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3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海南博鰲熱情會見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這至少是老布什的第16次中國之行。再過一個多月，老布什就要過80大壽，今年也是他出任中美聯絡處主任30週年。
這位八旬老翁，可以說是仍然在世的少數幾位親歷中美關係風雲三十載的人。中國人看得很清楚，小布什入主白宮後，老布什參加外交活動時對他專擅的中美外交極其謹慎，對於事關自己全球政治家聲譽的中美關係三緘其口。直到兒子在中美關係上緩慢卻顯著地“轉過彎”來。“我不想就此談話，我不願意讓記者跑到白宮去問美國總統，‘看啊，你的瘋爸爸和你說的不一樣’！”
2004年春天，在中美軍機相撞3週年的日子，在當時撞機發生空域之下的海南島，布什這位二戰老飛行員高興地對中國國家主席說：吳儀副總理在美國主持美中商貿聯委會會議大功告成。這位老布什總統繞口地說：(現任)美國總統布什最近重申美國奉行一箇中國政策、堅持美中三個聯合公報立場，我對美中關係發展前景充滿信心！
這種老一代人的如釋重負之感，肯定同樣縈繞於同時聚集在海南島的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等八旬老翁心頭。
他們見證着，中共新一代領導集體推動中國外交新思維，使亞太地區的國際關係，乃至全球事務與具有樞紐性作用的中美關係一起，逐步走上一條穩健之路。這一外交新思維的最大特點，就是本着“以民爲本”的精神，使中國外交具備一種民意的廣度、民主的厚度，使走向成熟的中國在地球事務管理中表現出一種成年人特有的成熟、穩健、聰明與平和。
超越感與平常心
2004年4月15日下午，在外交部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有記者問：“昨天胡錦濤主席在與切尼副總統會談時說他希望在下半年與布什總統會面，請問胡主席是將在今年的APEC會議上會見布什總統還是正式訪問美國？去年胡錦濤主席參加了在法國舉行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有關活動，今年的會議將在美國舉行，他是否會參加這個會議並順訪美國？”
一個很好的提問！孔泉坦誠回答，“在今年下半年的APEC會議期間，中美根據慣例會舉行雙邊會晤。至於你提到胡錦濤主席下半年是不是有其他順訪美國的計劃，目前我還不掌握情況。去年在法國埃維昂舉行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期間，胡錦濤主席出席了希拉剋總統倡議舉行的南北領導人的非正式對話會議。今年是不是依然會舉行類似的會晤，迄今我還沒有看到美方就此提出倡議。”
信息不難解讀，儘管絕無像當年葉利欽那樣向八國集團“擠進”之意，但中國已經基本改變對八國集團的消極態度。藉着自己在世界經濟的強勢地位，中國對八國集團的“資本主義富人董事會”既不擔心，也不眼饞，更不輕視。這是一種讀完大學三年級的成年人對於一些生日舞會派對的平常心。
2003年5月底，在上任兩個月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離開被非典型肺炎疫情折磨的家鄉開始首次出訪，其高潮是參加在法國埃維昂舉行的八國峯會。這也是中國第一次應邀參與工業大國峯會，並作爲國家元首與美國總統布什舉行首次會晤。
北京大學一位國際關係學教授對傳媒說：“中國沒有必要再覺得像20世紀初那樣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受害者。而且八國集團也不是1900年在北京燒殺搶掠的八國聯軍。”
