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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陽的劣質奶粉和“大頭娃娃”被曝光之後，不少媒體都爲此發表了情緒激烈的評論文章，表達了公民社會對這種惡劣現象的強烈憤怒，這些評論文章和新聞報道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聲音”，構成了輿論對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壓力。這些天來，我們也看到相關的調查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兩個方向推進，一是阜陽劣質奶粉的源頭被逐步查清，不法商販正在歸案，二是全國各地包括幾個大城市都相繼查出了大量劣質奶粉。從這個“步調”上看，輿論監督和政府監管似乎形成了良好的“互動”。
不過，迄今爲止，對阜陽劣質奶粉事件的評論還以“習慣性的憤怒”居多，理性的思考還比較缺乏，這雖然有助於“集體問責”，但對於政府加強和改善食品安全的監管卻沒有太大的益處。
如果我們把劣質奶粉事件看作一個博弈過程，那麼，政府、奶粉生產商、奶粉經銷商和消費者就是四位弈者，而劣質奶粉餵養出“大頭娃娃”，則是本場博弈的最差結果，爲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呢？原因在於弈者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力量失衡現象。奶粉生產商和經銷商構成了一個同盟，他們不僅擁有絕對的信息優勢，擁有龐大的低價奶品市場，還擁有“寬鬆的”經營環境，而消費者天生就處於弱勢和依賴地位，他們在棋盤上的位置完全仰仗於政府這個“高手”的庇護，但遺憾的是，政府在奶品市場或者說食品安全體系上也存在着“肌無力”問題，所以，劣質奶粉得以暢銷全國各地，“大頭娃娃”也就不單是阜陽的“特產”，到底有多少嬰兒深受劣質奶粉的戕害，目前還是一個未知數。
簡單地批評地方政府對食品市場監管乏力，這個立場非常正確，但似乎有失公道。從我國的食品安全體系看，對奶粉這樣的食品實施監管的幾個環節存在着明顯的脫節現象，比如，負責食品安全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在縣級政府並沒有分支機構，在基層地區，奶業的生產開發由畜牧局負責，進入市場之後又由工商部門負責，只有出了嚴重問題之後纔會“驚動”領導，那時候就不知道由誰負責了。偏偏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不僅市場準入的門檻很低，市場經濟的自我制約能力非常弱，食品行業的註冊程序、信息發佈也很是馬虎，在發展區域經濟的大前提下，所有的檢驗檢疫都可以從簡，所以，生產經銷的奶粉中出現了蛋白質零含量，一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爲不法商家走“欺招”和“騙招”獲得了“默許”。
政府不能只當救火隊，而應從根本上反思劣質奶粉的解決之道。只要想到陳年月餅、有毒大米、甲醛水發品、注水肉等等的“特色食品”，我們就深切地盼望中央政府對目前的食品安全體系進行徹底“大修”，其內容應該涉及立法和法規修訂、設立強力主管機構並重新佈局、監管環節進一步細化以及建立責任追究制度等。這個大問題不解決，下一個出事的保不齊就該是劣質食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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