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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上午9時，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儘管馬加爵案几乎毫無懸念，但是，近百家媒體的記者還是紛至沓來。庭審按照相關程序進行。
4月24日，法庭一審判決馬加爵死刑並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因爲此案性質惡劣，且之前馬加爵本人曾多次表明一心求死，無意提出上訴，這使得該判決基本上已成定局。餘下惟一的懸念是如何對被害人進行賠償，法院判決稱“對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提出的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中合理的部分，法院予以支持，具體賠償事項將另行判決”。
失去實質意義的民事賠償
在4月22日的庭審上，當提到附帶民事賠償的時候，審判員張兆龍宣讀了法院對馬加爵家境的調查：“全家只有2.1畝的耕地，以前靠熨衣服掙錢，現在不做了。房子是1986年蓋的，勉強住人。”
審判員轉而問馬加爵：“你有多少財產？”馬回答：“有一臺電腦。”問：“你的生活來源是什麼？”馬說：“國家的助學貸款。”
而被他殺害的4個同學中有3個的家庭和他家一樣窮。4月初，受害人楊開紅、唐學李家屬分別提出了31萬餘元和16萬餘元的經濟損失賠償請求，包括誤工費、喪葬費、死亡賠償金、交通費和住宿費。楊開紅的家屬另外還提出了索賠15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要求。與此同時，邵瑞傑的家屬也提出了35萬經濟損失賠償。按這種情況，所有受害人家屬清楚得很，總額爲82萬的經濟賠償幾乎完全沒有兌現的可能。
“面對完全沒有賠償能力的犯罪人，即使法院判決賠償，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意義”，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韓嘉毅律師認爲。
韓嘉毅經手刑事訴訟多年，在他經辦的衆多案子裏，只有約1%的被害人得到了一定賠償，如果照損失來算，賠償率還要低得多。在以往的官司中，許多次，韓嘉毅陪同他的當事人前往犯罪人家裏要求支付法院判定的賠償，但一看對方家庭的現狀，當即喪失了索賠信心。最終這些賠償只能不了了之。
顯然，馬加爵案又將是一個重複的例子。
校方有無責任
3月中旬，4名受害人的家屬各自從雲南大學領到了一筆錢，有報道說是數目從6萬到11.5萬不等，又有說法是每家均得11.5萬。“數目上沒有標準可依，只能是雙方協商解決”，雲南大學宣傳部楊老師告訴記者。
一提到“賠償”這個詞，楊老師趕緊聲明，“絕不是什麼賠償，而是學校出於人道主義關懷給予的補助。學校有沒有責任，這個問題不好談論，這件案子不是由學校的管理失誤導致，而是發生地點恰好在學校。”
2月中旬的雲南大學正處於開學前夕。12日，爲一次打牌時的小爭執而對同學懷恨在心，寒假沒有回家的馬加爵從附近的市場上買來錘子、黑色塑料袋、膠帶紙等物品。從13日到15日，馬加爵先後單獨邀來唐學李、邵瑞傑、楊開紅、龔博到自己所在的317宿舍，逐夜錘殺。在法庭出示的一份警方問訊筆錄裏，馬加爵描述了殺唐學李的情景：“夜很深了，他在看報紙。我用鐵錘朝他後腦勺猛擊了一下，他就倒下了，血涌了出來。他尖叫了一聲，我又用鐵錘砸了幾下，他還在叫，我用手、塑料袋、報紙捂住他的嘴和鼻子。這時，鐵錘掉在了地上，很響……”
而這一切，三天四命的慘案，雲南大學內並無一人覺察。
目前，得到了校方補助金的4名被害人家屬中，僅有龔博一家明確提出要起訴學校。龔博的父親認爲，兒子被害與雲南大學管理鬆懈有關。他到雲南大學處理兒子後事時瞭解到，2月13日唐學李曾跟其女友通過電話，說一起過情人節，13日唐學李被害。14日，唐的女友到處找不到唐學李，並向學校反映過此事。緊接着又有三人相繼被殺。龔博父親說，從13日起，3天內學校接連發生了4起命案，但直到23日才被發現，學校未予重視和未及時採取措施是導致這種結果的一個原因。
