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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近年來，我國的綜合國力穩步提升，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國際安全環境變得對我們更加有利，圍繞中國和平崛起的話題越來越被世人關注。同時，在這一系列成績與繁榮景象背後，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新世紀初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給我國的國家安全帶來的挑戰。認真梳理、正確認識、妥善應對這些挑戰，我們才能真正維護和延長“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才能真正完成中華民族的歷史復興大業。
我國安全環境面臨六大挑戰
挑戰一：國家主權與領土安全
國家主權與領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核心內容。隨着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隨着我國國際利益的不斷拓展，隨着國內一些分裂勢力的滋長與相互勾結，我國在國家主權與領土安全領域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
首先，經濟全球化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對我國的國家主權產生一定程度的衝擊。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狂飆式發展帶來的一個最顯著的結果就是，國際舞臺上非國家行爲主體的大幅增加。政府間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和跨國公司數目的不斷膨脹、影響力的不斷增強，逐漸侵蝕着傳統的國家主權。特別是一些跨國公司與非政府組織，不僅與國家“分享權力”，而且還在爭取更大的活動空間。
近年來，中國的多邊外交活動日趨活躍，中國參加的國際組織、簽署的國際條約越來越多。而各種國際組織在其章程中，都明確規定了成員國在享受相應權利的同時，必須承擔某些義務與責任，執行有關決議和程序，甚至接受某種強制執行和懲戒措施。所以，我國在國際交往日趨頻繁的同時，國家主權受到的約束和限制也越來越多。例如，國家徵稅本來是一國經濟主權的體現與核心內涵之一，但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必須要減免關稅和開放市場，這就是對國家主權的一種制約。只是，這種制約是有限度的，也是國家經濟發展、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的必然代價。所以，早有學者指出，像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一方面對國際慣例和遊戲規則缺乏一定適應性與應變能力，本身制度發育不完善，另一方面又因社會制度的不同而在國際政治中處於不利地位，在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更應該注意維護自己的國家主權和安全。
其次，臺灣問題是我國國家安全面臨的重大不穩定因素。臺灣問題本是中國的內政，但其產生和發展的進程中歷來都有一些國際勢力的幢幢怪影。而在這些國際勢力中，美國又是核心因素。可以說，美國是臺灣問題的始作俑者，也是我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最大外在障礙。
衆所周知，中美關係最核心、最敏感的問題就是臺灣問題。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把臺灣作爲一張“牌”來遏制中國。雖然美國政府有時會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甚至國內政治的需要，在臺灣問題上的表態和對臺政策會有所調整，但其兩面性一直很突出。在發展中美關係的同時，總不忘記給臺灣一點兒好處，總不忘記在兩岸之間找“平衡”。1978年中美建交的時候，兩國聯合發表了建交公報。但僅僅幾個月之後，美國國會就通過了《與臺灣關係法》，以美國國內法的形式將發展對臺關係“合法化”。在今年3月臺灣地方領導人選舉前後，美國的表現也十分耐人尋味。一方面，美國領導人明確表示反對任何形式的“臺獨”和破壞臺海關係現狀的行爲，但選舉結束後不久美國就宣佈新一批售臺武器計劃。一方面美國領導人對臺灣的所謂“公投”表示質疑和沒有必要，但同時也表示“臺灣是民主之地”，“公投”與否由臺灣自己決定。中美關係幾十年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美國利用臺灣遏制中國的政策不會改變，其維持兩岸不統、不獨、不戰的戰略也不會改變。
