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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賴以立足的家園，空氣日益齷齪、土地越發貧瘠、河流走向乾涸……雖然中國幾十年如一日地埋頭趕超和對趕超進行樂觀豪邁的註釋，從來沒有像羅馬俱樂部發表《增長的極限》那樣，也發表“環境困境的報告”，但困境早已經擺在了面前。
儘管筆者真誠地希望，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30年後回首往事時，筆者今天的說法或者擔心，不過是杞人憂天。但是古人說得好：“明者防患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在不斷看到2020年GDP在2000年的基礎上再翻兩番，甚至2050年中國前景將如何燦爛的描繪的時候，筆者也不禁想到了極限這個詞。中國是否存在增長的極限呢？
經濟增長面臨極限
俗話說，巧婦難爲無米之炊。
無論是趕超理想還是崛起的目標，只要包含有經濟發展這一項，就離不開資源消耗。既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沒有這樣便宜的事。經濟增長不是浪漫曲。
資源環境問題已經成爲中國發展的軟肋和瓶頸。可持續發展觀的提出，意味着承認，老路快要走不下去，經濟增長面臨極限。
中國地大，可相對未來生存和發展需要來說，卻並不物博。據中國地質科學院的一項研究報告，未來20～30年內中國現有資源的供應將不可持續。今後20年，中國實現工業化，石油、天然氣、銅、鋁礦產資源累計需求總量則至少是目前儲量的2～5倍。據統計，中國現有煤炭的探明儲量爲818億噸，石油爲25億噸，天然氣爲5.4億噸。以2000年爲起始點，到2020年，中國年需煤炭16億～18億噸，20年累計需247億～268億噸；石油年需5.5億～6.4億噸，10年累計需85億～92億噸；天然氣年需0.6億～0.7億噸，10年累計需9.2億～10億噸。中國油氣資源的現有儲量將不足10年消費，最終可採儲量勉強可維持30年消費；到2020年，中國石油的進口量將超過5億噸，天然氣將超過1000億立方米，對外依存度將分別達70%和50%。未來20年中國石油需求缺口超過60億噸，天然氣超過2萬億立方米。
不僅是能源問題，在鐵、銅、鋁等重要礦產資源上，中國一樣面臨用什麼來持續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中國地質科學院的研究認爲，2012～2014年，中國將迎來年2.4億～2.6億噸鐵的消費高峯，未來20年缺口將達30億噸；2019～2023年，將迎來年530萬～680萬噸銅的消費高峯，未來20年缺口將達5000萬～6000萬噸；2022～2028年，將迎來年1300萬噸鋁的消費峯值，未來20年缺口將達1億噸。
2002年11月，中國地質科學院在一份題爲《未來20年中國礦產資源的需求與安全供應問題》的報告中提出，今後20年，中國實現工業化，石油、天然氣、銅、鋁礦產資源累計需求總量則至少是目前儲量的2～5倍。未來20～30年內中國現有資源的供應將不可持續。
當然，這樣的研究並不等於就是標準答案。儘管不同的研究會有不同的結果，但是中國自身的資源滿足不了持續發展的需要卻已經成爲事實。
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的數據顯示，50多年來，我國的GDP增長了大約10倍，而礦產資源消耗卻增長了40倍。2003年，我國已成爲煤炭、鋼鐵、銅的世界第一消費大國，世界第二石油和電力消費大國。而創造的GDP僅相當於世界總量的4%。照這種高消耗低產出的方式，如果中國經濟總量再翻幾番，哪裏去弄那麼多資源供中國消耗？
無論何種估計，經濟快速增長與礦產資源大量消耗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已經不是預測，而是現實了。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分享世界資源的競爭將日趨激烈，而世界的資源本身也是有限的。以銅爲例，目前世界探明的銅資源儲量是6.5億噸，經濟可利用的儲量是3.4億噸。假設中國未來20年銅的缺口將達5000萬～6000萬噸，要知道，中國人口只佔世界的1/5，如果世界其他人口也按照中國人均標準消費，那將意味着20年後全世界經濟可利用的儲量全部開採了也不夠用。
嚴重的資源瓶頸使中國經濟增長面臨極限。未來幾十年，只要中國工業化進程沒有停止或者中斷，中國成爲世界第一礦產資源消費大國，乃是大勢所趨。無論是善意還是惡意，“誰來供給中國資源？”都將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地成爲一個真正的問題。中國應該正視礦產資源危機的問題，在這個基礎上跟世界其他國家合作對話，而不是爲了維持經濟增長，對國內的礦產資源竭澤而漁，以致最後造成得不償失的戰略性錯誤。在這個意義來說，談論中國經濟增長的極限不是絕望，不是恐懼，而是正視現實的危機，以及危機所帶來的挑戰，希望能夠居安思危，不至於將來臨時抱佛腳。