如果說堅韌不拔的俄羅斯“擠進”八國集團有一種啓示，那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把握自己明確無誤的目的，而不是別人怎麼說，或者自己的椅子怎麼坐。
至今莫斯科還是八國集團的一個不完全成員。本來就不信任七大工業國峯會的中國，面對日本、德國的邀請，肯定曾經產生過“二等公民”的擔憂。對缺少自信心的局外人來說，不免如此。這是一個首次參加舞會的新生勢所難免的心理狀態。成長的唯一含義，就是克服這種狀態。
中國國家主席參加八國集團會議並第一次在世界舞臺上公開亮相。說明新一代中國領導人把“裏子”置於“面子”之上。被過多的花絮新聞遮蔽的一個事實是：這麼多年來，七個工業大國領導人都在無意中使這一峯會成爲一個唱高調的清談會議。相比之下，中國領導人可能更加註重解決現實問題。對於務實、低調、謙和的胡錦濤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在全球媒體的燈光下照相，更不必說照相時站在什麼位置了。
這種不受“自卑+自大”情結糾纏，即使站在最不起眼的地方也泰然處之，偏偏吸引所有人注意的風範，令人想起周恩來總理的風範。中國先哲說過，智者光而不耀。因爲他心裏有底，腳步踏實，頭腦澄明。
目前，俄羅斯年GDP不足0.4萬億美元，不及中國1.24萬億美元的1/3。工業化七國在政治層面即領導人峯會層面接納俄羅斯，而在宏觀經濟政策的決策層，即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機制層面，卻排除俄羅斯。在經濟全球化快速推進的今天，只擁有核打擊力量和軍事裝備，而缺乏堅實的經濟基礎，是不會得到西方世界充分的尊重和平等對待的。
而西方國家明顯感到同中國進行宏觀經濟政策對話的重要性和緊迫感，因此一而再、再而三要求同中國領導人進行政策對話，一些知名學者也呼籲中國加入工業化國家的財長及央行行長機制。
當莫斯科爭取到足夠的面子時，中國更在意的是裏子。越是沒有裏子，越要爭面子，最後一定沒面子。
邀請中國國家主席2003年出席南北對話會議，是八國集團第三次對華採取主動行動。第一次是德國，第二次是日本，這一次是法國。從趨勢看來，八國集團把與中國的對話聯繫看作是越來越重要的經常性方式。
八國集團對中國態度很微妙。美國曾持反對態度，至今態度仍不明朗；日本既希望加強同中國的聯繫，又不甘心放棄八國集團中唯一亞洲國家的地位，因此只希望中國成爲八國集團的觀察員或夥伴國家；其他六國態度相對積極，特別是德、法、俄已明確表態。
2004年，輪到美國主持八國首腦會議。2005年是英國主持八國首腦會議。這種對話機制以何種形式體現，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在此情景下，一個成熟大國的態度，不應當是“坐等”。由於八國集團缺乏全球民主民意的政治基礎，中國自然不必如德國和日本對成爲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那樣態度鮮明，也不必如莫斯科加入八國集團那樣執著，但是主動表達自己的願望是非常健康的外交慾望，沒有必要懷疑和壓抑。
因此，這一次中國既不拒人千里之外“缺少興趣”，也沒有擺“愛請不請”的架子。而是很坦誠地讓人理解到，只要美國方面有誠意，中國願意考慮再次參加八國峯會。我相信，這一信息，剛剛離開北京的切尼副總統肯定也已經得到了。他肯定想知道在自己前腳離開後就抵達北京的金正日在想些什麼。而且在強勢的歐元和日元面前，實質上只有美國和中國在遭受全球石油價格狂飆之苦。不僅因爲人民幣同美元是釘緊的，還因爲美國同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第一第二大國。
球已經在美國方面。