美國的兩面政策，其實是在爲“臺獨”勢力撐腰，是對“臺獨”的綏靖政策。李登輝、陳水扁相繼在臺灣當權16年來，在美國的綏靖之下，不斷誤導、煽動甚至裹挾島內民情民意，使“臺獨”勢力在島內大行其道。一方面，他們在“臺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不斷挑戰一箇中國的底線。另一方面，他們大力推行“文化臺獨”，試圖使島內民衆逐漸從心理上、文化上、感情上疏遠大陸。雖然陳水扁所謂的“公投”以失敗告終，但還是在分裂的道路上走出了危險的一步。雖然兩岸關係大的戰略框架沒有改變，但“臺獨”勢力的活動越來越猖獗，其危險性和冒險性也越來越強，這將是對我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的嚴重干擾，也是對我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大挑戰。
除“臺獨”勢力之外，“藏獨”、“疆獨”勢力近年來也在不遺餘力地策劃、從事分裂祖國的活動。而且，他們與“臺獨”勢力相互勾結、沆瀣一氣，與李登輝的所謂“七塊論”遙相呼應，損害和威脅我國的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
再次，邊界領土爭端，尤其是海洋權益爭端對我國主權和安全的影響在增大。我國幅員遼闊，有20多個鄰國，與15個國家領土接壤。雖然20世紀90年代以來，與不少鄰國的領土邊界問題逐步得到解決，但由於複雜的歷史原因，我國與一些國家的領土爭端還沒有完全得到妥善解決。我國與印度邊界問題的解決還需要一段時間，與東亞一些國家的海洋劃界尚未確定，與東南亞一些國家圍繞南海問題的爭議雖然沒有激化，但依然懸而未決。今年3月，因爲釣魚島問題，中日關係再生齟齬，給本就爭議頗多的中日關係又蒙上了一層陰影。日本方面拘押了登上釣魚島的7名中國人並給予了非人道待遇，雖然在中方的強烈要求下日方最終放人，但在中日雙方的民間都產生了一些強烈的情緒，不利於中日關係的長遠發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海問題的“國際化”趨向。一方面，東盟一些國家加強了對我國南沙島礁的“佔領”，進行所謂的“經濟開發”，構築建築物。另一方面，美國已經把南海問題納入了它的所謂亞太戰略，不斷以各種隱性手段插手南海事務，南海問題“國際化”的趨向在進一步發展。
挑戰二：軍事及周邊地區安全
軍事安全是一個國家受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的軍事力量制約的現實狀態，是國家安全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目前的國際形勢要求我們不能忽視軍事安全的挑戰。
當今世界總體形勢雖然趨於緩和，但不穩定因素很多。僅僅從純軍事角度看，我國也面臨新一輪軍事革命和高技術局部戰爭的挑戰。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先後利用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不斷催生新軍事變革。伊拉克戰爭前後，美國大幅增加軍費，擴充軍備。不少國家羣起效尤，新一輪軍事變革席捲全球。軍事科學的技術含量不斷提高，軍事裝備領域出現了革命性變化，並進而引發了軍事建制、指揮系統、戰爭理論、戰場風貌、戰爭形態等領域的連鎖反應。這些，都給我國的科技強軍和國防事業提出了不少嶄新的課題。周邊安全是一國國家安全的前沿與關鍵領域。新世紀初，我國的周邊安全環境總體上講在朝着對我們更加有利的方向發展。但“9?11”事件和此後的伊拉克戰爭給國際環境帶來了巨大的變數。美國強力推行其全球反恐戰略，其他許多國家，尤其是一些大國紛紛調整彼此關係，增強謀略與謀勢，使全球地緣戰略格局出現重大變化，也使我國的周邊安全環境面臨新的變數。目前看，我國的周邊安全環境中有四大問題值得關注。
其一，美國對華戰略包圍圈已赫然成型。如果說上世紀90年代美國在構築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圈，而這個包圍圈還沒有完整，還沒有到位，還有許多空白點的話，那麼，到了伊拉克戰爭後的今天我們會發現，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圈已經赫然成型了。在東亞和東南亞，過去的環太平洋對華遏制鏈得到進一步鞏固。美日軍事同盟關係進一步強化，美日澳三方軍事合作邁出實質步伐，美國軍事介入東南亞的行動一波接着一波。在南亞，美國通過反恐加大了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工作力度，加強了對該地區的戰略影響。目前，美國的軍事戰略不僅兼顧兩洋，連在過去涉足不深的印度洋地區也站穩了腳跟。整體上看，美國的南亞政策基本上是印巴並重。美國與印度的軍事合作進展迅猛。同時，美國也把巴基斯坦定位爲非北約盟國。在中亞地區，美國加緊投兵佈陣，謀求地緣優勢。美國借反恐擴大了在中亞地區的軍事存在，建立了多個軍事基地，並滲透到外高加索地區。固然，已經成型的美國對華戰略包圍圈正在從東南西三邊對我國構成合圍的態勢，但其着眼點並非全部針對我國，很多部署是爲了反恐戰爭和其他目的。即便如此，這種事實上的地緣包圍圈雖然還難以對我國構成現時的威脅，卻足以構成長遠而潛在的威懾。
