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955年宋任窮被授予上將軍銜 |
宋任窮(1909-)，湖南省瀏陽縣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國工農紅軍連黨代表、團、師政治委員，紅軍幹部團政治委員，紅二十八軍政治委員。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9師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東進縱隊政治委員，冀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冀南區委書記，冀南行署主任，冀魯豫軍區司令員，中共平原分局代書記。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二縱隊政治委員，中共中央晉冀魯豫中央局組織部部長，中共豫皖蘇分局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華東野戰軍第三副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南京市委副書記，第四兵團政治委員，中共雲南省委書記兼雲南軍區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書記，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副政治委員，中共中央副祕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幹部部副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部長，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兼瀋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第七機械工業部部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是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四、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共產黨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85年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被增選爲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一、長征驚心動魄的一幕
1934年10月，紅一方面軍被迫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長征前夕，宋任窮被調到幹部團任政委。幹部團團長是陳賡。
紅軍幹部團由中央根據地的四所紅軍幹部學校合併而成，主要任務是警衛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並負責儲備、培訓和爲部隊輸送幹部。必要時也參加戰鬥。遵義會議後，董必武、徐特立二老和成仿吾、馮雪峯、李一氓等都被編到幹部團，由幹部團保護和照顧。毛澤東對陳賡和宋任窮講：對董老、徐老你們一定要保護好，出了問題唯你們是問。四渡赤水期間，幹部團直接參加了兩次戰鬥，一仗是一渡赤水之前打土城一仗是二渡赤水之後再克遵義。土城一仗，幹部團打得相當慘烈，傷亡百十來人。撤出戰鬥後，正是農曆大年三十，紛紛揚揚的鵝毛大雪下了一夜，覆蓋了山山嶺嶺、溝溝壑壑。宋任窮萬分痛惜。他就此事專門向毛澤東作了彙報，說：“幹部團的學員都是連排以上幹部，培養一個幹部不容易，這樣使用代價太大了。”毛澤東同意並惋惜地說：“對啊，對幹部團的學員用是要用的，但這樣用不行。以後要注意哩！”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以後，由於張國燾堅持分裂主義，使長征中的紅軍面臨最嚴重的一次危機。張國燾到阿壩後就按兵不動，堅持要南下，命令左路軍停止北上，並打電報給中央，要右路軍也重新過草地南下。毛澤東、周恩來在巴西召開緊急會議採取果斷措施，率領一、三軍團和紅軍學校連夜出發。這時的幹部團已和四方面軍紅軍學校合併，改編爲新的紅軍學校。幹部團編爲紅軍學校特科團，宋任窮任政委。
紅軍學校特科團凌晨三時接到北上的命令，宋任窮和代理團長韋國清把全團集合起來，明確地告訴大家：北上是中央的方針，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針。願意北上的走，不願意北上的可以留下。
