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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蔡倫發明造紙術幾乎是人所共知的常識。但各地考古中不斷髮現西漢紙後，造紙術源於西漢還是東漢，成了學術界一個爭議焦點。6月15日《科技日報》的報道，再次引起關注。國務院突出貢獻專家、陝西省文史館館員、寶雞文理學院歷史系教授彭曦經過20多年考證，首次提出：中國人發明紙比傳統說法要提前200年甚至300年。
對這一話題，本報記者近日專訪了彭曦教授及有關專家。
東漢造紙說——“蔡倫造紙”依據何來
“東漢蔡倫發明造紙術”一直是我國的傳統說法。這種觀點主要依據來自《後漢書》。書中說道：“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注：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故天下鹹稱‘蔡侯紙’。”後來，這段記述又由其他記述或引文所證實。基於《後漢書》的重要意義和地位，後人認定是東漢蔡倫發明了造紙術。
西漢造紙說——考古發現證據有力
1933年首次找到證據
“其實，早在1933年黃文弼等人就發現了‘羅布淖爾西漢紙’，但當時沒引起太多注意。”彭教授逐一列舉了考古中發現紙的實例：西安灞橋紙，是西漢早期墓葬中發現的一片麻類纖維製成的殘紙。中顏紙，是1978年在扶風中顏村發現的。當時發掘的一處銅器窖藏中出土了麻紙。金關紙，在甘肅居延(今屬內蒙古)金水關西漢峯燧遺址中發現。
彭教授說，“真正能夠證明西漢有較成熟造紙工藝的，是1986年在甘肅天水放馬灘發現的西漢放馬灘紙。這次出土的古紙紙面平整光滑，質地薄而軟，上面的地圖是戰國時期秦國地形圖。這爲紙的發現與用於書寫提供了實物證據。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日本高知紙業實驗場的技術鑑定和化驗結果也都表明，至遲於公元前一世紀中葉，在遙遠的邊塞已有了質量較高的紙，這種紙在內地的出現應更早。”
質疑蔡倫不止一人
彭教授只是衆多質疑“蔡倫造紙”的學者之一。去年，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了460餘件麻類植物造成的古紙，從西漢武帝、昭帝及宣、元、成帝至東漢初到西晉的都有，其中大多是西漢時期的，有10件還寫有文字。甘肅省考古所研究員何雙全認爲，這些發現有力地印證了“蔡倫不是造紙術發明人”的觀點。
並非否定蔡倫功績
既然證據確鑿，爲何爭論多年的學術界遲遲沒有定論？彭教授認爲，主要是一些學者認爲“重大歷史問題不應輕易去否定”。其實這是建立在確鑿的考古發現上，典籍的記載爲什麼就不能更改？我們推翻了一個“蔡倫”，但中國科技文明的歷史就向前邁進300年。蔡倫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傑出科技英才，他利用政權機構優越的物質技術條件，把造紙工藝定型和推廣。他的功績不會被否定。
兩大爭論焦點
出土的紙是否屬東漢以前？
支持“蔡倫造紙”的學者普遍對“西漢紙”的年代表示懷疑。1957年以來出土的“灞橋紙”、“金關紙”、“中顏紙”、“放馬灘紙”等都是發掘報告按照墓制或同時出土的西漢文物或竹木簡上最後年代記述而定下來的。史學家張德鈞認爲，單從與古紙並存的東西的年號，便據以斷定這張紙的年代，這個方法欠周密，因爲有許多東西儘管相隔多個世紀，也有可能堆積在一起。
對此，彭曦和何雙全指出，考古報告是在科學、嚴格的方法下，對考古遺址發掘和研究後才寫出的，因此真實可信。例如，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古紙是從西漢時期堆積層上出土的，與其一同出土的漢簡上清清楚楚地寫有永光、建昭、河平、陽朔、鴻嘉等紀年，而且這個堆積層中其他文物都是西漢時期的；其次，有些紙張上還寫有西漢時期的文字。此外，還有一些紙張在出土時就裹在西漢漢簡之上，表明當時的紙具有包裹物品的作用。
“西漢紙”是真正的紙嗎？
一些專家認爲，雖然西漢時期我國已造出了植物纖維紙，但這些紙質地較粗糙，結構也比較鬆散，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紙。造紙史研究專家陳啓新提出，1980年，輕工部造紙所對陝西“灞橋紙”鑑定後認爲，它的纖維很長，而且沒有纖維性顫動的現象，只能算作“出土纖維片”，不是真正的紙。
可是，從1964年到1988年，中外10家機構的20多位科研人員檢驗灞橋紙達十多次，一致否定了輕工部造紙所的鑑定意見。研究表明，灞橋紙的纖維實際長度僅1～2釐米；纖維的排列也紊亂無序，表明事先經過舂搗、打漿及抄造工序。另外，敦煌懸泉置出土的400餘件東漢時期的紙在各方面都與西漢紙沒有多少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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