其二，一些周邊國家借反恐和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機會，加快擴軍備戰的步伐。首先，日本衝破重重限制，在軍事大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上世紀90年代，是日本在經濟發展上“失去的10年”，但也是日本擺脫戰後種種束縛，在軍事大國道路上收穫頗豐的10年。“9?11”事件後，日本以支援美軍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爲由，緊鑼密鼓地在法律程序上實現了向海外派兵的突破。日本自衛隊第一次走向海外，並主動延長在海外駐紮的時間。日本國會快速通過“有事三法案”，將和平憲法事實上架空。伊拉克戰爭後，日本積極向戰後伊拉克派遣部隊，這是二戰後日本軍隊第一次踏上別國領土。在今年3月11日西班牙爆炸案之後，許多國家在向伊拉克派兵問題上有所退縮，日本卻變本加厲地增兵。可以說，日本是打着反恐和支持美國的旗號借雞下蛋、借船出海的典型。其次，我國的一些周邊國家加大軍事投入力度，掀起軍備採購的新高潮。最近兩年，東南亞一些國家再次實施購買潛艇的計劃，南亞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也在增加軍費，擴充軍備。
其三，我國周邊地區的不穩定因素在增加。這些不穩定因素既表現爲有些國家政局與社會不穩定，也表現爲有些國家關係複雜多變，同時，一些地區熱點問題的變數增多也是一種不穩定因素。美國反恐戰爭的深入、伊拉克戰爭後地區形勢的演變，事實上給我國的周邊穩定帶來了新的變數。東南亞地區穆斯林衆多，在美國霸權態勢的長期刺激下，在美國與伊斯蘭世界關係的長期微妙醞釀中，這一地區穆斯林反美情緒高漲，與一些國家政府的親美政策形成鮮明對比，容易釀成一些國家國內局勢的動盪。同時，東南亞地區國家之間的關係也時現齟齬，傳統問題有所反彈。在南亞地區，印巴關係時緊時鬆，雙方多次被從戰爭邊緣拉回。經國際社會大力斡旋，雖然印巴關係暫時有所緩和，但一些偶然的突發性事件都可能導致印巴嚴重對峙。在中亞地區，因美國借反恐而滲透該地區，使得地區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進一步複雜化，加劇了該地區的矛盾。美國的一些做法甚至導致了一些國家局勢的緊張和動盪。我國周邊地區最值得關注的是朝核問題。雖然經過一次三方會談和兩次六方會談，但朝核問題依然沒有走出僵局。朝核問題一旦猝發變故，對我國國家安全將造成直接衝擊。
其四，我國周邊地區面臨越來越多的非傳統安全問題。我國周邊地區是民族分裂勢力、恐怖主義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的聚集地。東突恐怖主義勢力與國際恐怖組織聯繫密切，在我國境內從事恐怖暴力活動。另外，周邊的跨國犯罪、走私、販毒、艾滋病等問題也會影響我國的安全和穩定。
挑戰三：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前提。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美國全球戰略的演變以及國際社會對我國和平崛起的種種不同心態，都對我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發展產生着某種程度的衝擊和影響。
第一，經濟全球化凸顯政治因素。近年來，國際關係中經濟政治化、政治經濟化的趨勢愈益明顯。經濟活動背後往往有政治背景，而政治鬥爭的背後往往是經濟利益的糾葛。作爲經濟全球化重要表現形式的資本，其全球擴張一直伴隨着資本原有政治形式的擴散，經濟全球化已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美國等西方國家正把經濟全球化作爲推動政治全球化和政治一體化的工具，企圖以經濟手段達到政治目的。冷戰結束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抗爭沒有消失，只是以另一種方式延續着。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在技術手段上更有利於西方政治制度和社會模式的輸出，有利於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政治滲透。中國作爲當前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一直是西方國家“和平演變”與遏制的對象。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國家利用我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所處的不利地位，利用中國自身正在進行體制改革、對外開放的時機，以各種經濟手段干涉中國內政，不時推行“經濟霸權”和“文化霸權”，妄圖迫使中國屈服，搞垮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實現所謂的“資本主義全球化”。