摸黑走了大約二十多里路，忽然從後面傳來立即停止前進的緊急命令。這時，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走在紅軍學校前頭，在半山坡一塊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來。紅軍學校教育長李特持槍帶着幾個荷槍實彈、指頭按着扳機的警衛員氣勢洶洶地趕到毛澤東身邊。李特問毛澤東：“現在總政委張國燾同志來了命令要南下，你們怎麼還要北上？”
毛澤東鎮定自若地同平常一樣，冷靜而堅定地說：“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看北上好，還是南下好。現在只有北上一條路可走，因爲南邊集中了國民黨的主要兵力，而陝、甘肅的敵人比較薄弱，這是第一。第二……”
李特依然不大服氣。毛澤東換了嚴肅的口氣說：“彭德懷率領的三軍團就走在後面，彭德懷同志是主張北上、堅決反對南下的。他對張國燾要南下火氣大得很哩！你們考慮考慮吧！大家要團結，不要紅軍打紅軍嘛！”
這一說，李特再也不敢輕舉妄動。毛澤東又語重心長地說：“我相信，不出一年你們一定會北上的。你們南下，我們歡送。我們前面走，給你們開路，歡迎你們後面來。”
宋任窮清楚地記得毛澤東最後一句話接連講了三遍。李特眼看威脅右路軍南下無望，便說：根據張國燾同志的命令，紅軍學校的學員要南下。毛澤東顧全大局，同意讓四方面軍的學員回去。這時，毛澤東讓宋任窮和韋國清集合特科團全體同志，他要對學員們講話。毛澤東把前面講的話對着大家又講了一遍，最後又反覆強調說：“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們將來一定要北上的。現在回去不要緊，將來還要回來的。你們現在回去，我們歡送；將來回來，我們歡迎。”
宋任窮目睹這驚心動魄的一幕，深爲毛澤東高瞻遠矚的宏大氣魄所鼓舞。他和特科團剩下的幾十個幹部緊隨毛澤東克服千難萬險，一直走到了延安。
二、痛失軍長劉志丹
人稱陝北有四美：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清澗的石板，瓦窯堡的炭。巧而有趣的是1935年底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由陝北紅軍組成的紅二十八軍，竟在地理上把出“四美”的地方全佔了：中央這個決定是在瓦窯堡作出的，紅二十八軍下轄三個團，綏德、吳堡戰鬥團編爲一團，米脂西遊擊師編爲二團，清澗紅四團爲三團。共1200餘人。軍長劉志丹，政治委員宋任窮。
宋任窮比劉志丹小二歲，彼此推心置腹，相處融洽。劉志丹在陝北名氣很大，威望很高，老百姓在“信天游”裏唱：正月裏來是新年，陝北出了個劉志丹……二月裏來刮春風，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前夕，陝北紅軍受“左”傾錯誤路線影響，發生了錯誤的肅反。劉志丹、習仲勳等人都被打成“右派”抓了起來，許多人被殺。毛澤東一到陝北，聽說劉志丹等人被關押的情況，立刻派人送信，“刀下留人”，解救了劉志丹。劉志丹平反後便和宋任窮在一起工作。劉志丹光明磊落，胸懷坦蕩。他被捕是自己走到保衛局去的。當時，保衛局通知他從前線回瓦窯堡。經過安塞縣時，恰巧碰到保衛局送信的通信員。通信員見到副軍長團長劉志丹，就把這個急件交給了他。劉志彤拆開一看，原來是要逮捕他的密信。便不露聲色，讓通信員把信送到前方軍團部，自己毅然策馬奔赴瓦窯堡，過家門而不入，徑直走進保衛局，就這樣被抓了起來。這些情況，是劉志彤和宋任窮一起工作時講述的。宋任窮非常敬佩劉志彤的無私和坦然。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繼侵佔我國東三省和熱河之後，又策動華北事變，圖謀吞併整個中國。1936年2月中旬，紅軍主力改編爲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揮戈東征，抵禦日寇的侵略。宋任窮、劉志彤率領紅二十八軍，東渡黃河，開赴抗日前線。黃河岸邊三月底的夜晚，浪高風黑，怒吼的濤聲裏不時傳來沙岸崩塌的沉悶聲響。臨出發前劉志彤平端一隻粗瓷海碗，滿斟烈酒，敬給船工鼓勵他們不畏艱險，幫助紅軍快速衝過河去。在一片風聲、浪聲、槍炮聲中，紅二十八軍一舉突破閻錫山的河東防線，殲敵兩個營，佔領羅峪口。
此後，紅二十八軍先北後南，接連打敗六股來犯之敵，於1936年4月13日到達山西中陽縣西部渡口三交鎮。該鎮南北環山，西面臨水，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爲打好這一仗，劉志彤親自勘察地形，研究作戰方案。接到中央命令攻打三交鎮電報的當天，劉志丹把團以上幹部如集到一起向大家傳達，說：“越向南走，離中央總部越近，一定要打好三交鎮這一仗，打通山西前線和陝甘蘇區的聯繫。”
