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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上午，在母校宿舍內殘忍殺害4名同學的雲南大學學生馬加爵被執行死刑。據稱，臨刑前，22歲的馬加爵表情平靜。在死刑執行的兩天前，馬加爵的辯護律師趙耀向記者描述了他眼中的馬加爵和馬加爵案件。趙耀律師說：
“馬加爵，實際上，非常冷漠，非常冷漠。冷漠得可怕。
我問他，你有沒有什麼話要對你的家人說？他說，沒有。
他的殺人動機，始終找不到合理的解釋。”
勸馬加爵寫東西留給世人
我勸他給青少年留下點東西，給社會以警醒
記者(以下簡稱記)：趙律師，您最後一次見到馬加爵是什麼時候？
趙耀(以下簡稱趙)：4月30號，一審開庭之後。
記：有報道說馬加爵在一審宣判的時候，曾經表示過要見律師。
趙：對，就是那一次，我去徵詢他關於是否上訴的意見。從我主觀願望來說，就這個案件，我是覺得還有一些問題，一些疑點，想通過二審這樣一個機會，再通過一次公開的開庭審理，尋求一個至少在法律程序上的公正吧。
記：當你聽到他放棄上訴的時候，你應該感到非常遺憾吧？
趙：非常遺憾。確實非常遺憾。
記：你當時怎麼勸他呢？
趙：從律師的角度來講，我不能告訴他，你上訴就有多大的希望，首先這樣是違揹我們的職業道德的，同時，我也不能說你必須要上訴。我是從這個角度來勸說他的，我說，馬加爵，儘管你有求死的慾望，但是你在你短暫的一生中，你是否考慮過，你能夠給社會留下點什麼東西？留下些什麼有益的東西？
記：你指的這個有益的東西是什麼呢？
趙：我特別強調的一點是，你如果能夠好好反思一下，能在二審階段多在這個世上存留一段時間，讓社會多關注一段時間，讓人們多討論一段時間，對社會的警示作用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記：這種類似的悲劇可能會少發生一些。
趙：對，馬加爵這樣的悲劇的發生，是不是告誡我們的教育，我們的社會還存在一些薄弱的地方需要更好的改進？我也跟他講，如果你有時間，你可以把你想說的話，你所想到的東西，形成文字記錄下來，即使你最後面對的還是死刑，但是你至少給社會，給你差不多年齡的青少年留下點什麼。
記：最後一段勸說是否超出了律師的職責範圍了呢？
趙：沒有。從律師的角度來講，我不能預測案件審理的結果，也不能暗示他結果會是什麼樣的，我覺得從人生，從做人的道路來講，哪怕是一個犯了罪的人，他同樣是有思想的，有意識的。即使對一個要被執行死刑的人，對他進行感化、教育仍然是社會的責任，也是我們律師的責任。
爲何申請二次精神鑑定
這個案子中還有很多疑問沒有得到解釋，所以我們要求重新鑑定
記：在這個案件過程中，你們申請對馬加爵進行精神鑑定，當鑑定結論下來說馬加爵沒有精神問題後，你們申請第二次精神鑑定，爲什麼呢？
趙：這個案子中一系列的疑點，比如動機，包括馬加爵落網之後，面對司法審判沒有任何求生慾望的這一系列反常現象，我們感覺到他的精神狀態可能會存在一些問題，但是鑑定結果沒有使這些疑問得到合理的解釋，所以我們要求重新鑑定。
就這個案件來講，如果兩次或是三次鑑定結果都是一致的，馬加爵沒有精神問題，我們每個人都尊重這個事實，然後再進行最後審判，這樣可能更好一些，我想這個鑑定的過程本身，就體現了我們法律的公正和公平性。很遺憾法院當庭駁回了我們的請求。我們就跟馬加爵做了一些工作，希望他提起上訴，有機會再做一次鑑定，但是他拒絕了。
記：如果這個案子馬加爵提出上訴，啓動了二審程序，他再次做精神鑑定的可能性有多大？
趙：超過百分之六十。這個鑑定結果可能是精神的確有問題，也可能的確沒有精神病，但不管怎麼樣，我作爲律師，追求的不一定是判決的最後結果，但從法律的角度來講，法律得到了非常完美的貫徹。對這樣一個影響重大的案件來講，它的社會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馬加爵冷漠得可怕
在三次會見中，他從來沒有問過父母現在情況怎樣
記：你覺得馬加爵信任你嗎？
趙：應該說，他信任的人當中，包括我們。我前前後後接觸了他三次：第一次是在我們查閱了卷宗以後，就一些不太清楚的問題，對他做了一些詢問，第二次見他是做一些庭審前的準備，第三次就是判決之後關於上訴與否的那次會面。
記：他給你的感覺是什麼？
