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臺灣《中國時報》在顯著位置披露,臺灣當局多年來一直在資助大陸海外“民運”分子。分析人士指出,陳水扁當局正策劃把海外“民運”變成民進黨的“臺獨”招牌,並企圖將海外“民運”推回大陸,變成民進黨在大陸的“第五縱隊”。
“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多達17個
據知情人士透露,早在1982年,海外“民運”就和臺灣情治(情報和治安)部門扯上了關係。王炳章1979年到加拿大留學,在紐約創辦之後《中國之春》雜誌,引起了臺灣“情報局”(20世紀80年代後期改編爲“軍情局”)的注意。臺“情報局”立即派人與王炳章取得直接聯繫,王炳章則派其私人代表寧嘉晨到臺灣商談合作事宜。據臺灣“國安局”密件顯示,臺“情報局”在上報“國安局”覈准後,決定與《中國之春》展開祕密合作,進行反大陸的活動。爲此,臺灣特別成立了“移山專案”,每月資助《中國之春》3萬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連任“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主席。臺灣“情報局”每年向該組織提供6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此外每月還發給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資。但臺灣方面對王炳章並不信任,派林樵清監視他的一舉一動。
隨着“民運”分子紛紛跑到國外,“民運”分子內部的鬥爭異常激烈。一開始國民黨當局就清楚地認識到,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麼大事。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臺灣“軍情局長”後,乾脆把“民運”組織變成了蒐集大陸情報的工具。據臺灣“國安局”密件披露,當時受“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達17個,遍佈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和香港地區。胡平爲首的一批人被列入臺方“文正專案”,經費由專案補助。王軍濤參加了所謂的“中國戰略研究所”,被臺灣方面列入“致廣專案”。已被大陸安全部門抓獲、判處間諜罪並驅逐出境的李少民,當時被臺灣當局列入“志翔專案”,經費由個案申請。臺灣當局把收買的“民運”分子作爲情報員,並將他們分成不同的類型,其中“聘幹”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負責進行全方位的情報蒐集和“民運”推動工作;“聯幹”是專門負責交通聯絡的特工;“民幹”是專門從事“民運”活動的人員;“工作對象”則是準備發展吸收的人員。例如,在臺灣“軍情局”的檔案中,李少民是“民幹”,化名“周軍”,月薪1500美元;胡平也是“民幹”,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海外“民運”分子的派系鬥爭一直非常激烈,臺灣“軍情局”爲了拉攏他們,不得不四處撒錢。據透露,有一段時間,臺灣“軍情局”光是資助“民運”分子籌辦基金會、研究中心和研討會等,就花掉了三四十萬美元;據估計,臺灣“軍情局”十多年的花費至少有500萬美元。
民進黨設立“二王專案”,資助王丹等人。王丹則向陳水扁提交“工作報告”
2000年5月民進黨上臺後,放棄了國民黨時期“反攻大陸”的幻想,因此對海外“民運”分子興趣越來越小,臺情治部門也停止了對他們的資助。在此之前,一些“民運”分子曾通過當時的臺灣“總統府資政”姚嘉文說情,但仍無濟於事。後來,民進黨經過進一步評估,認爲這些“民運”分子還有可利用之處,於是開始積極拉攏王丹、王軍濤和楊建利(1962年生於山東,2001年在哈佛大學獲得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曾當選“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副主席)等人。
臺灣《中國時報》的報道指出,臺灣“國安局”對拉攏王丹、王軍濤的工作相當重視,爲此專門設立了“二王專案”,由臺灣海基會副祕書長顏萬進和“國安會諮詢委員”林佳龍負責相關工作。
據知情人士透露,民進黨當局與王丹、王軍濤等人的正式接觸始於2001年,地點在美國波士頓。當時,臺灣當局派出的是顏萬進和徐斯儉(臺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民運”分子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陳小平和吳稼祥,來自大陸的劉軍寧等人。這次會議商定了未來雙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運”的概念,順利地得到了臺灣方面的認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軍濤到了臺灣,在新竹與顏萬進、林佳龍祕密碰頭。他們決定成立“憲政協進會”,作爲政治決策和指揮中心;同時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軍濤等人均在其中。雙方還決定由王丹出任“憲政協進會”的“主席”並負責組建辦公室,王軍濤則出任“理事長”。此後,民進黨當局打着“資助學術研究”的招牌,通過海基會向王丹等人提供經費。從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動研究”十六大爲名,陳水扁當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萬元新臺幣,其中王丹和王軍濤的人事費各爲12萬元新臺幣,交通費共10萬元,座談會車馬費還有2.4萬元。
2002年3月,雙方再度在紐約碰頭。他們這次討論的事項包括:在大陸設立一個討論政策的網站;接手一本名曰《北京之春》的雜誌,作爲在北美公開活動的平臺,由王丹加入該雜誌董事會;介紹臺商資助潛藏在大陸的“民運”分子等。2002年4月,楊建利使用朋友的護照溜回大陸,被依法拘捕並判處入獄5年。剩下的王丹、王軍濤就成了臺灣情治部門重點拉攏的對象。2002年11月,雙方又聚集到韓國漢城交換情報。
爲防範“民運”分子趁機擴大勢力,臺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
儘管不斷給“民運”分子出錢,但臺灣情報部門對他們並不放心。據《中國時報》報道,在臺灣“國安局”絕密文件中,有一份是前“國安局長”蔡朝明於2004年2月26日交給“國安會祕書長”康寧祥和陳水扁的公文。這份公文非常具體地說,今後臺灣資助海外“民運”的三大目標,即在“民主化”和人權等議題上對大陸形成國際壓力;籌組並扶植大陸“海外反對黨”;利用“民運”分子在大陸的親友,拓展臺灣在大陸的情報網絡。同時,爲防範“民運”分子趁機擴大勢力,臺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如“爲臺灣所用,由臺灣主導”;“勿同意在臺灣設立分支機構,以免養虎爲患,入臺後反而從事對臺工作”;“要有隨時被反咬之準備與防禦”,等等。
此外,臺灣“國安局”還就每名“民運”分子的性格特點以及價值大小不同,對他們進行區分。臺當局認爲,王丹“雖然具有國際知名度”,但有待進一步成熟,他現在的主要價值在於宣傳;王軍濤“做事低調,具有能量,深層耕耘,具有組織地下黨的潛力”,可以通過分期、分階段的方式進行資助。
臺灣“國安局”所提的“八點原則”與民進黨一貫的風格頗爲吻合:如果它願意,就會給海外“民運”“一塊牛肉”;而這塊牛肉的代價就是等待海外“民運”分子對“臺獨”的回報。這正是“爲臺灣所用,由臺灣主導”的正內涵。海外“民運”如果不認同“臺獨”的價值觀,不爲“臺灣獨立”奔走呼號,那就會成爲民進黨當局的“養虎之患”。這些“民運”分子口口聲聲說要民主,但“3·19槍擊案”卻已將臺灣的“民主”打入地獄。由此人們可以看出,陳水扁當局與海外“民運”分子勾結在一起,究竟是要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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