不論這一次美國是不是邀請胡錦濤參加八國峯會，中國方面實質上已經表態。這非常不容易，非常有風度，體現了中國人“客隨主便”的態度。當然，對美國來說，今年的APEC峯會總要開，中國主席同美國總統肯定要“關起門來談大事”。所以，在八國峯會上玩點小聰明，給中國一個冷板凳也不無可能。但是對於要解決問題的中國人來說，那隻不過是少一次照相的機會而已。
還有，那很意味着英國人將得到撈足面子的機會。
什麼時候打電話不必“應約”
國際風雲，外交風雲，說起來就是一幅雷激電蕩。如果能把這一股縱橫捭闔之“風雲”，納入盈握之電話筒，才真正有了一些古人所激賞的“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懷”味道。
細心的人不難發現，近年來中國領導人同其他大國領導人電話聯絡頗爲頻繁。而耐人尋味的是在新華社授權播發的通稿中，必定有“應約”一詞，多少有點不同尋常。
平心而論，這裏其實反映了一種不大自然，一種適應過程。因爲這個中文詞在這裏至少含有這麼一個暗示的意味，那就是這一次聯絡是對方提出來的，“是你要給我打電話，可不是我要給你打的電話。”
玩味再三，不難理解，微妙的兩個字，生動地體現着中國人真正參與“地球事務”時的“摸着石頭過河”心態。
在新華社的外文新聞中，是從來不包括這一莫明其妙的辭令的。簡單明瞭，就是中外領導人“talk over phone”，“talk by phone”，或乾脆就是“got a phone call from”。
筆者敢打賭，隨着時間的流逝，用不了多久，這些東西毫無必要的修飾就會消失掉，否則要麼不爲人在意，要麼讓人發現一點兒老冬烘。
中蘇蜜月時期，北京同一些社會主義兄弟國家有過外交熱線。隨着中蘇決裂，都成了“冷線”。中國人對於世態炎涼有了一種敏感。直到1996年，莫斯科同北京架設熱線電話，當時華盛頓和北京只是談過這件事而已。1997年冬，中美領導人的熱線架設起來，但其真正作用其實並超不出“新年好”的水平。1999年巴黎—北京熱線電話開通，更多的仍然是一種友好的表示。
1999年5月，發生美國導彈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嚴重事件，中美關係急轉直下。情急之下的美國總統克林頓3次打電話給中國領導人，但是都被拒接擋駕。考慮到中國人一個世紀來在外國炸彈下遭受的累累新傷舊害，美國軍人犯下的滔天暴行在中國人心目中激起的反響之強烈，無論怎麼說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元首間的熱線電話在最緊急關頭遭到“冷凍”，多多少少體現出中國在走向世界舞臺時的步伐不輕。
這讓人想起中蘇冷戰(而且間或也有小規模的熱戰)的嚴峻時期一個類似的典故。據公開的外交檔案，當時北京和莫斯科都十分擔心邊界局勢失控。在莫斯科領導集團中屬於溫和派的柯西金總理，情急之下動用中蘇同盟時期架設的外交熱線打電話到北京。不料柯西金被接線員中的“文革小將”臭罵了一頓：你算什麼東西，修正主義叛徒，也配同我們的總理談話！
周恩來總理得知這件公案後非常生氣。但是在反帝反修的火熱年代，也只能苦笑置之。儘管同樣爲中蘇邊境衝突的前景憂慮，但是困於“文革”狂熱的周恩來總理是不可能把電話打回去的。東方不亮西方亮，他轉向太平洋對岸。但是由於中國的特殊環境，由於中國的沉重歷史記憶，對不起，有勞基辛格和尼克松先邁一步，到北京來吧！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無可厚非。但雖然我們得到了面子，但是畢竟放棄的是一種主動地位。
2003年10月，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得克薩斯州農業與機械大學就中國問題發表講話時列舉了所有的積極因素。中國表明支持反恐戰爭，並在聯合國投票支持美國。它在解決朝鮮問題方面發揮了主要作用。
但是最引起媒體關注的倒是鮑威爾提到他與中國前後任外交部長之間的電話聯絡，已到“不拘禮節”的地步。