第二，美國是影響我國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由於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的差異，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把中國作爲防範、遏制的對象。幾十年來，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一直在接觸與遏制之間搖擺。有的時候表現爲接觸的一面多，有的時候表現爲遏制的一面強。但實質上，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核心一直是遏制，雖然是接觸與遏制兩手並用，但即使在接觸的一面表現較充分的時候，接觸依然只是手段，遏制纔是真實的目的。
早在“9·11”事件前，美國就已經把中國作爲潛在的競爭對手，並着手製定各種防範中國崛起的政策。“9·11”事件雖然客觀上改變了美國全球戰略的重點順序，但防範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國的崛起依然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長期目標。無論是在中國周邊地區不斷強化的軍事部署，還是不時在一些純屬中國內政的問題上做的手腳，都能反映出美國對中國不斷強大的疑慮與不安。
美國給中國政治安全帶來的挑戰往往不是直接的，而是經常通過一些間接的方式表現出來。除臺灣問題外，中美關係中很多不確定和不穩定因素都可能成爲美國在中美關係中給中國找麻煩的藉口。雖然中美關係幾十年來一直在發展，但這種發展也一直是磕磕絆絆。雖然美國政要近兩年發表了不少“目前是中美關係最好時期”的言論，但中美關係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依然不容忽視。干涉中國內政、介入中國內部事務是美國最常用的製造麻煩的手段。在“民主”、“人權”、“西藏問題”等方面，美國經常對我國無理指責甚至施壓。美國不但無視中國近年來在人權領域的進步與努力，無視中國政府對人權問題的重視與誠意，反倒不時在各種國際場合炮製一些關於“中國人權問題”的提案，還在其每年都公佈的各國人權狀況中列出中國人權領域存在的“問題”。
經濟領域是中美關係中發展最爲迅速的領域，但恰恰是在這個領域，中美兩國的摩擦與矛盾在增多。從雙方日益增多的貿易戰，到美國對中國人民幣匯率以及金融改革問題的壓力等，都表明美國在經濟及金融領域給中國出的難題已實在不少。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類似的難題今後難免會更多，而且政治化的傾向會越來越強。隨着中美兩國在對方經濟發展中的分量越來越重，兩國在經濟及金融領域出現矛盾、發生摩擦的機率會越來越高。
第三，國際社會對我國和平崛起的矛盾心態也是影響我國政治安全的因素之一。幾十年來，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看法與評價發生了重要變化。這種變化是一個逐步的過程，也有一種遞進的表現，即從認同中國的經濟增長，到認同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再到認同中國特色發展道路的有效性與優越性，最後到認同中國政府的管理能力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可以說，目前，國際社會對我國能否發展強大起來的懷疑在減少，但隨之而來的是對我國崛起可能帶來的衝擊心存疑慮。按照傳統的國際政治理論和歷史上一般大國崛起的規律，一個大國經濟上的強大幾乎必然導致軍事擴張和政治霸權。儘管中國已經明確提出我們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但國際社會對日益強大的中國的未來走向依然存在矛盾的心態。一方面，許多國家試圖搭乘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順風車，從中謀利。但另一方面，一些國家又擔心中國經濟的發展會給自己國家的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一方面，許多國家認爲中國日益強大會成爲東亞安全的穩定因素。