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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寇轟炸後的南開校園 |
1937年7月29日
所有的南開人都應當銘記這一天。從這天夜裏開始，美麗的南開園慘遭蹂躪，堅強的南開人開始輾轉南遷再續絃歌。
歷史是一種潛在的力量，有時候我們在歷史的真相面前不能不感到震驚，不僅是歷史事實本身，而且是我們自己的心靈。
讓我們回到歷史現場，重溫南開的累累傷痕和奮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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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日寇掠走的南開大學校鍾 |
愛國抗日
1931年，一個民族危難國家懸系的年頭，南開人的愛國熱情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淋漓迸發。9月19日，“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南開大學東北同學會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成立了國難救國會，統籌學生抗日救國事宜。9月20日，張伯苓發表《東北事件與吾人應持之態度》的演講，慷慨激昂語重心長，他勉勵南開學生“抱爲國奮鬥至死不腐之志，將問題觀察透徹，認識清楚，沉着精進，從事準備工作”。停開迎新會和校慶紀念活動哀悼國難，舉辦國貨展覽會抵制日貨，赴南京請願呼籲團結抗日，組織募捐隊，支援十九路軍抗日；南開的學生們爲國家的命運“放聲痛哭”、“飲食難下”；南開的教授們關心國難“提書授課時，淚盈盈而欲泣”；張伯苓校長不顧私立學校的財政負擔，先後接納了78名流亡關內的東北大學生免費借讀。在“九·一八”之後掀起的愛國抗日大潮中，時時會有南開師生的身影。這就是南開人的愛國熱情，這就是南開人的民族精神！
1933年，南開師生前往河北三河慰問29軍抗日將士，師生們高喊：“你們的父母就是我們的父母，你們的子女就是我們的子女，你們的妻子就是我們的姊妹……”臺下鐵人般的將士在那裏流着熱淚。不久之後，這些將士大部分犧牲在喜峯口戰役中。
1934年春天，清明節的濛濛細雨讓南開師生始終放不下祭奠英烈的念頭，張伯苓派三位師生代表前往埋葬喜峯口陣亡將士屍骨的石門鎮掃墓、獻花、植樹。張伯苓對他們三人說：“二十九軍和南開學校，可以說是兩個弟兄團體，因爲這兩個團體的目的與精神是相同的。南開之不忘他們，正如同弟弟不忘殺賊身死的哥哥。”
趙宜倫、沈士傑、郭榮生等三人於4月9日下午出發，取道北平、通州、三河、漁陽等地，輾轉到達石門鎮。雖然山清水秀也免不了一路風塵，他們三位毫不在乎，因爲代表南開學校向爲國捐軀的壯士盡心是一個光榮的使命。4月10日下午，三人來到英烈安息處，恭敬虔誠地獻上兩個花圈，上下款分別寫的是：“敬獻給二十九軍全體抗日陣亡將士靈前，天津南開學校大、中、女、小四部全體師生鞠躬。”
羣山肅穆，風雲含悲，面對英烈，南開學子禁不住悽然落淚。鞠躬行禮後，趙宜倫對安息的英靈說道：“今天我們三人代表天津南開學校大、中、女、小四部全體師生，由天津特意到這裏來看望諸位。諸位都好嗎？有人說你們死了，其實你們並沒有死呀！說你們死了的人正是死了，而諸位仍然是健康地活着。去年的今天是你們哭的時候，而今年的今天是我們哭的時候了。你們還記得去年在三河，南開師生和你們講話時的情景嗎？……你們得到命令，半夜功夫便從三河跑到喜峯口，一夜就立下千古不朽的奇功。你們的鮮血染紅了長城，你們的鮮血塞住了日軍的坦克車，現在你們的骨頭在這裏休息。我們哭的不是你們，而是你們的熱血振作不起將亡的民族。你們諸位在這裏
