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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學生們的假期到了，天氣也開始炎熱了，而另一種叫做登山的熱潮也開始持續升溫。北大、清華、復旦的學生登山隊紛紛出行，國家登山隊則開始了攀登歐洲最高峯的行程。
登山是勇敢者的遊戲。這是許多人從電影和媒體語言中得到的第一印象。但通過記者的大量採訪，我們還得到這樣一個第二印象———登山是一項專業性、技術性、系統性極強的運動，違背其規律所付出的的代價常常是人的生命。
我們尊重每一位登山愛好者的選擇，但面對愈演愈烈的登山熱潮和炒作得有些失衡的商業登山，我們想通過兩期關於登山的專題，讓大家對登山運動有更深入的瞭解。當面對“因爲山在那裏”的誘惑時，能設身處地地明白“我在哪裏”。對嚮往登頂的人來說，當你做出選擇時，你必須明白，你所面對的不僅僅是場遊戲，你所追求的不僅僅是“刺激”，你所付出的也不應當是生命。那些雲霧繚繞的山峯有神祕浪漫的一面，還有着冰冷艱險的另一面。
“是誰日夜遙望着藍天，
是誰渴望永久的夢幻，
難道說還有讚美的歌，
還是那彷彿不能改變的莊嚴。
哦，我看見一座座山，
一座座山川。
一座座山川相連……”
大學生登山並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但在中國，困擾大學生登山活動的焦點和問題卻要遠遠多於其他國家，尤其是最近幾年，在中國發生了幾起大學生山難事件，大學生登山一時成爲敏感話題。然而，在公衆普遍持有“大學生登山是一種缺乏理性的冒險，是對家庭和社會不負責任的自私行爲”這樣觀點的時候，在主管部門不支持甚至限制發展大學生有組織性的開展登山活動的時候，作爲當事人的大學生登山愛好者，他們的經歷、想法和意見又是怎樣呢？
“登山訓練充滿單調和辛苦”
一說到登山，記者面前這位外表靦腆的清華大學前任登山隊隊長溫世強，竟一口氣談了兩個小時。話題就從7年前，溫世強剛剛走進大學校門即報名參加清華登山隊開始。
“報名的人真是多啊，好幾百人吧，那個時候我根本不太瞭解登山，和大多數人的想法一樣，我只是覺得好奇、好玩。”
溫世強所說的登山隊報名火爆並非近一兩年的特有現象，記者從校方瞭解到的情況是，作爲清華大學重要的學生社團，山野協會每年都是大熱門，高峯年份報名的人數都在500人以上，這種情形在北京大學更加突出。不過，在報名半年之後，絕大多數學生都會因各種原因退出登山隊的新人選拔過程。
“體能是第一關，加入登山隊新人選拔後就開始每週3次，每次4000米～6000米的體能訓練，很多人在訓練幾次之後就逐漸退出。半個學期後，體能訓練標準提高到6000米～8000米，除了辛苦之外，很多人因爲枯燥而放棄。因此，能留下的將是極少數身體和意志都合乎要求的學生。到了第二學期，登山技術、登山器械使用、力量強化等訓練項目已大量列入訓練日程，體能的標準則提高到每次1.2萬米，並開始負重拉練和模擬登山訓練，那年最後順利通過考驗，獲准加入登山隊的只有包括我在內的3個同學。”溫世強特別告訴記者，所有這些訓練標準的制訂都是根據中國登協的專業隊員訓練標準，並接受來自中國登協的指導。
第一年的訓練讓溫世強原先對登山的美妙幻想完全破滅，“一年的訓練下來，我才逐漸明白登山是怎麼一回事，它決不如人們想像中的逍遙、灑脫，而是充滿單調和辛苦。另外我也認識到，登山隊的選拔不僅僅是對身體的檢測，還要考驗一個人的意志品德。”