但另一方面，有些國家又擔心中國的強大會威脅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我們看到最近幾年來，關於中國的未來走向及其影響的幾乎完全相左的論調在國際上同時存在，既有“中國機遇論”，也有“中國威脅論”，既有人認爲中國是個大市場，也有人認爲中國是個“大黑洞”。許多國家對中國既想借助又充滿疑慮，既想倚重又有防範牽制。特別是我們的一些周邊國家，既希望我們在周邊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又存在不同程度的恐華、疑華心態。在臺灣問題上，有的國家言行不一，利用臺灣問題撈取實惠，給臺灣當局推行“務實外交”提供了可乘之機。可以說，在可預見的未來，國際社會對我國崛起的矛盾心態不會徹底改變，而且實用主義傾向可能會有所上升。這些，都會對我國的政治安全帶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
挑戰四：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既包括國家的文化立法權、文化管理權，也包括文化制度和意識形態選擇權以及文化傳播和文化交流的獨立自主權等，這些都是國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內容。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維護國家的文化安全，就是保障國家文化主權，捍衛國家文化主權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有學者指出，文化的強盛、安全不僅可以形成一個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和認同感，而且由這種認同感和凝聚力所形成的安全屏障可以極大地提高國家整體安全度，由此贏得的良好的國際安全環境將成爲國家穩定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在文化安全領域面臨的挑戰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第一，西方政治文化的滲透。一方面，現代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爲西方政治文化“外溢”提供了強有力的手段，互聯網開放、共享、多向和交叉的特點使各國政府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對網民的控制力下降，國家權力被削弱已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國家仍然在堅持冷戰思維，大肆利用高科技信息手段進行文化擴張與滲透。其中美國的文化戰略最爲典型，對我國文化安全的威脅也最大。早在4年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在演講時就宣稱，“我們知道互聯網使美國發生的巨大變化。我們已經是一個開放的社會。我們可以設想它可能使中國發生的變化。”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也表示，如今中國能夠獲取各種各樣的信息，而伴隨信息的是民主意識，雖然無法預測中國確立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時間，但信息加上人們對自主生活的願望，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是“不可阻擋的”。也是在4年前，現任的美國總統布什就表示，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對促進中國的民主極爲重要，“如果互聯網以在其他國家發展的那種方式進入中國，那麼自由將迅速地在那片土地上站穩腳跟”。從這一系列言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一些西方政治人物的心目中，網絡已然成爲“和平演變”的工具。
多年來，一些西方國家利用知識經濟時代信息的高效傳播性、滲透性和難以干擾性，對別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政治制度和文化進行滲透，歪曲、擴大分歧與矛盾，挑起衝突，嚴重威脅別國的政治穩定與社會安定。在這方面，已經不乏“成功”的先例。目前，利用信息手段加快“和平演變”中國是一些西方人下一個希望“成功”的目標。1994年美國國會決定建立的“自由亞洲電臺”，其矛頭直接指向東亞地區爲數不多的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
