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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氣勢宏大的經濟規劃看，國大黨聯合政府“均貧富”的良苦用心昭然若揭，足見剛剛過去的大選對新政府經濟政策的衝擊是多麼強大
第14屆印度大選硝煙雖已遠去，新政府也已宣誓就職。然而，這場大選帶給印度乃至世界其他國家執政者的震撼卻是長遠的。
有人將這次印度大選稱之爲城市人與鄉村人間的對決。號稱“富人黨”的印人黨競選失利，而標榜“親窮人、親農民”的國大黨則意外勝出。
實際上，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大黨也好，印人黨抑或是其他黨派也好，它們跌落政權寶座均延續這樣一個流程：銳意改革導致發展失衡，發展失衡帶來經濟差異，經濟差異培育“不患貧患不均”的民怨，而“患不均”的民怨一旦遭遇政治煽情，就能最終葬送執政者的政權寶座;且經濟差異越大，執政者跌落得越慘。
印度人“不患貧患不均”
印人黨大選失利與日益明顯的“經濟差異”不無關係。南北差距達到6∶1，城鄉差距高達60∶1;改革最大的獲益羣體爲僅佔人口2%左右的接受高等教育者，而佔總人口65%的農民則整體上被改革完全忽略，印人黨執政的5年間，因絕望而自殺的農民多達8000人。
經濟差異變成了一道阻斷印人黨繼續執政的“鴻溝”。競選期間，印人黨執政聯盟高擎“改革政績”大旗，唱響“好心情”、“好日子”，這在很大程度上反而引起了改革的旁觀者、犧牲者、被拋棄者“不患貧患不均”的義憤。
從地方政權來看，最爲典型的例證就是泰盧固之鄉黨在地方選舉中的出局。世界銀行曾一度將泰盧固之鄉黨的改革評定爲經濟改革之典範。然而，據不完全統計，僅5%的安德拉邦民衆認爲信息技術給他們帶來了實際利益，而表示對普通人沒有任何好處的則佔到81%;39%的選民認爲經濟改革只是讓首府海德拉巴市得益，其他城市和農村的利益均被忽略。
同樣，享受着“不患貧患不均”民意支撐的還有反對改革的左派力量。此次大選中，它們幾乎席捲了其政治大本營所在地西孟加拉邦、克拉拉邦和特里普拉邦的所有人民院議席，取得了有史以來最爲輝煌的政治勝利。
最大贏家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在西孟加拉邦更是連續執政長達26年，從未受到“反當權者心態”的困擾，相反，其政治根基日益鞏固。其制勝法寶之一就是杜絕“經濟差異”的滋生土壤(如大量補貼虧損國企、實行土地改革等)。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西孟加拉邦也是印經濟發展最緩慢的邦，然而，西孟人似乎寧願普遍受窮，也不願因引入國大黨、印人黨的改革計劃而遭受“經濟差異”的折磨。
新政府推出富民政策
從國大黨聯合政府5月27日出臺的“最低共同規劃”可以看出，國大黨聯合政府已將妥善應對經濟差異視爲本屆政府的當務之急。這套旨在富民的政策規劃總共26項，有19項涉及民生問題。
爲既能實現大國宿願，又能鞏固執政根基，國大黨聯合政府不得不推行統籌兼顧、穩中求快、快中求全的經濟發展模式：既要強調市場經濟的競爭性與公平性，又須展現經濟發展的“平民化、人性化”;既要設法加快經濟發展速度，又須照顧到貧弱階層利益。
具體而言，在農業發展方面：農業、農村發展至上;重振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投入;加大農村公共投入，激活農村信用社、合作社;擴大農業信貸發放，保證執政前3年發放額度增加3倍;重視糧食安全;加大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走多種經營之路;等等。
在擴大就業方面：頒佈《全國就業保障法》，保證城鄉中下層家庭每年至少有一名勞力在政府項目中至少工作100天;建立務工人員最低工資保障;啓動“勞動換食品”工程;加大對小型企業、個體經濟技術、市場和信貸支持與引導;等等。
在基礎建設方面：加大“三網”(路、水、電)建設與改造，盡力緩解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加快德里、孟買、馬德拉斯和加爾各答“黃金四角”的鐵路網聯接和全國公路網延伸，繼續改造、升級現有鐵路運輸系統;加大鄉村交通運輸網絡的修建與完善;等等。
在社會福利方面：擴大公共醫療衛生投入，至少使其佔國內生產總值2%-3%，重點發展基層醫療保健網絡;引入貧窮家庭醫療保險計劃;增加傳染性疾病控制計劃的公共投入，尤其是加大防控艾滋病的力度;中低收入階層的所得稅率維持不變，但要加大對高收入羣體的徵稅力度;保護非正式勞工的福利與權利;擴大對貧困落後地區“自助小組”的小額貸款發放範圍;消除童工;改善城市棚戶區的居住條件，逐步消除城市貧民窟;保障農民工最低工資。
在縮小地區差異方面：成立落後邦援助基金;增加落後邦人均撥款份額;加快東部和東北區地區的工業化進程;酌情消減落後邦政府債務，使其加大對公共領域的財政投入;中央政府加大對落後邦的財政支持。
在教育發展方面：逐步提高教育經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至少達到6%，其中一半經費用於發展中小學教育;提高婦女識字率。
在私有化進程、吸引外來資本和發展資本密集產業及高新技術產業方面，也都推出了一系列措施。
爲保證上述各項計劃得以順利推進，國大黨政府誓言必須實現年均7%-8%的GDP增長率。
“均貧富”任重道遠
從上述頗具“人性化”色彩的經濟規劃來看，國大黨聯合政府“均貧富”的良苦用心昭然若揭，這也足見剛剛過去的那場大選對新政府經濟政策的衝擊是多麼強大。
然而，制訂如此面面俱到的宏偉計劃是一回事，真正一一予以落實又是另一回事。其中，資金投入力度之大將是非常罕見的，甚至超出中央政府的財力。本來，上屆政府就已留下了384億美元的財政赤字，接近了世界銀行發出的安全警戒線，即佔GDP的6%;而國大黨新政府又發出狠話，5年內徹底消滅赤字。因此，如何保證各項資金及時足量到位，系新政府面臨的一大嚴峻挑戰。
此外，國大黨聯合政府還面臨一個嚴峻考驗，那就是結構性缺陷的挑戰。由於左派拒絕入閣，國大黨聯合政府實質上爲懸掛政府，即執政聯盟在人民院所擁議席未能過半(尚有50多席缺口)。新政府的穩定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印政壇第三大勢力──左派黨團(擁63席)的外圍支持。最大的左翼政黨印度共產黨(馬)領導人索姆納特·查特吉出任了印度議會人民院(下院)議長。而視國大黨爲其最強勁政治對手的左派在經濟政策方面與以國大黨爲首的執政聯盟分野相當明顯。左派過去還曾痛斥曼莫漢·辛格爲“資本主義市場的走狗”。雖然目前雙方均主張推進“人性化、公平化”改革，左派也基本同意“最低共同規劃”，但雙方在諸多領域(如國企改造、開放外資、財政補貼、農村土改、稅收改革、公共分配製度改革等)的分歧與爭議不可能一夜消失，主張市場經濟的辛格與認定“改革就是一場剝奪”的左派存在明顯的認知差異，雙方間的“磨合”絕非一帆風順。
5年任期轉眼即逝，倘若國大黨的“均貧富”政策由於計劃過於宏大、掣肘因素過於強大而流於形式，甚至中途夭折，新一屆大選之後品嚐失利苦果的將會是國大黨及其執政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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