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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名記者，曾寫下了《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爲了周總理的囑託》等新聞名篇。他是一個社長，他把新華社引領爲世界級的通訊大社。他勿忘人民，把黨的意志和人民的呼聲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雖然他已經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但他的名字已成爲20世紀中國新聞史上的一個象徵。
他就是人民記者——穆青。
穆青1921年出生在安徽蚌埠一個書香門第的家庭中，從小跟隨祖父習文練武。十歲那年，由於祖父去世，舉家遷回河南杞縣老家。穆青的中學時代是在杞縣大同中學度過的。大同中學由留德博士王毅齋先生創辦，吸引了許多追求進步的青年，當年中共地下黨組織以大同中學爲活動基地，積極領導抗日救亡運動。身處在這種強烈的愛國主義氛圍中，穆青接受着革命理想的啓蒙和薰陶。1937年，抗戰爆發，16歲的穆青毅然投奔了八路軍。
採訪穆鏡涵
在山西臨汾，穆青參加了八路軍學兵隊，後來被分配到賀龍任師長的120師政治部工作。1940年，組織上安排穆青到延安魯藝文學系學習，那時穆青的心中有一個夢，就是當作家。
畢業後，由於一篇實習寫作的小通訊，穆青被延安《解放日報》相中，從此開始了他長達60年的記者生涯。
進入《解放日報》的第二天，穆青就和另外一位年輕記者張鐵夫一起去採訪模範工人趙佔魁，趙佔魁是當時邊區軍工廠的一名鑄造工人。
採訪陳二厚
兩個人索性留下來與趙佔魁同吃同住同勞動，並打來洗腳水爲趙佔魁洗腳。
伴隨《趙佔魁同志》、《人們談說着趙佔魁》等一系列報道，趙佔魁的名字傳遍了整個邊區和敵後抗日根據地，成爲鼓舞人們提高覺悟、努力工作、多做貢獻的形象教材。學習趙佔魁的運動在解放區轟轟烈烈開展，持續數年之久。
六十年之後，穆青回首滄桑歲月，寫下了自己心跡：
清涼山上的這段歲月，雖然充滿了艱難困苦，但給了我思想和業務方面嚴格的訓練和培養，使我認識了新聞工作的重要性和黨報記者的神聖職責，通過我們的新聞報道，可以引導、鼓舞、組織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前進，實現黨制定的偉大目標。
以發表在1943年8月22日《解放日報》上的《雁翎隊》爲開端，穆青撰寫大量記錄可歌可泣的革命戰爭進程中重要歷史轉折的通訊。
1945年9月，穆青參加了挺進東北先遣小分隊，到《東北日報》工作，他先後寫出了《一部震天撼地的史詩——中國共產黨與東北抗日聯軍14年鬥爭史略》、《周保忠將軍答記者問》等名篇。
1949年，穆青作爲新華社特派記者隨四野南下，先後寫出了《湘鄂道上》《記湖南的和平解放》《湘中中的紅旗》等一大批具有廣泛影響的報道。
解放後，穆青同志先後擔任新華社編委會委員、農村組組長，華東總分社社長，上海分社社長等職務。1958年6月，37歲的穆青調回總社任國內部主任。20世紀60年代初正值我國經濟困難時期，穆青同志提出“在困難面前逞英雄的口號”，他把新聞工作形象地比喻成吹進軍號，要求記者深入採訪，挖掘能深刻反映人民羣衆不畏困難、勇往直前的典型人物和事件。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就產生於那個時代背景下。1965年底，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穆青和國內部記者馮健一道踏上了中原大地。當時他們準備寫一篇反映豫東人民抗災減災的報道。按照穆青的指示，時爲河南分社記者的周原先期赴豫東採訪，幾天後周原來到了蘭考。
採訪劉俊生
1965年12月17日，穆青、周原、馮健一行走進了蘭考縣委大院，在焦裕祿當年工作過的會議室裏，穆青聽取了感人肺腑的彙報。
63年冬天，天降大雪，焦裕祿倚在辦公室的大門口說：“天下這麼大的雪，羣衆吃的怎麼樣，住的怎麼樣，牲口會不會凍死？”，他以縣委名義連夜起草了一份雪天工作通知。第二天天一亮，焦裕祿就起來，組織縣委同志開會，他說：“我們在大雪封門的時候不能躲在屋裏烤火，共產黨員在羣衆最最困難的時候應該出現在羣衆面前。”他帶着一班人踏着沒膝的積雪，一連轉了9個村子，把救濟糧，救濟款送到困難羣衆的家裏，當時焦裕祿已身患重病。