4月14日拂曉，圍攻三交鎮戰鬥打響。戰鬥至中午，攻擊不大順利。劉志丹決定親自到北山前沿陣地指揮。宋任窮留在軍指揮部掌握全面情況。不料劉志彤剛到前沿，便被一顆子彈擊中左胸。他斷斷續續說完“告訴政委，請他帶部隊……堅決把三交鎮攻下來”這句話。幾位同志肥劉志丹擡到軍指揮部，宋任窮跪下來摸着他已經摸不到的脈搏，看着這位年僅三十三歲的優秀共產黨人，陝北人民的領袖溘然長逝。
宋任窮把軍大衣輕輕蓋在劉志丹身上，扶着擔架一步步送下陣地。他向黨中央電告噩耗，並趕緊籌劃船隻，製作上好棺木裝殮劉志丹的遺體，運往黨中央所在地瓦窯堡。臨行前，在場的數十人扶棺揮淚，天地動容。
部隊到康城鎮後，宋任窮立即向毛澤東彙報了劉志丹犧牲的經過。紅二十八軍傷亡近半，原曾準備撤銷。但部隊羣情悲憤，士氣高昂，總政治部專門考察後改變決定，保留建制，補充兵員，宋任窮被任命爲軍長，接替劉志丹，蔡樹藩爲政委。三、宋任窮當三機部部長搞原子彈
1956年4月，宋任窮在一次會後遇見周恩來總理。周恩來說要從軍隊裏調個中央委員出來加強地質戰線，你考慮考慮。宋任窮考慮了兩天，毛遂自薦，對周恩來來說就把我調出來吧。周說你能出來嗎？當時宋任窮還在總幹部部任副部長，剛授銜不久穿着一身制服也不習慣。他說總幹部部有人，周恩來說那好，我請示主席。沒過幾天，周告訴宋任窮：主席有新的考慮，要成立原子能委員會。
周恩來1956年7月向中央提出《關於原子能建設問題》的報告，建議成立“原子能事業部”。這個意見毛澤東主席同意，11月正式提交一屆人大常委會議通過，決定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當時，一機部搞民用，部長段君毅；二機部搞軍工，部長趙爾陸；三機部搞原子彈，部長便是宋任窮。1958年2月，三機部改爲第二機械工業部。初創時，主要抓隊伍組建，地質找礦，科研基地建設。
1957年9月，由聶榮臻任團長，陳賡、宋任窮任副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赴莫斯科談判，商談的初步結果，赫魯曉夫有困難，想請毛澤東去蘇聯，由宋任窮回國向主席彙報。宋任窮走下飛機的那天正是國慶節，毛澤東立即把他叫到釣魚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等在12號樓聽了宋任窮的彙報，毛澤東很滿意，之後宋任窮又返回代表團，在莫斯科簽定了1957年10月15日兩國政府協定，簡稱爲國防部技術協定。
1958年，大躍進風起，搞原子能的也頭腦發熱，提出“全民辦鈾礦”、“大家辦原子能科學”的口號。隨後搞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熱情很大的一些人提出要對蘇聯提供的設計和設備進行改造革新。宋任窮的意見和這種意見發生了分歧，他說“反應堆、擴散機這些東西，我們自己還沒弄明白，沒有掌握好，怎麼能隨便改呢？爭論得很激烈。他就給毛主席寫信，要求當面向主席彙報。兩天後在中南海游泳池見到毛澤東，毛說：“你們的意見是對的。這個原子堆、鈾235工廠，你們還沒有掌握好，怎麼就動手改呢？只有首先掌握好了，然後才能去改。”毛還形象地說：“比如，寫字，先得學寫正楷，再學寫行書，然後再練草書。小孩子連走路都不會，就想跑；怎麼行？不是要跌跤嗎？”
宋任窮把毛澤東的意見一傳達，爭論的問題也就統一了。
1960年冬天，周恩來帶領一些部長在廣州學習政治經濟學。學習結束後，毛澤東約見宋任窮等幾位部長，康生也去了。康生見到宋任窮就談起了原子彈什麼時候能爆炸的問題。宋任窮說：“蘇聯原來答應給我們的原子彈樣品和資料現在不給了，部黨組經過再三研究，即使盡到最大努力，爆炸時間也得推遲到1964年。”康生擺出一副“最革命”的架勢，說：“1964年爆炸遲了，還是應該1962年爆炸。”毛澤東在一旁聽着沒吭聲，康生就得意了，放高了聲音滔滔不絕地說：“原子彈提前爆炸一天，就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早一天有利。還是應該1962年爆炸，這對我們國家，對外交，對世界革命人民都有好處。”這時毛澤東看了看康生，說：“康生，你去當二機部部長吧！”康生一聽勢頭不對，便再也不吭聲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戈壁灘上空滕起的蘑菇雲振奮了海內外炎黃子孫的心。從此世界格局發生轉變，一代開國元勳們終於露出會心微笑。那時宋任窮已調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二機部副部長劉偉打電話告訴他下午三點鐘爆炸，宋任窮就一直等着聽廣播，等到晚上新聞聯播仍沒有報道。事後他才知道，原來是毛主席不讓忙着發消息，毛主席一再要求覈實是不是真的核爆炸，並要求注意外國的反應，等完全證實後再正式公佈。這一聲爆炸，對於中華民族確實是太重要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