經濟增長還是硬道理嗎？
我們已經習慣於勾畫宏偉、美好的未來藍圖，卻缺乏對權力說不的環境和習慣。
在這樣的環境中，中國就非常容易表現出格外的樂觀。經濟學家提出諸如小康之家就是要有兩套住房、2020年再翻兩番之類美好構想的時候，似乎並沒有覺得如此小康、翻番到底需要多少資源，石油、鋼筋等等居然可能是一個難以逾越的問題。可偏偏這是問題的要害。沒有鋼筋，大樓是建不起來的；沒有石油，汽車可能就成了一堆廢料。中國關注增長卻常常忽視或者無視增長的基礎和代價。
50多年來，無論發生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公佈的經濟增長速度總是令人刮目相看。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背後，到底付出了多大資源與環境代價，似乎不值一提：我國現有荒漠化土地面積267.4萬多平方公里，佔國土總面積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萬多平方公里；我國有18個省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到20世紀末，全國668座城市中，已有400多個城市供水不足，其中比較嚴重的缺水城市達110個，全國城市年缺水60億立方米。全國131個流經城市的河流有70%被污染；酸雨面積已佔國土面積的30%……大自然在報復我們。倘若有一天，我們突然發現，4億人徹底喪失了家園，這還僅僅是一個環境問題嗎？還有多高的經濟增長會比這個問題更具有爆炸性呢？再比如，中國由於水資源的短缺，諸如南水北調等輸水線路，可能成爲需要武力保護的“生命線”，因爲缺水的不只是北京、天津。線路所到之處都缺水。在中國，水必將成爲嚴峻的政治問題。
毋庸諱言，幾十年來，我們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我們也在自毀家園：山在禿，水在臭，河流在乾涸，草原在變荒漠……中國經濟的奇蹟背後是環境資源的劣跡。可我們共同的家園——中國卻只有一個。困境不會因爲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就很快迎刃而解。中國的資源消耗、環境破壞等問題，也早已經不僅僅是中國自身發展過程中的家事。世界的眼睛在盯着中國。無論我們多麼渴望富強，我們都不能不考慮世界投射過來的目光。目前，中國人均石油消費不到美國人均的1／18，也不到日本人均的1／13。美國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執行所長蓋爾·盧福特前不久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就說：如果中國購買石油的數量持續增加，就會給世界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因爲中國太大，石油市場沒法承受。如果5箇中國人要用1個美國人那麼多的石油，也就是說中國的石油消耗量跟美國持平，人類就該另找一個星球搬家。
自然，世界其他國家就會想到一直指責美國爲石油而戰的中國，它自己有一天也會爲競爭世界資源而不惜一戰嗎？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分辯這樣的擔心毫無道理，甚至就是污衊，但是我們卻無法阻止這樣的想法存在。當我們想到類似這些問題的時候，經濟增長的道理還會是永遠那麼硬嗎？
當然，我們可以通過指責發達國家今天的成就是建立在對世界資源的消耗基礎之上來爲自己消耗越來越多的世界資源辯護，但是講完道理之後，我們還是得面對現實：世界的資源就怎麼多。中國自20世紀40年代末開始國家戰略選擇失當，以及接連不斷的經濟政治震盪，使得中國喪失了充分利用世界資源的發展機遇。失去了機會就不會沒有代價。而今，中國肩上起碼有兩大難以迴避的壓力。一方面，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上與發達國家、甚至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都處於鮮明的對比之下，任何政治家都不能不正視民衆追求富裕的強烈願望，沒有政治家能夠迴避這個壓力。另一方面，中國需要發展經濟，中國要分享世界的能源和礦產資源，就不能不面臨來自外部世界的壓力——這是理論問題，但更是政治問題。世界現在不是、未來也不會是按照中國意志分配資源的。無論我們自己的意願如何，中國的經濟發展都不能不受制於這一基本前提。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高增長本身可能就隱含了未來的經濟社會不安全，甚至在未來某個時候局勢出現爆炸性的綜合性危機。一個資源枯竭的中國是一個不安全的中國，這不僅對中國自身而言，也是對世界而言的。如果我們承認增長的極限，就必須未雨綢繆，事先儘可能預計到增長極限所帶來的經濟、政治、社會、軍事乃至安全上的衝擊與後果。經濟增長必須放在全球背景下審視，必須跟中國大戰略協調，而不能孤軍奮進。中國必須重構發展、富裕和經濟增長的觀念，那麼，原來的許多美好期望、追求和夢想就可能在反思中被修正，甚至擱置到一邊去。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中國，很可能是一個沒有高速增長或者經濟奇蹟的中國。中國必須適應這一形勢。可中國能夠適應或者很快適應這一變局嗎？