焦裕祿去世後，蘭考幾十位農民自發來到鄭州烈士陵園爲焦書記掃墓，當他們找到焦裕祿的墓碑後，撲通撲通跪在地上，哭成一片，“焦書記，俺來看你來了”，老農張金嶺痛哭着說：“焦書記呀，你是爲俺蘭考人民活活累死的呀！困難時，你爲俺操心，跟俺受罪，現在日子好過了，你卻一個人躺在這裏……”
採訪劉俊生
當天晚上，縣委又組織當年在焦裕祿身邊工作的一些同志座談，追憶與焦裕祿朝夕相處的日子，大家是流着淚講的，穆青、周原、馮健一行人是流着淚聽的。
採訪穆青
第二天，穆青在縣委副書記、縣長張欽禮和通訊幹事劉俊生的陪同下，深入到焦裕祿生前樹立的“四面紅旗”村，深入到老百姓中間，實地進行調查採訪。
開封賓館，當年就是在這裏完成了《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初稿創作。
採訪馮健
當年寫焦裕祿有兩個敏感問題：一是寫不寫階級鬥爭，二是寫不寫自然災害，在文革之前那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年代，對於人們噤若寒蟬的敏感點，穆青表現出了一種凜然大氣。
展現在焦裕祿面前的蘭考大地是一幅多麼嚴重的災荒景象啊！橫貫全境的兩條黃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邊的黃沙，片片內澇的窪窩裏，結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鹽鹼地上，枯草在寒風中抖動。
這一年，春天風沙打毀了了20萬畝麥子，秋天淹壞了30萬畝莊稼。全縣糧食產量下降到歷史最低水平。就在這樣的關口，黨派焦裕祿來到了蘭考。
周原後來說：“爲什麼《焦裕祿》發表後有那麼感人，多少人流眼淚，這離不開時代氛圍，人們埋在心底不敢說的東西，一下子宣泄出來觸痛了人們的共鳴。”
幾天後，穆青、馮健帶着1.2萬字的初稿回到了北京。
今天在新華社檔案館裏，依然保存着《焦裕祿》文稿的全部修改清樣，七易其稿，從這密密麻麻的字裏行間，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嘔心瀝血、精益求精的心影。
穆青說：“人物通訊的力量在於真實”。爲了保證稿件事實準確，發稿前，穆青要求周原帶着文稿回蘭考認真核對，這種求真務實的作風至今仍爲同行所稱道。
1966年2月6日，新華社向全國播發了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動人的事蹟伴隨着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電波，伴隨着一份份報紙傳遍了全國各地，震響了山山水水，震撼着億萬人民的心靈，一個爲人民鞠躬盡瘁的共產黨員的形象，從此矗立於天地之間，銘刻在人民心中。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創作成功堅定了穆青的信念，也激發了他的熱情，但接踵而來的文化大革命把他的夢想徹底打碎了。
1970年，在周總理的親切關懷下，新華社的一批老幹部得到了解放，穆青重新回到了工作崗位。
1975年中國進入了一段非常歲月，周總理病重期間，鄧小平同志復出並全面主持“黨政軍”的日常工作，他着手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頓工作，國民經濟出現轉機。
1975年9月，在山西省大寨召開了農業學大寨會議，由鄧小平主持，這時江青來到了大寨。
採訪朱穆之李琴
會後，穆青感到“事關重大”，他祕密地約見了老領導吳冷西同志，後來又報告了胡喬木。在那段非常歲月，穆青以高度的使命感和政治敏銳性，洞察風雲變幻，關注國家命運。
採訪續磊
經與朱穆之商定後，由穆青負責找到有關記者，整理了一份報告材料，並起草了一封簡單的信。朱穆之和穆青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兩人祕密商定，由外事記者李琴負責將材料通過主席的兩位祕書王海容，唐文生轉交給毛主席。
採訪李琴
當時的政治風雲轉瞬即變。1975年冬天，“反擊右傾翻案風”越刮越緊，鄧小平主持的整頓工作被迫中斷，王海容退回了信和材料，“朱穆李”狀告江青被迫流產。不久，事情被人告發，“朱穆李”三人以分裂黨中央的罪名被停職審察。
1976年10月，“四人幫”垮臺了，穆青又一次迎來了明媚的春天。