1998年夏天，即將升入大學二年級的溫世強被清華登山隊批准參加當年的登山活動———攀登海拔7543米的珠穆朗瑪北峯章子峯，“以往總覺得雪山離自己很遠，以爲那是專業人士才能攀登的，這時我才感到，原來雪山並不是那樣遙不可及。”
“沒有英雄，只有成功的團隊”
然而，溫世強的登山計劃卻受到了家長的極力反對。由於大學生登山活動必須具有家長的書面同意，因此一旦家長反對，任何隊員都必須放棄攀登計劃。溫世強介紹說：“每年都會有一小部分隊員無法通過家長這一關。由於北大山難事故，最近兩年，清華大學反對學生登山的家長越來越多，絕大多數情況下，家長很難改變主意，我還算好，經過一年的漫長說服後父母都同意了。”溫世強說自己向父母客觀地介紹了登山情況，以儘量減少父母對安全的擔憂，而最重要的是表明了自己想做什麼、能做什麼，“一年的訓練下來，我已經對登山有了理性的認識，我提出登山的要求是認真考慮的結果而不是一時衝動。此外，我希望父母支持我去實現自己的理想，這種體驗將使我受用一生。”
對於“大學生登山是一種無爲的冒險，是對家庭和社會的不負責任”的說法，溫世強認爲這是社會對大學生登山的片面臆測，“大學生登山首先不是無爲的冒險，我們所有的登山計劃都必須經過中國登協和學校的共同認定，最終被批准可以攀登的山峯都會符合我們的攀登能力。其次，登山活動將大大考驗大學生的責任心，登山隊員們會比任何時候都認識到個人的職責和團隊協作的重要。”
“登山活動中，每個人都是隊伍的一分子，都要承擔某個責任，比如探路、比如運送給養，這本身就是對大學生責任心的一次考驗和鍛鍊。”
溫世強回憶起1999年第一次登山的經歷：“那次計劃攀登的是念青唐古拉主峯，我雖然是第一次參加活動，但也責無旁貸地爲隊裏承擔起一定的工作。那時我負責打前站，帶着7000多元錢到西寧爲隊裏訂前往念青的車票，還有貨車。當時隊裏15個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任務，完成不了就有可能造成攀登計劃的改變甚至取消。試想一下，當你的心裏裝着的是全隊的希望和囑託時，你能不把責任心放在第一位嗎？
“當我們登頂成功返回學校的時候，有些同學可能會對我們格外崇拜，把最終登頂的隊員稱爲英雄。其實，我們心裏都知道，沒有英雄，或者說沒有哪一個人是英雄。這是一個集體行爲，也許只有三五個隊員真正登頂，但其他隊員並不會就此遺憾，因爲，一個在大本營爲我們燒飯的女隊員或許正是我們登頂成功至關重要的角色。
“很多人問我登頂的感覺。其實沒有什麼，那個時候我往往最先想到的是爲了我們幾個隊員能最終登頂，很多隊員會甘願把更多的體力花費在探路、運送給養上，登頂是整個團隊的榮譽。同時你也能感到自己肩上的責任，登頂不僅是自己的事了，你肩負着全隊的希望，是那些不能登頂的隊員的希望。如果一個人能具備這種團隊協作精神，你覺得他還會是一個對社會、對家庭不願或不能承擔責任的人嗎？”
“有些商業贊助其實是圈套”
“1999年是我第一次登山，而那一次也正是清華登山隊最有教育意義的一次經歷。”
從1994年到1998年，清華登山隊連續5年順利實現當年預定山峯的登頂。但在1999年的念青唐古拉山主峯，清華隊員們卻遇到了麻煩。“由於前期資料準備得不夠充分，隊中老隊員缺乏應有的威懾力，攀登過程中又過分依賴嚮導，導致那年攀登念青唐古拉山主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按照檔案資料選定的登山線路，由於現實情況的巨大改變已經無法實行，而臨時勘定的一條線路由於難度太大也被否決。當時全隊留守在大本營，眼睜睜地看着一個個好天氣過去卻不能行動，全隊的士氣很快下降，最終引發一些隊員的埋怨、不滿，而此時由於隊中有經驗的老隊員不多，也沒有充分想到過預備方案，結果這次登山行動以失敗告終。