靜靜地安息養傷吧，你們的骨頭一樣可以舉起大刀和敵人廝殺！”
憑弔祭奠儀式後，大家高唱着《滿江紅》，氣氛悲壯、凝重、濃烈。趙宜倫、沈士傑、郭榮生三人向周圍觀禮的民衆講述了南開學校師生對爲國捐軀將士的欽敬之情，並號召大家團結一心共抗日寇。
第二天早晨，他們又在石門鎮東牆下種了25株白楊樹，象徵南開師生繼承陣亡壯士遺志，宛如白楊一般堅忍不拔、同仇敵愾，並書橫木牌以留紀念。山村寧靜，長城巍峨，南開學校師生與民族、國家共命運的決心彷彿化作豐碑矗立在青山綠野的古戰場上。
慘遭毀掠
下午，一片寂靜。外國記者又被請到日本的新聞發佈會議室。“先生們，”那位在英國受過訓練的、衣冠楚楚的日本上尉說：“今天，我們要轟炸南開大學。”
……“但是，有什麼理由轟炸一所舉世聞名的高等學府？”外國記者異口同聲地問。
“先生們，南開大學是一個抗日基地。凡是抗日基地，我們就要一律摧毀。”
“你這是什麼意思？”
“南開學生抗日擁共，他們老是給我們製造麻煩。”這是愛波斯坦在《人民之戰》中的記錄，它清楚地道出了美麗的南開大學緣何成爲日寇毀掠的對象。
“在七月二十九日夜裏兩點鐘，天津市內戰爭開始。中國地區整天遭受炮擊和空軍轟炸。郊區的南開大學遭受猛烈轟炸，幾乎夷爲平地。市區大火蔓延，無法撲滅。”(林語堂《京華煙雲》第43章)日寇終於下手了，衝着愛國抗日的南開師生，衝着美麗的南開園。
7月30日凌晨1點，日軍開始向南開大學開炮。30日下午2時“日炮隊亦自海光寺向南大射擊，其中四彈，落該院圖書館後，刻已起火。”30日下午3時許，日方派騎兵百餘名、汽車數輛，滿載煤油到處放火，“秀山堂、思源堂、圖書館、教授宿舍及臨近民房，盡在煙火之中，菸頭十餘處，紅黑相接，黑白相間，煙雲蔽天，翹首觀望者，皆嗟嘆不已。”
日本人就這樣毀掠了南開大學，而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和南開小學也遭到了日寇的嚴重侵擾。數十年慘淡經營一夜之間滿目瘡痍，張伯苓的心中溢滿了悲痛。但是日寇炸不垮南開的毅力和勁頭，張伯苓說：“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爲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
今天，在對南開的這段傷痕和磨難進行發掘重溫時，我的心底突然有一種強烈的想念。
想念大智大勇的張伯苓校長，一個人那樣深刻地影響一個系列學校的事情不多，一個學校如此多方面地接受一個人的恩惠更是少有，張伯苓爲什麼能讓南開有無窮盡的生命衝破戰火不斷綿延？想念奔波辛苦的黃鈺生先生，一個人一生追隨他敬仰的校長爲南開的瑣碎管理和具體建設殫精竭慮，黃鈺生爲什麼在調離南開後至死還念念不忘他與南開的深情厚誼？想念德高望重的楊石先校長，一個人一輩子的學術智慧和運籌才智都揮灑給一所大學，楊石先爲什麼要遺囑把自己的骨灰播撒在馬蹄湖畔？想念伉乃如先生，想念陳序經先生，想念邱宗嶽先生，想念姜立夫先生，想念喻傳鑑先生，想念李卓敏先生……
我知道，我想念的是一種精神、一種幹勁、一種風範，而這些對於百年的南開至關重要。
當我們在今天的南開園裏飛揚青春，笑語歡言的時候，我們是否記起她曾毀於硝煙、滿目瘡痍？我們是否記起她曾歷劫涅槃、浴火重生？我們是否記起前賢重興百廢、再造南開的曲折和艱難？我們是否記起先人動心忍性、笳吹弦誦的壯懷和磐志？
從南開往昔的傷痕中可以汲取和獲得什麼？這是我們在回顧歷史時應該思考的，也是進行百年南開紀念的最大意義。
絃歌不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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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忘國恥 |