“朱穆李”事件成爲了中國新聞史上的一個經典，在新華社成立60週年紀念大會上，“朱穆李”重新相聚一起，憶往昔，崢嶸歲月，感慨萬千。1996年，在穆青新聞作品研討會上，吳冷西說：“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在這樣大風大浪的緊要關頭，穆青同志是做到了堅持黨性原則，不講個人得失的。我們論斷一個人的一生，就要看他在最緊要關頭是不是堅定，穆青同志經受住了這個考驗，這是很不容易的。”
“報告文學貴在表現時代精神，難在預示歷史趨勢”——穆青
1978年3月，新華社播發了穆青和陸拂爲、廖由濱合寫的通訊《爲了周總理的囑託》。這篇文章寫的是農民科學家吳吉昌不顧“文革”的迫害，爲了完成周總理的囑託，堅持搞棉花科研，經歷了一次又一次打擊，始終沒有放棄。一石激起千層浪，該文被認爲是中國新聞媒介上公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作品。
1978年11月15日夜，穆青等新華社領導毅然拍板決定，播發《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的電訊，這則只有239個字的消息被稱爲中國開始撥亂反正進程的標誌。
1981年1月25日，穆青與郭超人、陸拂爲合寫的《歷史的審判》播發，該述評以高屋建瓴的氣勢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對“文革”的荒誕，進行了理論清算，人稱“法庭外的起訴書”。
1989年政治風波後，改革發展又面臨一個緊要關口，姓“社”姓“資”的爭論阻礙着社會前進的步伐。1992年1月初，穆青赴廣東調研，他與胡國華、王志綱合作採寫了新聞力作《風帆起珠江》，文章以生動雄辯的事實，肯定了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以廣東的巨大變化爲改革“正名”。
幾個月後的春天，鄧小平同志發表重要的南巡講話，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從此進入了一片嶄新的天地。
爲什麼穆青總能站在時代的潮頭，總能準確地把握時代跳動的脈搏呢？他自己的一番話也許道出了內在的緣由：作爲黨的新聞工作者“要關心大局，把握大局，要時時刻刻把黨的事業、國家的前途，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要同黨、同國家、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齊愛憎。”
這就是人民記者——穆青。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
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人口占80%。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廣大農村和農民中的大多數還處於貧困狀態。
穆青的心緊貼着農民的命運。改革的春風起自廣袤的田野，穆青多次組織記者深入農村，隨時關注中國農村改革的進程。穆青號召大家衝破極左路線的束縛，講真話，把下面調查到的情況如實反映上來。他自己先後參與採寫《滇行三千里》《中國農村的一角》等稿件，爲破曉的中國農村改革吶喊助威。
河南是穆青的故鄉，也是他採訪和調研的基地。1982年9月，穆青和周原採寫了一組《河南農村見聞》，反映改革後農村出現的一片喜人景象。《搶財神》可以說是其中最精彩的一篇。打破了精神枷鎖的農民看到了科學技術的強大力量，他們把科技人員當作“財神”搶到自己村，幫助致富。穆青抓住了這個典型，以一篇歡暢、明快的作品，敲響了科技興農的鑼鼓。
二十多年過去了，當我們攝製組重返故事發生地高河套村時，當年文章中的主人公大隊書記高喜和“財神”劉鳳理已經作古，但“搶財神”已成爲一段佳話留在了老百姓的記憶裏。
採訪高保民
《誰有遠見誰養牛》是1982年穆青、周原深入扶溝調查採訪後創作的作品，他指出牛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重大價值和養牛事業大有可爲的前景。這篇報道很快被當作農民的致富信息廣爲流傳。扶溝縣委、縣政府自1982年起，連續印發佈告號召養牛。“誰有遠見誰養牛”被作爲標語，刷上了村村戶戶的牆頭。1993年10月，穆青重返扶溝，看到養牛業已成爲農村的一大支柱產業，又興奮地寫了一篇通訊《趕着黃牛奔小康》。從《誰有遠見誰養牛》到《趕着黃牛奔小康》，穆青以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責任意識，爲農民朋友致富出謀劃策，爲中國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出謀劃策。
