和人質『算總賬』的時候了。除了人質應該對自己的『草率行為』承擔責任之外，有人還提議應該由人質自己承擔所有的救援費用。
據有關部門統計，僅第一批3名人質的營救行動就花了近20億日元。公明黨乾事長冬柴鐵三指出，這些錢都來自國民上繳的稅金，政府應向國民公布處理綁架事件的具體開銷。自民黨總務會還提議：『應堂堂正正地向人質及其家屬索要救援費。』
這種事情在其他國家或許比較新鮮，在日本卻是有先例可循。比如登山遇險時，日本政府有關部門有責任調動直昇機等前往解救，但其費用則由遇險者及其家屬承擔。甚至有人撞車自殺之後清理現場的費用，也得由自殺者家屬承擔，這在日本已經成為一個慣例。雖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讓在海外被救助者自己承擔救援費用的先例，但是參照國內的慣例，日本外務省已經做出決定，先期被釋放的3名人質要各自承擔從巴格達到多哈包機的經濟艙費用，並全額負擔在多哈醫院的體檢費用。至於其他費用，要等政府對事件進行詳細調查後再『慢慢算』。
責任到底在誰
日本政府鐵算盤一撥，跟人質的經濟賬算得清清楚楚，但是也有人跟日本政府算了這麼一筆政治賬：在伊拉克的日本人為什麼會成綁架的對象？為什麼一些反對戰爭的國家的國民可在伊拉克安保無虞？綁架日本人的伊拉克武裝組織與這些人質並無糾葛，他們恨的是日本政府。因為政府的對外政策招人恨，導致國民成了別人綁架的目標，被綁架的國民似乎更有理由向政府索賠。而且，從法律上說，外務省發布的警告信息對國人並不具法律約束力，因為日本憲法第22條保障公民有前往他國的自由。現在政府不僅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而且還要向被綁人質索要救援費，這種道理似乎到哪裡也說不過去。
然而，在日益右傾化的日本，這種道理卻是說得過去的。日本政府和許多極端分子一再抱怨這些被綁架的人質給人添了麻煩，分析看來，對他們來說這麻煩有三：一是政府要動用人力物力解救他們；二是陷政府於被動，人質事件一旦解決不好，小泉及其他高官就有可能下臺；三是給日本的軍事化道路帶來麻煩。向伊拉克派兵是日本自衛隊攜帶重武器走出國門奔赴海外戰場的第一臺『戲』，戲纔剛開始，就被幾個『不知好歹』的國民給攪了，惹得很多人站起來給自衛隊喝倒彩，大喊『下去吧，下去吧』，日本政府能不窩火？
好在事情圓滿解決了，小泉政府不禁喜上眉梢，這喜有二：一是人質安全回家，日本政府被認為處置得力，一度走下坡路的支持率猛增7.2個百分點，達到55.6%。政府成了英雄，人質卻成了『狗熊』，不得不承擔『壞政府大事』的罪名，政府也因此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二是小泉堅決不與綁架者妥協，撤回自衛隊，不僅凸顯了自己堅持原則不妥協的『英雄』形象，而且還把出兵伊拉克塑造成了一件『正義』事業，使那些主張撤回自衛隊的國民更無置喙之處了。據日本共同社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人質事件解決後，63%的日本人認為政府拒絕接受伊拉克武裝組織要求的做法是『妥當』的，認為『不妥當』的僅有8.8%。對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的支持率昇至53.2%，這也是今年1月以來對向伊拉克派兵持支持態度的人首次超過半數。
如此說來，日本政府不但不應該向這些人質索取救援費用，反倒應該對他們『鞠躬致敬』呢！
在伊遭綁架的澳大利亞人說：『總理陷我於危險之中』
與日本人質回國後唯唯諾諾、噤若寒蟬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伊拉克被綁架的一名澳大利亞人質在獲釋後，就敢大聲指責政府應對她被綁負責。
14日下午，在伊拉克從事人道主義救援工作的澳大利亞人唐娜·馬爾赫恩和另外3名救援者一起到被美軍圍困的城市費盧傑，向伊拉克人分發救援物資。在返回途中，他們碰上美軍和伊拉克武裝人員激烈交火。當時，馬爾赫恩試圖向附近的美軍士兵出示她的澳大利亞護照，以尋求保護，但遭拒絕。不久，黑洞洞的槍口和火箭發射器包圍了他們，4人落到了伊拉克武裝人員手裡成為人質。
一開始，馬爾赫恩等人感到十分害怕，擔心受到伊拉克武裝人員的折磨。看到他們害怕的樣子，一個伊拉克人對他們說：『你們不用擔心，我們是穆斯林，不是暴力分子，我們不會傷害你們的。』
隨後，伊拉克武裝人員搜查了馬爾赫恩等人隨身攜帶的物品，並對他們進行了審問。當聽說他們在伊拉克從事人道主義救援工作時，伊拉克武裝人員對他們更加和善了。一天之後，馬爾赫恩和3個同伴獲釋。
馬爾赫恩獲釋後，對綁架她的伊拉克武裝人員評價十分客氣，說他們『很有理智，願意聽我們說話』。但說到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她可就不客氣了。她說，霍華德在伊拉克問題上緊跟美國，這使伊拉克人對澳大利亞心懷不滿。她指出，『正是澳大利亞總理陷我於危險之中。』
除對霍華德表示不滿外，馬爾赫恩還抨擊了駐伊美軍的行為。她說，由於美軍的圍困，費盧傑缺糧少藥，而城裡的伊拉克人又出不去。因此，在費盧傑最危險的不是伊拉克武裝人員，而是美軍士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