經濟增長之外的政治退路
應該承認，在任何國家，經濟增長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且也是政治問題。如果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政府和政治家就將面臨巨大的國內壓力。因此，任何官員和政治家在其任期內，都會有爲追求立竿見影的政績而不惜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爲代價的傾向。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和社會溝通對話機制，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成爲一個沒有退路的尖銳的政治問題。一旦沒有退路，在缺乏制衡機制的情形下，就會從鄉長開始，都奉行不惜殺雞取卵的刺激和保持經濟高增長的政策。
中國要剋制自己追求經濟增長的強烈衝動並不容易。政治家高瞻遠矚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淡化GDP概念，告訴官員應當走出盲目崇拜GDP的怪圈，要樹立科學的發展觀，GDP不是萬能的，不能只看GDP，不能只看“政績指標”，還要看“綠色指標”，計算經濟增長時將資源揮霍和環境破壞也包括入內等等，不僅有用，而且也是一種進步。但這依然遠遠不夠，況且認識到問題並不等於就能夠解決問題。
之所以這樣，大背景是，經濟的快速增長一直被當成國家成功治理的標誌之一，高增長的數據成了國家的成就和引以爲豪的一個象徵和尺度。在這樣簡單化、教條化的觀念下，日本經濟增長的停滯、俄羅斯一度的經濟負增長，都一概成了“反面”的、必須避免的東西。可以說，這種思想已經成爲一種意識形態。如此情勢之下，就是擠破經濟泡沫也會被視爲經濟倒退。自然，各級政府和官員難免不受制於這種經濟意識形態的影響。經濟增長成了缺乏退路的政治問題。對各級政府官員來說，即使強調要淡化GDP的概念，但是很少有誰真敢淡化。更何況，有些問題是在市場貪慾和權力的雙重驅使下造成的。面對這樣的形勢，用什麼保證中國和中國人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呢？
要解決問題顯然不是下個文件或者宣傳一下就能夠做到的。比如，要通過稅收或者環境保護甚至司法槓桿約束高污染企業，就必定會有企業破產和減少地方財政收入，儘管支持這樣企業存在的人可能只是當地居民的極少數人，但是失業破產的人卻可能因此而上訪遊行—而這又被視爲“社會不穩定”的表現。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標準下，主管官員就面臨仕途風險，因此，在通常情況下，他不能不作出求穩的選擇。要根本解決這樣的問題，需要建立現代民意表達機制。如果民意能夠正常發揮作用，例如，經濟增長不大，但只要多數百姓支持，縣長市長就沒有下野或者被追究責任之虞，自然政府官員也就容易以長遠的發展利益爲導向了。
前面已經提到，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的資源，僅僅靠中國自身的資源難以滿足中國實現富強的需要。如果沒有思維方式的解放，對發展經濟無條件地贊成，那麼，必須保持經濟增長的政治壓力就可能使中國在面對國際資源紛爭和摩擦的時候，容易出現極端的思路和言行，政治家的選擇空間也就可能非常狹窄。如果經濟增長成爲沒有退路的政治問題，那麼，中國就不能不思考這些嚴峻的問題：中國需要準備爲水而戰？爲石油而戰？爲鐵礦石而戰？……如果非如此不可的話，那麼到頭來，這比經濟不增長甚至倒退本身又能夠多得到什麼呢？中國要成爲真正的世界大國就不能不掂量長遠的利益和代價。
而理性意識和理性力量的形成、凝聚，寬鬆自由的學術氛圍和言論環境必不可少。在這裏沒有誰是萬能的和可以被強制認爲是唯一正確的。自由碰撞中不但可以羣策羣力，而且國家一旦發現目標選擇有失誤，糾正起來也有民意基礎，而不是突然180度大轉彎，讓民衆難以理解和支持。而對於國民來說，在自由的氛圍之下，自然也就見多識廣，對世界大勢、自己的國情和未來的挑戰，易於形成理智、清醒的認識和養成獨立的精神。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實現向憲政共和的和平轉型具有非常基礎的作用，通過思想的多元化、權力制衡、社會的相互制約等等，來最大可能地保證經濟增長不至於成爲沒有退路的政治問題，同時，中國向憲政共和制度的和平轉型，也是解決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政治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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