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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爲電臺的一名記者，三十年來一直跑農村，就像一匹馬縱橫馳聘在津沽大地上。我說話口音，衣着打扮，甚至面色體態，都跟種地的農民沒有多少區別；特別是我在採訪中，跟農村人特別隨和，特別貼近，所以久而久之，不少人稱我爲農民記者，對此，我十分認可。我覺得記者應該是人民當中的一員，跑農村的記者應該成爲一位農民。
我非常讚賞新聞界老前輩穆青的名言“衙門裏跑不出名記者”，我認爲：跑農村的記者就是要在炕頭、街頭、地頭上做文章。所以，我常在農民家裏住下來，挖掘鮮活的新聞素材。我的同事們說我下鄉採訪有“三怪”。
第一怪：下鄉採訪儘量不讓人家用車接送，路遠時坐火車或公共汽車，路近時騎自行車，一來少給人找麻煩，二來圖個清靜自在，三來便於接近羣衆，四來能夠鍛鍊身體。我曾騎自行車採訪過塘沽的中心莊村，當天往返百里。在近郊幹部農民中，至今還流傳着電臺杜記者騎車七訪白廟、十訪大畢莊的美談。第二怪：是愛下基層，很少跑市裏機關，也很少跑區縣機關，這幾年甚至到鄉鎮也少了，經常是直接下到村莊或農戶。我嫌跑上邊應承太多，不自在；吃喝太兇，耽誤事。第三怪：是在一般情況下不給上邊打招呼，就直接找採訪對象。爲的是省去領導陪伴，能使採訪對象說真話。我這樣做，受益不小。
前年冬天，我摸到寧河縣獨立村農民集資修小水庫的新聞線索後，一個人坐長途汽車直接下村採訪，我找到村幹部，說明來意，亮出記者證，可人家並不熱情。因爲一般記者採訪，都是上邊先打招呼，或是有人陪同。而我卻單蹦一個人，冷不丁冒出來，讓人難免產生懷疑。於是，這次人家只簡單給我介紹了一下情況，午飯後，給我準備了一袋大米，就要開車送我回天津。我當然不會同意，告訴村幹部不用管了。晚上，我在農戶家找飯吃，串了三家門，找當事人座談錄音。寒冬臘月，我就睡在村委會傳達室裏。這次採訪，由於挖到了好素材，我採寫的錄音通訊《水的故事》獲得了中國廣播電視學會二等獎。
我從小在農村長大，跟農民有天然情感。我常想：黨和人民把我安排在這樣一個崗位上，就是讓我這個農民的兒子，時時想着農民，用手中的筆，多爲農民做些事情。
1978年春節，我去薊縣下營鎮劉莊子村採訪，一連七天住在村裏，同農民一起過年，體驗農家生活，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報道了農村的新變化。
1990年夏天，江蘇、安徽鬧水災，我自告奮勇前往災區採訪。在淮南、壽縣、洪澤等重災區奔波了20多天，滿懷深情地採寫出多篇反映災情和抗災事蹟的報道。
老杜江蘇災區採訪
到江蘇災區採訪
到江蘇災區採訪
1994年，我應邀前往革命老區河北寬城採訪，走村串戶地看望爲引灤入津工程做過重大貢獻的老區人民，採寫了大量稿件，併爲當地羣衆發展經濟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老杜帶隊到河北寬城採訪
老杜與河北寬城領導交談
特別是1979年我還參加了爲期五年的援藏工作，主動要求到有“高原的高原”之稱的阿里地區工作，成爲《西藏日報》社阿里記者站的創建人和首任駐站記者，在《西藏日報》的歷史上寫下了帶彩的一筆。
老杜1979年被歡送援藏時的留影
老杜與藏族朋友在一起
總而言之，我幾十年的記者生涯，一直和艱苦的地方連在一起，一直和農村、農民連在一起。這種經歷，使我與農民之間更加心心相印，血肉相連。