鮑威爾說，11月4日他到尼加拉瓜訪問，清晨大約6點鐘，旅館房間電話響了，對方是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可見他們之間的聯絡已到“不拘禮節”的地步。
鮑威爾回想起剛上任時的情景，由於華府與北京12小時時差的關係，他要跟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電話交談，通常要經過事先安排。每打一次電話，需要大約24小時，甚至36小時才能安排好，談話要點都必須先準備，彼此都知道對方要說些什麼。他說：“這種通話實在有點不自然。”
鮑威爾繪聲繪色地講述：後來因爲他經常打電話到北京，中國方面覺得很難準備談話要點，因爲他沒有告訴他們打電話要談什麼事，所以他們也不知道要寫什麼談話要點。慢慢地，他們說：“唉！算了，他什麼時候來電話就什麼時候接。”
鮑威爾在演講中講了一個真實故事，他說大約一個月前，李肇星打電話給他，是一個星期六，他剛好在家裏。電話鈴響了，他拿起聽筒，通訊中心告訴他是中國外交部長。他說，雖然李肇星的英語絕對流暢，但他們仍通過譯員交談。
正在談話時，家裏的狗突然叫起來，因爲有人在按門鈴。“阿爾瑪(鮑威爾夫人)在樓上命令我去開門”，太太命令不敢不從，他只好對電話裏的李肇星說：“部長先生，我一會兒就回來。”害得在線上記筆記的部長先生完全摸不着這段對話的意思。
這說明他現在與中國外交部長通話，彼此已像朋友一樣交換意見，坦率而直截了當，不用拐彎抹角。
熱線電話本來就有救急功能，特別是對於中美這樣的大國，這樣經常出現分歧的大國。也許能做到隨時在電話裏爭吵比“新年好”重要得多。
一個小小電話，見證中國在地球事務中成熟的可喜變化。這裏面，也凝固着一種百年滄桑。
民本外交：突破“洋人”和“外賓”矛盾
我一直不喜歡“外交”這個詞，覺得就像已經過時的“外貿”一樣，過於高深莫測，過於“內外有別”。相對而言，“國際關係”這個詞更好一些，當然更理想的詞是“全球事務”乃至“地球事務”。不久前美國學者出了一本書叫《當代國際關係中的個人》，很有創意。隨着全球化發展，技術革命進步，個體在全球性事務中的作用前所未有地成長起來。
從李鴻章籤《馬關條約》到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以來，中國外交可以用兩句話形容，一句是“弱國無外交”，另一句是“外交無國民”。弱小的國家，自然談不上真正的外交，只不過是簽訂一些城下之盟而已。與此互爲表裏的是，凡是不民主的專制國家，所謂外交也一定是見不得人，見不得人民的。否則要麼是《二十一條》曝光而遺臭萬年；要麼是《凡爾賽和約》尚未簽訂而火燒趙家樓。
其實不難理解其中關聯。弱國無平等、有尊嚴的外交，故而不敢讓民衆知道，這裏面的辛酸，好的或孬的外交官都知道一些。
當然，沒有強大民意支持的外交，最終也只能是無本之木。
今年春天的“兩會”期間，外交部部長李肇星就國際形勢和中國的外交政策向外界吐露了心聲，其中“民本外交”的思想可謂畫龍點睛。
自冷戰結束後，兩大陣營對峙局勢的消失導致世界政治多極化趨勢產生，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受到不同方面的挑戰，而中國政經實力的崛起讓整個全球一體化進程加速。許多國家認爲，沒有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全球貧富懸殊將更爲嚴重，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將爲大國所主導；外交格局的不平衡，反過來影響到各國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國家政經實力的強弱在全球一體化形勢下直接造成了國際競爭轉化爲國內競爭。