此外，國際文化交流也被一些西方國家看作是對中國進行文化滲透與擴張的重要手段。早在尼克松時代，西方就主張“利用人員的交流、交換書籍或廣播節目”，利用西方的“精神和文化價值觀”影響和動搖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信念，從而逐漸侵蝕社會主義的基礎。這些，從西方國家對文化交流對象的挑選和對留學生的政策中都有充分的體現。
第二，反華輿論的鼓譟。近些年，“中國威脅論”、“黃禍論”、“中國崩潰論”等在不少西方國家大行其道。尤其是“中國威脅論”經過多年的發展和不少人的精心包裝，已經有了不少變種和不同的版本。有“中國經濟威脅論”、“中國軍事威脅論”、“中國環境威脅論”，有“世界工廠論”、“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論”，還有“人民幣升值論”，有的拿中國的經濟發展做文章，有的拿中國的軍事部署做文章，還有的拿中國的匯率政策做文章。林林總總的奇談怪論背後既有一些西方國家刻意的動機，也有這些國家某些利益集團不可告人的目的。特別是一些國家的軍火工業集團，爲謀求自身的特殊利益，不惜收買媒體，鼓動宣傳機器，炮製所謂的民意，鼓譟對中國不利的言論。這些言論有的連他們自己的國民都看不下去，認爲他們是在“妖魔化”中國。
客觀講，這些反華輿論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些輿論產生的影響力。這些輿論鼓譟、誤導，甚至裹挾了西方一些國家本不瞭解中國的那些民衆的心理，又進而形成了一種不利於中國的所謂民意，這種民意不利於這些國家與中國的文化交流與合作，而這種民意可能對這些國家的對華政策產生的負面影響更不利於這些國家與中國關係的正常發展。
除了上述兩點之外，信息化的高速發展還使我國的安全保密工作面臨不少新的課題。比較直接的影響是，政府上網、政務信息化增加了泄密的可能性。西方情報機構和公司在互聯網上設置了情報監視系統或獵取情報的陷阱，在我們上網時很容易無意間泄露情報。近年來，我國在信息技術領域不斷加強與國外的合作，也會帶來許多不安全因素。由於我國尚缺乏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信息技術，在軟硬件領域大量進口國外產品，而西方一些國家在出售硬件產品中留有可以激發情報發射的設備或在軟件中安裝竊取情報的祕密程序，一旦這些產品進入我國並付諸使用，其對我國信息安全的威脅是不難想像的。尤其是在我國入世後，許多人的保密觀念在淡化，認爲入世就意味着全面開放，沒有任何遮攔地開放，這種錯誤的觀念也很容易使人們在頻繁的對外交往活動中有意無意地泄露國家或企業機密。
挑戰五：能源安全
隨着中國的和平崛起與經濟的快速發展，能源安全問題漸漸成爲一個熱門話題。透視這個熱門話題，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基本的背景材料。
其一，我國的能源種類不均衡，能源利用率低，開發難度加大，能源發展後勁嚴重不足。總體上看，我國的能源資源總量位於世界前列，但種類不均衡。我國一次能源預測總量有4萬億噸標準煤，但其中90%是煤炭資源，石油、天然氣等資源不足10%。由於體制原因，我國煤炭產業生產能力後勁嚴重不足，後備儲備已嚴重匱乏。同時，我國的能源利用率也很低，只有32%左右，比發達國家低了10個百分點，差距很大。我國的經濟開發水能源資源的利用程度僅達到17.6%，遠遠低於發達國家50%以上的水平，而單位產品能耗比發達國家卻高出40%。此外，我國的核能、太陽能、風能、潮汐能、地熱能等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的開發，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很大。
其二，能源領域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根據相關研究報告，除了煤之外，今後20年，中國實現現代化所需的石油、天然氣資源累計消費總量至少是目前的2～5倍。但國內所能提供的能源供給量卻難以與之匹配。僅以石油爲例，我國的石油消費量已從1990年的1.15億噸增加到2002年的2.393億噸，年均增長6.7%。2003年，中國已成爲繼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而中國的原油產量卻僅從1990年的1.38億噸增加到2002年的1.675億噸，年均增長1.62%。爲彌補缺口，我國從1993年已經成爲石油淨進口國，石油進口量從1993年的988萬噸增加到2002年的7000多萬噸，年均增長近25%，對外依存度也從6.4%上升到30%。而我國的石油產量只能保持緩慢增長。我國石油領域的供求矛盾將進一步加劇，對外依存度將進一步提高，石油供應風險也將隨之增大。
