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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市縣體制困局
浙江：“省縣直轄”懸念
儘管分省之說流傳甚爲廣泛，但是記者從民政部門瞭解到，近期大規模對省級區劃進行調整並無可能。對一個局部地區的區劃調整，要想做到平穩過渡，不造成人心振盪，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涉及30多個省級區域，新增數十套省級政府的改革,要想得以順利推行則更需要長時間的醞釀
歲出頭的“無形”(網名)在一家通訊公司工作，但他最大的業餘愛好卻是研究與通訊毫不相干的行政區劃。兩年以前，他和國內許多熱心於行政區劃研究的網友們在中國行政區劃網站上開辦了論壇。如今他已經在這個網站的“畫紙爲界”論壇上擔任了一年半的版主。這個以研究各種“分省方案”爲主要宗旨的論壇每天都能吸引大量關注行政區劃的發燒友。
“無形”向中國《新聞週刊》介紹說，這個擁有2000多名註冊網友的論壇已經成長爲“規模最大的專門討論中國行政區劃”的論壇，大量的國內外網友參與其中。“每天都有近百條帖子，每週都有數十種分省的方案被提出。”在這些分省方案中，最多的有將中國劃分成200個郡州，最少只設幾個大區，網友們就這些方案在論壇上進行着激烈的爭論。
但是這種情況從4月初開始有了改變。一則中國即將進行行政區劃改革，現有的省區將被調整到50個左右的消息在各類媒體和網絡中廣爲流傳。中國行政區劃網站論壇的網友們顯然是注意到了這一點。“從那時起，大家的方案就日趨一致，基本上都是圍繞着50個省份來設計自己的藍圖。”無形告訴記者。
民間分省熱
這則來自香港《文匯報》的消息說，中國民政部地名區劃司司長戴均良在接受該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省的規模過大，既不利管理，對國家長治久安也沒好處。從中國國土面積和人口考慮，中國設50個左右省級政區比較合理。戴均良同時透露說，中國行政區劃改革的總體思路可能是“縮省並縣，省縣直轄，創新市制，鄉鎮自治”，未來兩年，民政部等有關部委將對此進行專題調研，改革方案料於2005年完成。。
有媒體針對此評論說“此項改革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影響之深無異於對中國現行行政區劃體制動一場大手術。”
儘管之後戴均良多次通過媒體聲明該思路爲其個人想法，並不代表任何官方意圖，但還是被外界猜測爲中國行將對行政區劃進行大規模變動的信號。
此番言論的出臺更是引發新一輪民間分省熱潮。就在此消息刊登後沒多久，一幅刊有重新繪製後的49省區圖以及相應的文字說明也在各個網站中流傳開來，在這幅構想圖中，有些省區被一分爲二，有些則被重新組合，新增了諸如渤海、雁雲、平原、淮海、淮河等省區,省級建制變成3個都、6個自治區、40個省。大多數人對此一笑了之，但仍然有不少人對此半信半疑。“過兩年回家就不再是江蘇人了。”一位網友留言說，他的家在江蘇徐州——在這幅地圖中，徐州被繪成新成立的徐海省省會。
分省熱並不僅僅停留在民間。民政部中國地名研究所副所長浦善新最近被問及最多的也正是這個問題。4月30日，中國《新聞週刊》專訪這位曾參與重慶直轄論證的區劃專家時，他苦笑着表示現在外界把分省問題“炒作得太熱了”。
浦善新介紹說，從現存的文字資料來看，至少在清末就有人提出分省的主張。近代中國也數次面臨分省的局面，其中有些近乎到了操作階段。1917年，段祺瑞執政之時就曾經由當時的內務部發表《改革全國行政區域意見書》，規劃中的方案將建立新省47個，特別區7個，共有54個一級行政建制單位。
此後，國民黨政府亦曾分別於1939年、1944年、1948年三次出臺詳細分省方案，將全國重劃爲50個以上的省、地方或者特別區。
以上種種方案儘管經過專家論證，同時獲得政府支持，但是最終因爲國家動盪，戰亂紛起而未得到實施。
浦善新提到，新中國成立之後，在經過最初的小範圍調整之後，省制相對穩定，行政區劃研究也中斷了相當一段時期。直至1988年民政部首次行政區劃研討會召開，劃分省份的議論才又形成一次高峯。