我時刻要求自己：必須知道農民在想什麼，必須瞭解農民的喜怒哀樂，這樣才能搞出有指導意義的報道，說出農民想說的話。1997年，我從市紀委瞭解到，天津農村的村務公開工作走在了全國前列，寶坻的帳房圈村是個很好的典型，意識到這是當時農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於是，我就帶領農村組的同志一頭扎進村裏，一連四天，吃農家飯，睡農家炕，廣泛深入採訪，挖掘出大量帶音響的好素材，結果做出了一篇深受農民誇獎的好文章。這篇題爲《帳房圈的算盤聲》的錄音通訊，是當時全國較早的同類報道，內容上有深度，手法上有特色，因而獲得中國新聞獎三等獎和天津市好新聞一等獎。
爲了幫助農民解決學科技用科技的難題，我主持創辦了《科技直通車》欄目。它把廣播節目、專家諮詢電話、專家下鄉服務三者結合起來，在實施科技興農中起到了顯著作用。
從1998年7月到1999年年底，共播出專家錄音講話120次，組織專家下鄉16次，舉辦大型現場直播兩次，爲本市和外地的農民解答解決各類科技問題1400多個。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臺等新聞媒體多次給予報道，兄弟電臺紛紛前來學習取經。市政府把辦好《科技直通車》作爲改善農村人民生活十件實事的一個項目加以實施，收到顯著的社會效益。
津沽大地節目組織專家下鄉
知民心，解民難，幫民富，構成了我這個農民記者工作的核心內容，也爲我開闢了學習鍛鍊施展才能的廣闊天地。三十年來，我採寫了各種稿件上千篇。近十年來，我共採寫出30多件省、市級以上獲獎作品，其中有兩項中國新聞獎三等獎，四項天津市好新聞一等獎。在我任《津沽大地》節目監製期間，該節目連續三屆被評爲電臺優秀節目。
老杜連夜研究稿件
我現在滿五十八週歲了。多年來，家中有老有小，愛人又沒工作，日子過得很緊巴。遇上事兒，經常向親戚、朋友、同事借錢。這樣持續了好多年。一些鄰居對此不理解，說：“像你這樣的記者真少見。眼下新聞界亂拉贊助、亂搞創收的歪風盛行，你心眼稍微活泛點兒，不就富起來了?”對此我的回答是：“當記者就要專心專意搞採訪，不弄那些歪歪事兒。”
1997年，有個通訊員約我下去採訪，說：“有家企業老闆許諾：只要把他的企業報道好了，要錢給錢，想玩可以免費旅遊。”我當時拒絕了。後來這個通訊員又有幾次類似的“肥差”，仍被我嚴詞拒絕。我多次給他講：“寫報道不是搞交易，不能變相地搞有償新聞。”在我的影響下，這位通訊員思想有了轉變，不胡思亂想了，與我在工作上一直配合得很好。
爲農村通訊員講課
有一次，我和本市新聞單位的幾位記者，去北京採訪一個展銷會。會上，讓每一位記者自己選一套服裝，作爲紀念品。說實在的，我比別人更需要衣服，但是我沒有伸手。當時，幾位年輕記者老用異樣的眼光看我，表示不理解。而我想：我是個老記者，就應該帶好這個頭兒。
在多年採訪中，我養成一個習慣：只抽自己帶的恆大煙，從不抽待客煙。我想：記者對自己要嚴格要求，要從一點一滴做起。
工作中的老杜
電臺經濟臺同仁對老杜的評價：
徐毅力：老杜身上體現着老廣播的風采。我們要學出感情、學出激情、學出友誼，學出正氣。
崔萬清：只有把自己當作“農民的兒子”，才能寫出有感情的稿子。
張謙：老杜的作風像蘭花，充滿生機，可以慢慢地散發出香氣。
一蘭：老杜的事蹟像一股清新之風在薰陶着我們。
李寧：要學老杜本本分分做人，踏踏實實做事。
路芳：“不要那些歪歪事”會成爲我們的流行語。
曉彤：對老杜採訪歸來總是沾滿泥巴的球鞋印象深刻。
任靜：以吃苦爲基礎，寫好每一套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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