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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天又是“7·7”，一個讓中華民族陷於深重苦難、讓中國人民蒙受奇恥大辱的日子。記者對多年來一直從事戰爭反思的部分中日民間人士進行了時空連線採訪，這些長年奔波、嘔心瀝血地揭露當年日本侵華戰爭歷史，爲中國受害者及其後代討還尊嚴和正義的當代英雄們，一遍又一遍把歷史刻進人們記憶的目的，並不是煽動民族主義情緒，而是真誠地希望中日這兩個地理上“一衣帶水”的近鄰能夠“以史爲鑑，面向未來”。
東京連線對象——鹽谷保芳
原侵華日軍59師團士兵，曾經殺害了10多箇中國人，自1985年至今，19次來華，爲其當年帶給中國人民的戰爭災難謝罪。
往事依稀渾若夢
我是在1945年從中國撤退到朝鮮時被蘇聯紅軍俘虜的。在隨後被抓到西伯利亞做苦工時，嚐到了被奴役的滋味，漸漸意識到我參加的那場戰爭是罪惡的，故意強加在別人身上的苦痛是罪惡的。
1948年，我在飽受奴役之苦後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國。但是，國內破敗的景象讓我流下了更加悲傷的眼淚。當初，我們聽從國家召喚，遠離家鄉去打仗，本以爲用自己作出的犧牲，能換得國家的繁榮，家人的幸福，卻沒想到會是這樣一種結果，戰爭對中國人和我們自己都是如此大的傷害。就是從那時開始，我經常在夜裏做惡夢，夢裏都是喊殺震天的中國戰場。這種惡夢一直纏繞了我幾十年。我想擺脫惡夢，想讓自己的心得到安寧，我覺得光是認清了自己的罪行還不夠，應該到中國去，向中國人懺悔，爲自己犯下罪行的地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洗去自己的罪孽。1985年，我組織了60多名原日軍59師團的侵華老兵來中國謝罪，至今我來中國謝罪已堅持了19年，來了19次。只要我不死，就還會來中國謝罪。
我是從戰場上走過來的人，所以對生命更加珍惜。在悼念陣亡的戰友時，我常常想到了因爲我們的侵略而死去的中國人。那場戰爭是當時的日本政府強加給日本國民的，我們應該說清那段歷史，對子孫有個交代，有良知的侵華日軍老兵應該到中國去懺悔謝罪。
我們日本人只有從心理上對戰爭罪行進行反省，纔有助於中日兩國的友好。對於年輕一代，最重要的是把歷史真相告訴他們，這樣才能讓他們知道今天和明天應該怎麼做。我不想讓我的孩子們再走和我一樣的道路。
那場戰爭不僅是中國人民的災難，同時也是日本人民的災難，我們不能忘記那段歷史。
我今年已83歲了。把日軍侵華的歷史真相告訴日本年輕人，這是我活下去的最大意義！
北戴河連線對象———方軍
暢銷書《我認識的鬼子兵》的作者。1973年參軍，退伍後於1991年赴日本留學。1997年3月回國，曾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工作，現仍在從事抗戰題材的紀實文學採訪、創作工作。
民間的反思
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已過去半個多世紀，日本民間究竟是怎麼看待它的？
我在日本留學6年，與日本普通百姓有過頻繁的交往。從我接觸和了解的那些當年參與侵華戰爭的日本老兵的情況來看，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對侵略歷史有深刻的反思，認爲那場戰爭是侵華戰爭，侵華戰爭從害人開始，以害己告終，對他們來說那是個罪惡的時代；但也有少數人否認其侵略性質，聲稱“日本軍隊在南京沒殺那麼多人”，甚至胡說什麼“中國人不抵抗，日本軍隊就不會殺人”等。
中國人討厭某些日本人，主要原因在於日本右翼勢力不能正視侵略歷史，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我認爲正是日本右翼勢力的錯誤舉動破壞了日本國民在中國人眼中的形象。
讓在那場戰爭中經受過苦難和屈辱的人說出在戰爭中親身經歷的真實情況，這對中日兩國的青少年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去年我再次去日本時，在大阪，89歲的原侵華日軍老兵本多立太郎親手交給我一份厚厚的認罪書，上面一筆一劃地寫着當年他在南京是怎麼殺害中國戰俘的。他說：我在日本做了677場報告，聽衆有8萬人次。我堅決認爲日本應該給中國謝罪！日本國民和中國國民不要戰爭，要永遠友好！
中日兩國人民都希望世代友好下去，但是我們不能不提過去的歷史，尤其要正視過去的歷史。只有對歷史事件進行徹底的清算，中日友好才能鞏固和發展。
哈爾濱連線對象———王選
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的後代，1995年開始進行侵華日軍對中國實施細菌戰的調查取證工作,1997年成立“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索賠訴訟原告團”,並被推舉爲團長,多次到日本，代表中國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侵華日軍細菌戰索賠訴訟，目前正在日本進行索賠訴訟活動，所著《我和日本人打官司》一書即將出版。
爲細菌戰亡靈討公道
我剛從日本趕回來，要去日本“731”細菌部隊遺址協助美國記者做些調查。不久我還要去東京參加侵華日軍細菌戰索賠訴訟二審第6次開庭。