在河南流傳着這樣一句話：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不忘三書記。這三位書記指的是原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原輝縣縣委書記鄭永和和原林縣縣委書記楊貴。輝縣位於太行山區，自然條件惡劣，農民生活十分困苦。20世紀70年代，輝縣人民在縣委書記鄭永和的帶領下，開展了改天換地的鬥爭。他們劈山開路、壘石造田、興修水利工程。從當年的紀錄電影裏，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那雄渾壯觀的勞動場景。
“全國大亂，輝縣大幹”，在當年陰雲翻滾的歲月，輝縣彷彿是罅隙中閃出的一束陽光。但在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鄭永和卻被污衊成“只管乾乾幹。不看綱和線”，簡直是“生產黨”，不是“共產黨”，鄭永和麪臨着巨大的政治壓力。
採訪鄭永和
從此，鄭永和與穆青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八十年代，鄭永和離休後回到了太行山，他組織退下來的老同志一道成立了老幹部服務隊，義務修橋補路、幫助引導山區農民防治果樹病蟲害。穆青聞訊後，趕到輝縣進行實地採訪，並欣然成爲了“老頭隊”的編外隊員。
“北乾渠”位於輝縣北部山區，是爲解決山區人民吃水而修建的一項“民心工程”，也是鄭永和與穆青兩位共產黨員共同心血的結晶。
採訪鄭永和
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由於種種原因，北乾渠遲遲不能上馬。鄭永和四處奔走，穆青也在北京和省裏反覆遊說，並撰寫文章營造輿論。老愚公精神終於感動了上帝。1999年4月18日，隨着崇山峻嶺中的一聲炮響，山區羣衆盼了22年的北乾渠工程終於開工了。2001年4月，北乾渠修成通水。
採訪鄭永和
1999年6月28日，《人民日報》一版發表了穆青和陳大斌合寫的通訊《老書記和北乾渠的故事》，還配發了評論員文章《“三講”好教材》，文章的最後有這樣一段話：
如今在輝縣，在太行山的石壁上，人們自發地刻下了“人民永和”四個大字，它既體現黨和羣衆之間那種血濃於水的深情，更爲共產黨員矗起一座豐碑。它啓示我們：一個共產黨員，不在於你有沒有職位，只要你心裏裝着人民，有一顆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丹心，你就具有了感天動地的人格力量，你所幹的事業就會成爲千萬人擁戴的事業。
“勿忘人民”是穆青生前最鍾愛，也是題寫最多的四個字。穆青曾六訪蘭考、七下扶溝、四去寧陵、八進輝縣、兩上紅旗渠，他用一生的行動爲我們詮釋了“勿忘人民”的深刻內涵。
在新華社的院子裏，種着兩棵櫻桃樹。櫻桃好吃樹難栽，二十年前，一位名叫潘從正的老人，派人用扁擔挑着兩棵樹苗，千里迢迢從河南寧陵來到北京，送給他的好友——新華社社長穆青。
潘從正人稱“老堅決”，是豫東寧陵的老一輩造林模範，爲了堵住萬碧風口，他拋家離舍，同妻子住在沙荒地培育苗圃，植樹造林。在那動盪歲月，他千心萬苦栽培的防護林卻幾經洗劫，但老人依舊沒有放棄。
1979年3月，穆青和陸拂爲一起，來到了萬莊林場。
採訪潘園林
回到北京，穆青與陸拂爲合寫了通訊《一篇沒有寫完的報道》。
到1989年潘從正去世，穆青曾四次看望老人，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81年，穆青邀請潘從正到北京做客，老人受到了貴賓的禮遇。
採訪潘付修
在萬莊林場“老堅決”的故居前，種着一棵泡桐樹，樹幹挺拔、枝葉茂盛，這是穆青與潘從正最後一次相見時共同種下的“友誼樹”。
1989年12月3日，享年87歲的“老堅決”無疾而終，彌留之際，老人口中不住地呼喚着穆青……穆青……他留下的遺言是把重孫的名字改爲“冬青”，讓潘家子子孫孫都記住穆青。
驚聞噩耗，穆青十分悲痛，他提筆爲“老堅決”撰寫碑文。
此處原先有棵老柿樹，年年掛果，縱是壓彎了腰也硬撐着，他常誇這老柿樹不偷懶，說人生也是一棵樹，也應該多結果……他默默奉獻的一生，是我國一代農民的風範，他爲國家爲人民綴網勞蛛的精神將永遠激勵後人。