其三，中國的能源儲備嚴重不足，而融入世界的步伐卻很快。我國至今沒有建立起能源預警機制和戰略儲備系統。中國目前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石油儲備制度，而發達國家石油儲備制度已經有了30年的歷史，石油儲備量相當於幾個月的消費量。隨着每年中國石油進口量的增加和缺少石油戰略儲備，中國很容易受到全球原油價格變化的影響。2001年，中國原油進口來源於中東地區的佔56%，來源於非洲地區的佔23%，來源於亞太地區的佔14%，來源於歐洲地區的佔7%。這充分說明，中國的能源安全已經成爲國際能源安全體系中的一部分，中國的能源安全與國際能源形勢已有明顯的互動關係。所以，一旦出現國際市場供應中斷或價格飆升，我國的能源安全將受到很大沖擊。
其四，一國的能源安全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同時也是個政治和軍事問題，它不僅與國內供求矛盾及其對外依存度相聯繫，也與該國對世界資源豐富地區的外交和軍事影響力相聯繫。美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高於中國，但其對世界事務的外交和軍事影響力也高於中國，因此，美國能源安全的風險係數也低於中國。
有關專家分析，中國的能源安全問題主要集中在清潔能源供給不足的問題上，而石油又是中國清潔能源中需求增長最快而供給能力日益嚴重不足的品種。因此，石油短缺將是我國未來一段歷史時期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除了國內因素外，我國石油安全面臨的主要問題集中在兩個方面。
第一，油源安全。石油是經濟發展的血液，不僅關係到經濟安全，也關係到軍事、政治安全。在現代國際關係史上，爲爭奪控制石油資源而發生的對抗、衝突乃至戰爭屢見不鮮。在新世紀，石油仍然是制約各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因素之一，石油資源豐富的地區往往處於動盪的狀態，圍繞石油的地緣爭奪將會更加激烈。這裏面既有各國國內各種利益集團的較量背景，也有一些大國不斷插手地區事務的企圖。無論是海灣戰爭還是伊拉克戰爭，其背後都有石油的影子。同時，一些大國加緊全面推進全球石油戰略佈局，加緊搶佔石油地緣戰略支點，強化石油領域的合作，加速一些地區的石油開發，搶灘一些國家的石油資源，加強對一些國家輸油管道的維護等。這種競爭客觀上也造成一些國家的局勢動盪。在中東、拉美和非洲，那些局勢不穩定的地區或國家，往往是那些富產石油的國家。最近幾年，中亞地區的石油資源開始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因此，圍繞這一地區的地緣戰略競爭悄然展開，而且愈演愈烈，難以消停，引發該地區一些國家的政局持續動盪。因此，石油來源地局勢的動盪將成爲我國油源安全的一大隱患。此外，圍繞油源的競爭日益加劇也給我國的石油安全帶來不小的影響。最近一段時期圍繞俄羅斯石油管道的競爭就是明顯的例子。
第二，油路安全。根據相關資料分析，我國進口的大部分石油都要經過霍爾木茲海峽與馬六甲海峽。但這兩個海峽的通道安全都不掌握在我們手中。除了中東地區長期處於亂局、國際恐怖主義猖獗、海盜騷擾事件頻仍之外，美國在我國周邊地區的戰略部署也是影響我國石油通道安全的重要因素。美國事實上在強化東亞的軍事存在，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同盟關係。同時，美國的勢力也通過加強與印度的軍事合作滲透到印度洋，客觀上形成對我國油路安全的潛在威脅。有消息透露，多年前美國就在瞭解中國每天通過馬六甲海峽運輸石油量的具體數據。如果消息屬實，其背後的內涵是不言自明的。
挑戰六：經濟安全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經濟安全是一個愈益複雜的概念。結合我國所面臨的同樣愈益複雜的國際環境，我國在經濟安全領域面臨的國際挑戰大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我國與外部世界的經濟關係越來越複雜，各種矛盾與衝突在所難免。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將使我國的國際利益的地理範圍擴大，利益形成將更爲多樣化。從2001年開始，我國的對外進出口貿易總額已突破5000億美元。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增高意味着我國的國家利益比以往任何時候在更深的程度上與外部世界緊密相聯。也就是說，我國的國際利益將大爲拓展，同時也意味着與其他國家發生利益衝突與對抗的可能性在增大。這些衝突和對抗目前主要表現在貿易領域。近年來，我國與國外的貿易摩擦、貿易爭端越來越多。過去還主要集中在與發達國家的經濟交往中，現在，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摩擦也在增多。最近幾年，圍繞中國對外貿易增長的問題，國外不少人做了很多文章。有的說，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將葬送掉許多國家的飯碗，將徹底沖垮許多國家的相關產業。