趙：馬加爵一系列的表現是不太正常的。我跟他接觸下來，最大的感觸，這個話我一直不敢對他父母講，馬加爵，實際上，非常冷漠，非常冷漠。冷漠得可怕。
記：這個感覺是怎麼來的？
趙：舉個例子說，我問他，你有沒有什麼話要對你的家人說？他說，沒有。在我們三次會見中，我每次都這麼問他，但是他沒有一次問過我們，他父母身體怎麼樣，情緒怎麼樣這樣的話題。一句都沒有。我作爲律師辦案十幾年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情況。
記：你覺得他喪失了人之常情。
趙：對，連基本的人情、親情(也喪失了)。他這個反常到底有沒有醫學的根據，這是精神病態呢還是心理病態？這是一直很讓我困惑的地方。
記：你告訴他，希望他上訴的時候，他怎麼回答你？
趙：他一貫的表現，冷漠。他說，我不上訴，這個事情，了結得越快越好。他不但沒有求生慾望，反而是求死慾望。我不明白他爲什麼不上訴，起碼他懂得律師在法律上是爲他提供幫助的；而從親情角度上來講，在一審宣判那天，他姐姐在法庭上喊叫，希望他去上訴，至少，也該對他有所觸動吧？
記：記得當時媒體報道，他主動表示要宣判後見律師。他爲什麼要見你呢？
趙：是啊，宣判前那次見面，他自己說，希望判決之後，能夠再次見到我們，有些話他想跟我們再聊一聊。後來那次見面我也問他，你原來不是說過有話要跟我們講一下嗎？可是他說，是嗎？我有這樣說過嗎？我不記得了。我說，你有沒有話要講呢，他說，沒有。
馬加爵不想世人瞭解他
他的殺人動機，始終找不到合理的解釋
記：有一篇報道說你在接到這個案子的時候，就有一種深深的困惑並想去尋求它的答案，現在你的代理伴隨着馬加爵的拒絕上訴而結束了，我想問你，你的這個困惑找到答案了嗎？
趙：沒有找到。也許這些困惑，由於他的不上訴，可能永遠都沒有答案。從接手這個案子，我的心情就是非常沉痛的，他所做出的事情觸目驚心，非常令人氣憤，如果他真的精神正常，他的確是死有餘辜。我個人感覺，如果我們能夠更多地探求他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心理歷程，更多研究類似馬加爵犯罪的精神狀態問題，不管結果如何，這種探求本身就是非常有意義的。
記：馬加爵放棄了讓世人瞭解他的機會。
趙：他放棄了這個機會。馬加爵給這個世界留下了太多疑問。
記：比如說哪些呢？
趙：比如說他的殺人動機。我在會見他的時候，我反覆問過他這個問題。但從馬加爵的回答中，我找不到合理的解釋。他說，他認爲邵瑞傑等四個人跟他關係都是不錯的。打牌時候他們說他作弊，說了也就說了，但是他們還說他“你爲人太差，同學過生日都不請你”，還說“同學說他喜歡看三級片”。馬加爵對我說這些話令他非常失落。我說你失落歸失落，你可以打他幾下，作爲情緒的宣泄，但爲什麼要採取這樣的一個極端的行動呢？他說，他自己認爲的平衡被破壞了，他認爲自己滿不錯的，在同學的印象裏也是滿不錯，現在經同學一說，是這樣一個反差，讓他心理崩潰了。我覺得這在心理學上是說不通的。這是我非常困惑的地方。
記：馬加爵的家人是不是曾經寄希望於他上訴？
趙：對，馬加爵上訴期要滿的時候，當時正好是五一長假，他的家人多次跟我聯繫，甚至自己寫了一份上訴狀，交到了法院。我對他們作了解釋，法律上啓動上訴的程序，只能有兩種，一種是被告人本人的上訴，第二種是經過本人同意，由親屬或者辯護律師代他上訴。
記：但他始終沒有同意上訴。
趙：對，所以他父母的上訴書是無效的。開始他們對馬加爵不上訴很想不通，我跟他們說，他自己爲什麼放棄了上訴？我們要換一個角度想，除非馬加爵確實有精神病，如果你是被害人的家屬，你把孩子送到大學裏讀書，可是他被大學同室的好友殺害了，你想想你會多難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馬加爵如此，對其他人也是如此。後來他們也理解了。
他沒有懺悔
他給人的感覺就是，別人的存在跟他沒有任何關係
記：他家人給你留下的印象是什麼？
趙：他的父親姐姐都是非常樸實的，他們身上反映了一些我們民族很傳統的東西，美德也有，但是也有很大的缺陷。
記：你覺得缺陷在哪？