針對分省論在事隔十多年之後又一次形成熱潮的局面，浦善新分析說，這一方面源自人們看到了海南設省和重慶直轄後取得的效果，從而對省制改革有一種期盼。另一方面則是對戴均良言論的一種誤解。在戴均良的言論中，更多的是談論行政區劃改革未來的發展方向，而非具體操作方案。
分省的現實困境
82歲高齡的歷史地理學家，浙江大學終身教授陳橋驛則強烈地反對大規模分省的主張，他指出行政區劃變革不但要考慮經濟因素，還要考慮地區原則、語言原則和歷史原則。省制變革是涉及國家發展，民族自立的重大問題，不能不慎重決斷。有些省區在當初設立之時雖然並不完全符合科學依據，但是在運行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後，當地羣衆的心理已經有了很深的認同感，所以絕不可以隨意進行激烈的調整，否則只會起到相反的作用。陳橋驛同時指出，行政區劃的改革不可能脫離其它改革而單獨進行，既要因勢而變，又要進行相應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配套改革，這樣才能收到改革者所期望的效果。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行政區劃研究中心主任劉君德教授多年來一直參與區劃調整的論證工作。他向記者表示，現有的區劃矛盾主要表現在行政區劃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剛性約束方面。這主要是地方政府爲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過分地對地方經濟進行不合理的干涉，使得區域經濟帶有強烈的政府行爲色彩，從而造成當地的經濟運行狀態成爲一種“行政區經濟”。在這種行政區經濟的支配下，地方政府的利益一旦與其它省份或是中央利益相沖突，就會演變成地方本位主義和保護主義。
劉君德認爲，分省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中央對省級政府的調控能力，但是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種行政區經濟帶來的矛盾。要解決這種矛盾，只能從改變政府職能、完善市場機制這些根本性的制度改革着手。“運用行政手段對區劃進行調整，只能起到輔助作用而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此對省區的輕微調整是有必要的，但激烈變革卻要慎重。”
浦善新則提到區劃改革中的一個難點就是幹部的調整。即便是對一個局部地區的區劃調整，要想做到平穩過渡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涉及30多個省級區域，新增數十套省級政府的改革，其難度可想而知。他舉例說，重慶直轄從實施到真正完成花費了兩年——還不包括前期的醞釀時間。以此推測，要進行大規模的分省，絕不是短時期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儘管分省之說流傳廣泛，但是記者從民政部門瞭解到，近期大規模對省級區劃進行調整並無可能。江蘇省民政廳副廳長張新民向中國《新聞週刊》證實，民政部內部近期沒有在任何正式場合談及省制改革的相關事宜。記者從其它相關省區的民政部門瞭解到的情況也與此類似。
南京大學城市規劃設計院院長顧朝林教授亦認爲近期分省並無可能。“只關注行政區劃而不關注市場，是對市場調節機制不熟悉，對市場力沒有信心的表現。”顧朝林認爲，這實際還是反映出對行政力過於依賴。
中國歷史的經驗表明，每一次重大的行政區劃改革無不是伴隨着激烈的政治、經濟變革。而在目前的形勢下，如果要進行大規模的分省，決策層不可能不考慮由此引發的風險。因此“無論任何時候，對此問題決策層都會慎之又慎的”。
5月10日，戴均良通過中國新聞社記者聲明：(媒體關於分省的)報道僅是他的個人看法，不具官方意圖，希望有關媒體尊重事實，不要隨意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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