從1995年開始對侵華日軍細菌戰的調查取證,到今天的索賠訴訟案的二審開庭,我爲此付出了9年時光。可以說我自己又經歷了一次抗戰,我覺得這樣做很值。
我在東京法庭起訴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承認細菌戰歷史事實,承擔戰爭犯罪責任,向中國細菌戰受害者謝罪賠償的行動,引起了國內外輿論的廣泛關注。日本、美國、英國等國有許多人揭露、譴責日軍發動細菌戰的戰爭罪行。
我起訴日本政府,是在對歷史和戰爭受害者盡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應盡的責任與義務。我也是細菌戰受害者的家屬,但我並不憎恨日本人民,我們對日本政府的起訴不是攻擊性的,而是希望讓世界上更多的人瞭解這一被長期隱藏的歷史的真實,讓更多的人聽到那些細菌戰受害者的聲音。
這場訴訟其實是對中日之間一個歷史問題的澄清。對於日本來說,是否承認歷史、承擔歷史責任,體現了日本政府對其民族歷史和政治走向的選擇；而作爲中國人,調查和控訴細菌戰罪行,爲自己民族歷史上那段慘絕人寰的歷史伸張正義,這是義不容辭的對歷史事實的尊重,也將警示熱愛和平的全世界人民珍惜和平。
成都連線對象———樊建川
插過隊、當過兵、教過書、從過政、經過商、寫過書、搞過收藏……其經歷充滿了傳奇色彩,著有《一個人的抗戰》一書,目前正在成都籌建中國抗戰博物館。
爲了和平收藏戰爭
從1993年辭去四川省宜賓市副市長下海經商開始,我就開始了抗戰文物的收藏。
我曾經是一個有着11年兵齡的軍人。我自小對收藏就有興趣,軍人出身的背景使我對戰爭題材的收藏內容尤其感興趣,我選擇了抗戰文物作爲收藏對象。10年來,我不惜傾我所有,從全國各地蒐集了1萬多件抗戰文物。
最近我又自籌資金,開始在成都近郊大邑縣安仁鎮建造中國抗戰博物館，我想把它做成中國最大的民間抗戰博物館。
我在從事抗戰文物收藏的時候,每每會被這些文物背後的故事所刺激。可以說,這些抗戰文物是那段歷史的實證,它可以讓人們想起中國軍人不屈不撓與日本侵略者鬥爭的無畏精神。我想,在收藏這些抗戰文物的同時,應該建造一個專門的博物館,讓我們及我們的後代永遠銘記、緬懷在抗日戰爭期間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的廣大愛國將士。
爲了充實抗戰文物的收藏，我2002年專門去日本，從日本侵華老兵手裏收集了許多抗戰文物。給我的印象是，當年參與過侵華戰爭的日本老兵對那段歷史大多持承認態度，但由於日本右翼勢力的干擾和欺騙，日本年輕一代中很多人對那段歷史無知甚至誤解。
一個不懂得自省、不敢直面歷史的民族,在國際社會中也永遠不會充任一個負責任的角色。我收藏抗戰文物、修建抗戰博物館,歸根到底,是希望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包括日本人民)能夠從中汲取歷史教訓。正如呂正操老將軍給我所著《一個人的抗戰》一書題詞所言：爲了和平，收藏戰爭；銘記國恥，振興中華！
北京連線對象———宗穎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二編室副主任、副編審，“中國民間抗戰現在時”叢書的策劃者和責任編輯。
正視歷史增進友好
“中國民間抗戰現在時”叢書已經出版了三本，前兩本《我認識的鬼子兵》、《一個人的抗戰》出版後在全國和海外產生很大的影響，第三本《鬼子還會再來嗎？》也於“七七事變”爆發67週年紀念日前夕出版了。
作爲這套叢書的策劃和責任編輯，近年來，我堅持在每年的抗戰紀念日出版優秀的、具有原創性的抗日題材紀實作品，爲了什麼？因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投降至今已半個多世紀，一部分日本人仍不能直面歷史。日本右翼分子還在散佈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謊言，這場對中國人民造成巨大創痛的戰爭罪責還沒有得到徹底地清算。處在和平時期的中國人有必要正視戰爭，不忘國恥。這些反思戰爭的紀實文學作品形成了一種民間的力量，有助於進一步增強民族凝聚力。
《我認識的鬼子兵》、《一個人的抗戰》還成爲僅有的在日本出版的兩本揭露日本侵華暴行的書籍。我參加了在東京舉行的日文版出版活動。一些日本讀者包括侵華老兵，對這兩本“從人證到物證”真實、客觀記錄日本侵華罪行的圖書，十分服氣和認同。甚至有十幾個侵華老兵，還從四面八方的城市趕到東京參加了出版座談會，在會上懺悔自己的侵華罪行。在與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先生會面時，他對我說：“書很好，近來日本青年人對日中歷史問題的認識比較偏頗，存在問題，這本書能在日本出版，對日本社會、日本青年瞭解歷史、增進兩國的友好有積極的意義”。
編輯抗戰圖書，經歷了很多很多事情，而且受到很多很多感動，也認識了很多很多的“抗戰人”。
我們大家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告訴世人：正確對待歷史是推動中日友好和維護亞洲和平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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