不以國內民意爲外交基礎的國家，歷史上和現實中從來都不少見。這種外交政策，完全可以通過犧牲民衆的利益來換取國家外交環境的穩定，甚至以國民利益的“裏子”換取外交禮儀的“面子”。日本人不就明確地對袁世凱說，“只要您簽訂《二十一條》，日本國願貴大總統高升一步當皇帝！”因此，有以外交利益的讓步來換取國家地位的苟安者，更有以外交利益讓步換取執政者一人地位苟安者。
最近，國內外不少學者提出，中國“民本外交”思想的確立，至少在三個方面可以提升國內民衆的各項利益：第一是通過大國外交來樹立民族尊嚴，使得海外華人地位提升；第二是利用全球一體化機制下的分工方式，促進本身優勢產業的發展，爲國內創造可觀外匯；第三是針對領土與主權糾紛問題，採取和平原則加以解決，不致影響國內民衆的工作生活環境。
“民本外交”的背景，就是民主外交。美國重要“智庫”蘭德公司研究員麥艾文在《中國新外交》一書提到，大國關係逐漸佔據中國外交政策的優先地位，中國越來越多地把本國利益看作與重要大國的利益是相一致的，而中國官員開始強調大國之間，包括中國在內，需要“共同承擔責任”。這裏有一個政策的基石，那就是隨着中國公民越來越多地成爲“世界公民”，不可避免地意識到中國同其他大國的關係，中國籍公民同其他國籍的人，再不簡單地是“敵我內外”的關係。一方面，由於國家和社會的開放，中國人對外國人已經不再心存疑慮。與此同時，封閉時期中國人對外國人視之爲“外賓”，禮讓有加。但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人越來越多地同外國人處於一個平等的競爭之中，傳統的給“外賓”以超國民待遇的外交思想，已經越來越不適合社會民意。
普通的中國公民，在克服了對“洋人”、“外賓”的矛盾心理後，要求同其他國家的公民平等地在中國以及在外國進行競爭。我認爲，這是中國外交新思維的真正和唯一的地基。
中國外交中的焦點—中美外交的波折，肯定將爲部分根本理念分歧所左右，大國關係下的思維碰撞難免外交政策的衝突，但是這種衝突的協調應當以國內民衆利益爲衡量的尺度。中國最近在釣魚島問題上前所未有地採取明確立場，使得中國民間的愛國主義得以理性表達，因爲基於民意，纔沒有出現非理性行動。日本暴徒襲擊中國駐大阪總領事館，鮮明地暴露出一個現實，那就是日本對華關係甚至遠不如美國對華關係具有民衆利益基礎。這也反證了中國某些專家忽視本國民意基礎倡導“鬆綁日本”完全是一廂情願。一個或一個民族國家，只能自己爲自己鬆綁。中國外交正在體味這一真理。日本也需要爲自己的“民意”鬆綁。即使其民意基礎真的是軍國主義，也只能通過對付軍國主義的唯一有效方式應對之。
“強國富民”的外交政策才能夠獲取民衆的廣泛支持，也可以保持國內改革形勢的相對穩定。中美、中日關係等外交思維的調整，必須多多考慮國內民衆的思潮，改革形勢的發展與外交策略的調整應統一起來，爭取國家地位與民衆利益的提升有機融合，並主動適應外在環境的變化而進行利益分配製度的更新。總之，不出讓(賣)民衆利益來換取國家地位的定位至關重要，讓民衆的政治參與影響外交戰略的部署，可以實現“民本外交”背景下的“民主外交”。
目前，中國國家利益的外延正在擴展，擴展至包括能源、環境等以前被忽視的衆多領域。這種外延的擴大，在本質上只能是中國民衆利益這一內涵之豐富和飽滿。可以看出，中國在部分國際問題的態度與其外交新思維是高度相關的，關係到國家安全、國家主權以及國家重大利益的外交問題上，中國積極的外交政策顯示出大國外交的信心。什麼是大國外交的信心？答案可能只有一個，這就是中國外交政策所維護的“國家利益”，正在越來越多直截了當地表現爲“人民利益”。
現在，只要把“人民利益”稍加推廣，使之更多同“亞洲人民”、“發展國家人民”、“全世界人民”碰撞、接觸、重合，中國外交新思維就將具備“地球事務管理學”的維度和廣度。這就是民本外交和民主外交的真正魅力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