學校是否該承擔責任？楊老師提到了教育部2002年頒佈並實施的《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該辦法第63條規定，學生在學校放假或提前返校期間，發生的造成學生人身損害後果的事故，學校行爲並無不當的，不承擔事故責任。“我們按教育部的規定辦事”，他說。
韓嘉毅也認爲，“有了教育部第63條規定，另外又找不到相關的法律規定，被害學生家屬提出起訴學校，勝訴的機率恐怕很小。”
“學校這樣做的確是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既然發生在學校，不能說一點責任都沒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王大偉教授表示。
王大偉說，大多數學校對校園刑事犯罪確實“相當重視”，但其重視的方式卻是急於撇清自己的責任，對如何預防犯罪缺乏認識。“在犯罪人無力賠償、找不着實際責任人的情況下，學校應該主動承擔起責任來。”
事實上，馬加爵案並非雲南大學發生的首例命案。去年，雲南大學也發生一起命案，一名學生在糾紛中將另一名學生刺死。“我上大學不到兩年，就有近十名校友離開我們，這其中包括自殺者，被害者，也包括伏法的兇手。”雲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一名大二的同學在接受當地媒體時說，“這太不正常了。”
不少人據此認爲，無論龔博一家對雲大的起訴能否成功，獲賠多少，對雲南大學的在校學生們來說，都不是個壞消息。
國家補償制度的缺失
4月15日，一紙雲南大學研究生錄取通知書，寄到了龔博家裏。龔母哭了整整一天。龔博是這個家庭裏的獨生子。
在法庭上，龔家的律師在陳述以上事實時，幾度哽噎。和龔一起被殺害的還有其他三名同學：邵瑞傑、楊開紅、唐學李。再過幾個月，他們都要告別大學走向社會。對這幾個家庭來說，無論在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都蒙受了無比巨大的損失。
從目前來看，如果龔博、楊開紅等4名被害人的家屬無法從馬加爵及其相關單位得到補償的話，就只能獨自承受這樁刑事犯罪的惡果。
在美國，此類校園暴力傷害事件發生更頻，性質更惡，比如，在1999年的科倫拜恩高中慘案中，共有13名學生喪生。但從1995年後起，美國司法部就設置了犯罪被害人辦公室一類的機構，負責管理被害人應急基金，爲被害人直接提供各種援助與經濟補償。
“國家作爲徵稅主體，有責任也有義務保護公民人身權、財產權，任何被害人受到不法侵害都意味着國家沒有盡到保護公民的義務，國家應該爲此做出補償。”韓嘉毅說，這實際上是讓全社會來共同承擔犯罪惡果，因爲，犯罪不是孤立的個體現象，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2004年3月，山東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推出了刑事被害人經濟困難救助制度，給經濟困難的被害人或其家屬以必要的救助和補償，在全國開了被害人補償制度之先河。淄博市將每年從市財政撥出50萬元作爲經濟困難專項救助資金，同時向社會各界募集捐贈資金。
“應該儘快地、果斷地建立國家補償制度，對被害人進行必要的救助”，王大偉呼籲，“一個刑事犯罪案件發生後，不能僅僅盯在懲罰犯罪人這一點上，以爲給馬加爵判了刑就完結了。”
1957年，英國建立了“被害者補償制度”。這個立法上的變革，很快擴散到各英語國家。1963年，第一部刑事被害補償法在新西蘭誕生。緊接着，英國、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及其他15個州、澳大利亞、加拿大、奧地利、瑞典、芬蘭、日本、德國等國也陸續通過立法建立了犯罪被害補償制度。
1998年，聯合國《爲罪行與濫用權力行爲的受害者取得公理基本原則宣言》中提出：“當無法從罪犯或其他來源得到充分的補償時，會員國應設法向下列人等提供金錢上的補償：一是遭受嚴重罪行造成的重大身體傷害或身心健康損害的受害者；二是由於這種受害情況致使受害者死亡或身心殘障，其家屬、特別是受養人。”
國外有資料顯示，按照每年每萬人800例的犯罪率來算，10年累計下來犯罪被害人的數量有可能接近社會總人口的數量。馬加爵案、河北石家莊“3·16”爆炸案等惡性案件證明，人人都有可能成爲無辜的受害者。
保護被害人，也就是保護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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