辭卻了五朝宮闕，辛苦勞頓前往衡山湘水，南開師生要在戰火紛飛中續寫自己的教育救國篇章。日寇毀校後，南開大學舉校南遷，在長沙城東的韭菜園租借了聖經學院和涵德女校，與北大、清華聯合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7年11月1日，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正式上課。學生們都懷着這樣一個信念：戰爭總要過去，我們要爲救亡而讀書，爲建設國家而讀書！
此前，深謀遠慮的張伯苓已經洞悉國危，未雨綢繆，在重慶建立了南渝中學(後更名爲重慶南開中學)，以存續南開學校的中學血脈。平津淪陷後，南開中學輾轉內遷重慶，在南渝中學繼續教學授課。
然而不到兩個月，南京又陷入敵手。武漢告急，長沙震動。面對華北淪陷、中原動盪、三吳烽火、九夏蜩螗之勢，長沙臨時大學被迫再南遷昆明。
風蕭蕭兮湘水寒，路茫茫兮黔嶺長。南開學生組成步行團，在黃鈺生等教師組成的輔導團帶領下，櫛風沐雨，開始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見的一次“長征”。數千裏的山水坎坷、道路崎嶇，文弱的書生艱苦跋涉，爲的就是一個目標：傳承薪火，教育救國。徒步3500裏，歷時68天，橫穿湘黔滇三省，穿布鞋、住草房、吃糙米，歷遍風雨，踏盡坎坷，南開與北大、清華三校師生在步行的患難途程中融爲一體，大家看到了校園裏不能看到的真實國情，體味到什麼是“家徒四壁”、“貧苦”、“疾苦”，什麼是在危難中仍不願屈服的人民。
1938年4月，步行團抵達昆明；同月，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滇成立。三校校長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任常委，以張伯苓爲首，共同負責聯大校政。夏，南開大學在昆明設立辦事處，南開商科研究所在昆明、貴陽設立辦事處，繼續研究工作。
昆明雖然是大後方，但喪失了制空權，時常遭到日軍飛機轟炸。有一次，日軍轟炸機隆隆呼嘯而來，防空警報淒厲作響，兩位聯大的學生卻毫不畏懼，蹲在防空洞口畔，聽着敵機俯衝掃射的尖嘯聲，看着炸彈在山頭爆炸，洞壁因受震而塵土崩落，他們依舊誦詩念賦，鎮定自若：“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爲了躲避敵機對住宅的轟炸，許多教授遷到郊外農村居住，住得最遠的在50多裏外的呈貢。進城講課要坐小馬車，或者步行，非常辛苦。遇到雨天，則泥濘路滑，趕到教室已是形如落湯雞，但上課時他們仍談笑風生，毫不在意。
這就是國難時刻南開師生愈挫愈奮的毅力，這就是南開人在淫威下不屈服的可貴姿態!用文化的理想和思想來對抗深處地獄中的苦難，他們的求知、辦學與學術研究從未因日寇瘋狂傾瀉的彈雨而有片刻停止！特殊的環境鍛造了堅強的意志，南開人就這樣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在昆明與清華、北大師生共體時艱，於國難之中高擎教育救國的旗幟，笳吹弦誦春風化雨。
“南開的目標，不是成功，而是奮鬥，不是滿足，而是長進，憑着這種精神，創造一切，解決一切”，張伯苓校長對南開在戰火硝煙中的樂觀態度和苦幹精神這樣表述。不必歷數校舍破陋生活簡劣；不必驚歎冠蓋雲集羣賢盡至；不必感慨儒雅談笑斯文往來。聯大八年，剛毅堅卓，羣星璀璨，閃耀寰宇！絃歌不輟的精神以強大的穿透力，跨越時間，跨越地域，寫下了南開在中國教育史上的不朽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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