趙：他們對子女的教育沒有正確的思路，他家庭屬於農村中等偏貧困的情況，一個農村家庭培養出一個大學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們的家庭地位也非常特殊。他說什麼，家裏就認爲是什麼，從來不區分他的要求是否合理。你觀察一下馬加爵的家庭環境，他一個哥哥兩個姐姐，他是最小的一個，他是家庭裏最得寵的一個，學習也很好，他在家庭的地位，是他任何一個姐姐哥哥都沒有辦法比的。久而久之他這種心理優越感形成了，這是非常危險的。
記：他在家庭中受到這樣的寵愛，那麼在你跟馬加爵的接觸中，他有沒有感情流露的時候？比如說流淚，或者說起某些他留戀的事情？
趙：沒有。
記：他懺悔過嗎？
趙：沒有。如果他精神狀態真的沒有問題，那麼我只能得出這樣唯一合理的結論：他是一個以自我爲中心的人，是非常極端的一個人。我們的社會出現了這樣的事情，出現了這樣的青年，少年，我們是該反思一下我們的家庭教育、我們的學校教育。個人主義、極端主義在很多青少年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反映，馬加爵只不過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記：你的這個判斷從何而來？
趙：就像剛纔談到的，倫理之情，父子之情，至少他能通過律師對父母轉達一下他的關心。他給人的感覺就是，別人的存在跟他沒有任何關係，好像別人就是爲他而存在的。別人是死是活他都漠不關心。
記：你把這些情況跟馬加爵的父母說起過嗎？
趙：我一直不敢跟他的父母談這個話題。我曾經很隱諱地跟他父母說，其實馬加爵變化非常大，可能他已經不是你們從小養大的那個心目中的孩子了。
記：他的父母呢，關不關心他？
趙：他的母親很少跟我接觸，但是他的父親，他的姐姐，一直都在問我，他在裏面好不好？他父親對馬加爵關心到了什麼程度？我給你講個細節，天氣慢慢熱了，有蚊子了，他的父親問我，看守所裏面熱不熱啊？有沒有蚊帳啊？他會不會被蚊子咬啊？而馬加爵，又是怎麼回報他的父母的？
記：你聽到他父親這樣問的時候，是不是非常難過？
趙：非常難過。可憐天下父母心啊。而馬加爵，你就是犯了滔天大罪，至少也應該對父母親人有一個問候吧？我跟馬加爵接觸這麼長時間，卻絲毫沒有感覺到他對家人有絲毫的惦念和關懷。你想這個結論是什麼？我得出的結論就是，在家庭中也好，在社會中也好，他都是一個極端以個人爲中心的人。他絲毫不關心別人，哪怕是自己的親人，而且是這麼關心他的親人。
馬案要體現法律公正
關於他的精神問題還有一些爭論，法律應該給這種爭論一個存在的空間或者說是一個機會
記：你覺得代理馬加爵一案的意義何在？
趙：坦白地說，這個案子非常棘手。一方面這個案件社會影響度太大了，社會關注度高，其二，馬加爵用殘忍的手段，連續三天殺害四名同學，引起社會公憤，這樣一起惡性案件，作爲馬加爵的辯護律師，我們的辯護空間，是非常小的。
記：你們的辯護，更多地體現了什麼呢？
趙：就這個案子來講，我一直的看法是，馬加爵判不判死刑並不重要，因爲他畢竟手段殘忍地殺害了四個人，死刑幾乎是確鑿的，但是意義重大的是，在法律上，如何對他公正、公平地審判，體現法律的公正和公平性。
記：你覺得這個案子只經過一次審理顯得倉促了些？
趙：不一定一個案子非要經過二審、終審才能夠體現法律的公正和公平性。就馬加爵案來講，我覺得核心的是，馬加爵在作案時候的精神狀態問題，(馬案)在醫學界、在精神學界，並不是所有的意見和觀點都是統一的，至少來講，是存在爭論的。法律應該給這種爭論一個存在的空間或者說是一個機會。
趙耀，37歲，高級律師，雲南照耀律師事務所主任。1987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現任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理事、全國律協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委員會委員、昆明市律師協會副會長、昆明仲裁委員會仲裁員。今年4月，他代理了馬加爵案件。
儘管外貌粗獷，一位心理醫生分析，馬加爵屬於“思維理性，內心敏感”的那類人。
今年3月15日晚，馬加爵在海南三亞落網。
4月22日，馬加爵昆明受審。
昨天，馬加爵被執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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