“除險隊長任羊成，閻王殿裏報了名。”這是流傳於當年紅旗渠工地的一句順口溜。20世紀60年代，林縣人民在縣委書記楊貴的帶領下，開鑿了震驚世界的“人工天河”紅旗渠。任羊成是當時工地上的除險隊長，他腰裏繫着一根粗繩，手拿撬槓和鐵錘，在懸崖峭壁間凌空作業，排除險情。
採訪任羊成穆青
時光一晃過去了26年，1990年《中國記者》第7期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他愛那萬頃麥浪》，記述了穆青對往事的回憶，透露出他的內疚心情，“我怎麼也忘不了那腰部的一圈老繭”，穆青說，他欠了任羊成一筆“文債”。
當年《安陽日報》的兩名年輕記者高安寧、張遂旺看到了這篇報道，他們費勁周折，終於找到了早已被人們忘記的任羊成。
1991年1月14日，山裏人裝束的任羊成揹着半袋綠豆、半袋小米，來到了北京。
採訪任羊成
一個在北京身居要職的大官，一個普通的山裏老百姓，多年前的一次短暫相見，卻讓穆青牽掛了26年。
採訪趙德潤
採訪穆青
穆青把人民看得很重很重，人民也把穆青看得很重很重。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改革開放的大潮在中國大地上奔涌，洪流翻滾，難免泥沙泛起。新形勢下，一些幹部抵禦不了物慾的腐蝕，喪失了黨性原則，人民羣衆懷念焦裕祿那樣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好乾部。
1990年6月，當年創作《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三位作者穆青、馮健、周原一起重返蘭考。他們瞻仰了焦裕祿陵園，重回焦裕祿當年治理三害的村莊。每到一地，穆青都與老百姓促膝談心，詢問幹羣關係問題，蘭考人民向他們傾吐着懷念焦書記的濃濃情意。
1990年7月9日，穆青、馮健、周原合寫的《人民呼喚焦裕祿》播發，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三位老新聞工作者以強烈的使命感和職業精神，用深沉雄健的筆觸道出了新時期人民羣衆的呼聲。
採訪趙德潤
新華社大廈六層一個不起眼的房間，是穆青同志的辦公室，在這裏，穆青走完了人生的最後十年。斯人已逝，這裏依然保持着原來的面貌，未加半點修飾，從點滴的細節裏，我們可以領略到一代新聞宗師的崇高品質。
採訪趙德潤
採訪陳二厚
在長期的新聞實踐中，穆青同志始終站在時代的前沿，勇於創新，取得了許多突破性成果。作爲新華社這個萬人大社的領導者，穆青積極主張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地拓展通訊社職能，他主持創辦了《半月談》，《瞭望》，《環球》，《經濟參考報》《新華每日電訊》等報刊雜誌，豐富了報道領域，更加有力地發揮着新華社作爲黨的喉舌的強大作用。穆青還領導新華社走向世界，只用短短10年時間就走完了西方通訊社幾十年走過的路程，使新華社成爲國際新聞界矚目的新興競爭者。
20世紀80年代，穆青提出“圖文並茂，兩翼齊飛”的新聞觀，要求新聞記者用文字和攝影“兩條腿走路”。穆青身先士卒，背起相機，奔走於繁華的都市，穿行於荒僻的鄉村，攀登高山之巔。跋涉草原大漠，拍攝了許多構圖別緻，畫面精美的作品，先後出版了《彩色的世界》，《穆青攝影選》等攝影集。
2002年，81歲高齡的穆青登上了海拔4500米的四姑娘山。
採訪陳二厚
採訪趙德潤
爲此，穆青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下山後不久他就被查出肺部腫瘤，2003年10月11日，中國新聞界一顆耀眼的巨星隕落了，穆青魂斷四姑娘山，走完了一名人民記者的最後一程。
(一組採訪穆曉風李琴陸拂爲楊貴李峯李穎息陳大斌朱穆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同志說：“穆青同志是新聞界的楷模，是三貼近的典型。”
1996年，穆青出版了作品集《十個共產黨員》，書中收錄了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鐵人王進喜、工人的旗幟趙佔魁、農民科學家吳吉昌、植樹老人潘從正、除險英雄任羊成等十個共產黨員的故事。
在《十個共產黨員》作品研討會上，與會者一致認爲，穆青是第十一個共產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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