“通過這次教訓，清華登山隊認識到隊裏必須保證一定數量和質量的老隊員，從2000年開始，中國登協也對高校登山隊做出了老隊員必須佔到1／3以上的規定，我們實際上是提前摸索出了這個經驗。”
在2002年北大山難之前，高校登山隊已經出現攀登目標越來越高的現象，這一方面與自信心的膨脹有關，另一個重要原因則來自商業贊助。
“作爲一個學生社團組織，清華登山隊的資金來源完全靠自籌，在建隊的初期，拉贊助是非常重要卻也非常難辦的一件事。有些公司或企業願意贊助，但卻要求在某某高度爲他們照一張相片，這實際上是給登山隊下了套子，無論客觀條件是否允許，登山隊都要向那個高度衝擊。可能是秉承了嚴謹的校風，清華登山隊從一開始就拒絕接受這樣的贊助，但在最初的階段，拉贊助確實要耗費登山隊不少的精力。後來我們發現採用校友贊助的方法比較好，一是沒有商業贊助的苛刻要求，二是贊助來源比較穩定，我們現在每年10萬元左右的經費基本都能順利到位，而作爲隊員個人來說，也不需要承擔經濟壓力。”
溫世強說，贊助是高校登山隊普遍面臨的問題，因爲登山的高昂花費個人很難承受，不過，並不是所有的高校登山隊都能像清華這樣獲得校友持續而穩定的支持。
“管理比封殺更有利於安全”
“年輕的時候，去登座真正的山！”這是溫世強剛進清華登山隊時，一名老隊員告訴他的，登山原本就是屬於年輕人的。在我們的近鄰日本、韓國，大學不僅鼓勵學生利用假期登山，更有專人負責後勤保障及聯繫專業教練。在歐美，大學生登山也是十分普及的運動。
但在中國，大學生登山還有一定複雜性。
由於在中國發生大學生山難是極爲嚴重的事件，溫世強這些登山隊員最害怕的就是一旦發生山難，所有的高校登山隊都被一棒子打死，“從人爲的角度說，大學生登山出事的可能性已經被限制到最小，從隊員選拔到訓練，還有對隊員意志品德的考察，以及登山的裝備、新老隊員的搭配等，現在，登協又規定了高校登山隊必須要接受登協派出的專業嚮導的指導，大學生登山的危險性實際上已經很低。不過，一旦出現像2002年北大山難那樣的事情，高校登山隊仍然有被停辦的可能。”
雖然沒有到停辦高校登山隊的地步，但在中國，幾次山難之後，大學裏已經基本停止批准設立新的登山社團。目前，已經成立學生登山組織的高校只有北大、清華、地質大學、北京理工、廈門大學等幾所高校，但實際上，有登山慾望的大學生又豈是僅限於這幾所高校中。記者曾實地採訪過四川的四姑娘山，在最容易攀登的大姑娘山峯，隨處可見自發來這裏登山的四川、重慶等地的大學生，也有不少大學生也對難度較大的二姑娘山峯、三姑娘山峯躍躍欲試。溫世強通過自己的感受告訴記者，登山是符合年輕人的需求和興趣的，同時對年輕人的成長有積極的影響作用。然而，高校普遍缺乏像北大、清華這樣有嚴密組織性的登山團體，而想要登山的學生不會因爲學校沒有組織就不去登，這實際上是放任了絕大多數學生處在盲目的自發狀態，“我們和其他高校有登山愛好的學生也時常有聯繫，其實，很多學生是希望教育主管部門能重新考慮適當放開高校登山社團、登山隊的審批工作的，因爲這種正規的學生團體本身就是對學生的保護。”
在結束採訪時，溫世強告訴記者：“嚴格有序的管理，比封殺更利於保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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