有的說，中國的威脅將不僅僅表現在軍事領域，隨着全世界都在使用中國的產品，中國的經濟威脅也將遍及全世界。這些奇談怪論有經濟背景，也有政治背景。當經濟問題上升爲政治問題的時候，經濟摩擦也會上升爲政治爭端，經濟安全問題就會演變爲政治安全問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衝突與對抗今後將不僅僅表現在貿易領域，在市場問題上、在國際經濟規則問題上、甚至在世界經濟秩序問題上，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分歧、矛盾將因爲彼此國際地位和國際利益的差異、分野而不斷出現甚至激化。同時，隨着中國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快，這種矛盾和分歧的出現頻率也會越來越高。
其次，外部世界對我國經濟的影響與壓力將越來越明顯。第一，隨着我國在市場和投資領域的進一步開放，國外質優價廉的產品將大量涌入，跨國公司也將大力拓展在華業務。這不僅給我國國內企業帶來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而且我國的經濟產業結構也將被迫調整。跨國公司可能利用我國國內各地區市場和政策的差異，對我國某些產業和企業分割包圍，使這些產業和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受到威脅。同時，外資將更多地流向一些收益較高的領域、產業和地區，這也不利於我國產業的優化與平衡。目前看，這些受衝擊的產業可能包括農業、鋼鐵、機械、石油、汽車、信息技術、金融服務業等。由於這些產業多屬傳統產業或者我們剛起步的產業，不具備與國外同行的競爭優勢，有些方面還很落後，因此，這些領域的國有企業將成爲外資收購的首選對象。而跨國公司在我國一些關鍵產業部門控股，也會在一定程度上觸動我國的國民經濟命脈。統計數字表明，目前我國的三資企業產品市場佔有率大於50%的58個行業中，大多數已由外方控股。第二，入世後我國現行的經濟制度面臨嚴峻的考驗。我們要根據WTO的規則要求，修改相關法律法規，廢止審批經濟，重新定位政府角色，重新構建與國際接軌的市場經濟體系。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激化現行經濟制度中存在的各種矛盾，如果我們不認真對待出現的各種問題，經濟的發展將會受到阻礙。第三，隨着我國融入世界經濟步伐的加快，我們的經濟主權將面臨越來越多的國際干擾。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並從中獲取利益往往是以讓渡部分經濟主權爲代價的。最近兩年，一些西方國家已經不僅僅滿足於對我國的經濟、金融政策指手畫腳，而是開始對我國的相關政策施加壓力。去年以來，我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就承受着不小的國際壓力。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今後類似的問題還會出現，而且會出現在更多的領域，出現的頻率也會加快。
再次，我國經濟在融入世界的進程中面臨的風險越來越突出。在技術領域，我國的整體技術實力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缺少競爭優勢。我國的科技成果，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難以滿足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發展的需要，缺乏具有競爭力的大規模工業生產技術與軍事技術，在機械、通信、計算機等關鍵技術領域，市場大多被國外佔領。由於貿易壁壘的逐步取消，發達國家將更多地利用技術壁壘對我國構成威脅，我國技術領域顯現出更多的易受攻擊性。在金融領域，金融全球化發展中的無序現象給金融市場的開放帶來風險。我國金融市場本身發育不成熟，監控體系不甚健全，防範能力較弱，大量外國金融機構的進入對我國整體較脆弱的金融行業無疑將形成巨大的競爭壓力。國際金融市場動盪的潛在危機和投機資本的流竄，始終是我國金融防範的重點。而風險和不穩定的進一步加大，使我國的金融監管難度也越來越大。比較現實的風險是，根據入世協議，中國將逐步開放金融市場，在短短几年內，外商的業務範圍和地域限制將被取消。於是，個別國家或地區的金融動盪可能引發我國國內的金融動盪；國際銀行業的新發展趨勢將對我國銀行業發展和金融監管形成巨大挑戰，四大國有銀行的壟斷格局將被打破，一些中小金融機構可能面臨破產風險；在資本項目逐漸放松管制直至實現完全自由兌換的過程中，資本的大量流入和流出可能會成爲我國金融市場面臨的最大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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