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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記者幾經周折聯繫到北京市密雲縣原縣長張文，他剛剛出院。
在因“密雲燈會踩踏事故”引咎辭職兩個月後，張文感覺身體不適，就去醫院住了幾天，但沒有查出什麼毛病。
雖然辭去了職務，因爲沒有開除公職或降職，所以級別沒變，工資沒變，他還可以享受公費醫療待遇。
他在電話中對記者說：“前一段時間統一體檢的時候，事兒太多，沒去。”
“在忙些什麼事？”
張文說：“沒忙什麼。”
“那你現在每天都幹什麼呢？”記者問。
“也沒幹什麼。”他表示，自己也沒有什麼愛好。
“沒有愛好，又不用工作，豈不是很煩？”張文笑了。他謝絕了記者採訪，並對關心他的人再三表示感謝。
記者輾轉從他過去的同僚那裏打聽到，張文家在密雲，四五月間剛辭職的時候還在縣政府大樓裏露面，最近一段時間就不去了，而是搬到位於北京市區的另一處房子。
6月24日，記者來到密雲縣委縣政府大院，敲遍縣領導辦公室的門，竟無一人，他們集體開會學習“科學的政績觀”去了。縣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賈海江對記者說：“縣裏研究決定，不再就這件事接受媒體採訪。”他解釋原因是“不想提傷心事”。
由於縣委宣傳部是密雲燈展活動的承辦方，他本人也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升任宣傳部部長的可能性大打折扣。賈海江對處理結果並不意外，“把我開除了都不冤，”他說，“幹了那麼多年的縣長、(副)書記都不幹了。死那麼多人，總得有人負責。”
據瞭解，他的領導、兼任宣傳部長的密雲縣委副書記陳曉紅被撤職後，也離開密雲住在北京。儘管縣裏流傳着張、陳二人分別到哪裏就職的消息，但實際上他們都沒有安排新的工作，目前處於在家閒置狀態。
從中國官場的傳統和現實考量，引咎辭職歷來極爲罕見。它本應是官員出於良知，對公衆承擔道義責任“謝罪天下”的舉動，是個人的、主動的行爲。那麼，近來一波又一波引咎辭職的官員是真的引咎辭職嗎？辭職的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
由於無法從當事人那裏尋求答案，記者回顧了圍繞張文引咎辭職的一連串時間：
2004年2月5日，密雲燈展發生踩踏事故，死亡37人；
兩個月後，4月14日溫家寶總理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責成北京市對北京密雲縣“2·５特大傷亡事故”負有重要責任的人員作出嚴肅處理；
第二天，4月15日，北京市委、市政府辦公廳發出通報，張文作爲安全工作第一責任人，因對事故發生負有重要領導責任，引咎辭去縣長職務。密雲縣人大常委會審議同意張文辭職。
從常理判斷，如果是辭職是個人意願，提出辭職請求的時機顯然應該在事故剛剛發生、處理之後，而不是時隔兩個多月後才做出決定。
“應該不是他的真實想法，”一位認識張文的人士說，“是有關部門找他談話，讓他辭的。如果不引咎辭職，就可能責令你辭職，或撤職。引咎辭職還顧及點面子。”
這位在北京市工作的人士推測，重新給張文安排工作起碼要過3個月以後，甚至半年一年，“等大家淡忘這事”。他說：“就算他覺得自己委屈，也不可能跟記者說什麼，否則再難有出山的機會。”
記者打電話到密雲縣政府找從前的張縣長，政府辦的工作人員表示找不到人，給了一個張文的前祕書的辦公電話，這幾乎成了外人聯繫張文的惟一途徑。
除了不去上班，沒了祕書，引咎辭職給張文日常生活帶來的變化還有：沒了公車，沒了招待費簽單權。
由於權力、責任劃分不明確，對官員的責任追究是否合理，有不同的見解。國家行政學院吳江教授認爲，不是行政首長負責制，卻搞行政首長問責制，應該讓有權力的人承擔相應的責任。
應鬆年教授認爲，問責還沒有真正地制度化，事故發生後追究到哪一級是不可琢磨的事情，官員無法預見自己行爲的後果，也就無法從被問責者身上吸取教訓。
現在在密雲縣城，連小學開運動會都要向縣政府上報應急預案。在密虹公園開食品鋪的趙大爺估計，明年元宵節恐怕不會舉辦第三屆密雲燈展了。看攤的王立合指着橫跨白河兩岸的雲虹橋說：出事之後五天這座橋就封了，一直掛着“嚴禁通行”牌子，還不如讓收廢鐵的收了去。
無論如何，事故帶給受難者的影響更爲深痛、持續。2月5日晚上8點，袁成河從死人堆裏扒出自己正在上高二的18歲的女兒，孩子擠得沒了呼吸，在醫院裏休克了12個小時。
醒來後她問媽媽：“我這鞋咋回事呢？”她穿的旅遊鞋鞋幫上貼着“38號”。醫生把她當成第38個死難者(最終確定死亡人數爲37人)，沒想到能救活。出院後女兒脾氣變得暴躁，時常頭暈，成績下降了30多名。他們沒有得到縣政府賠償。
因爲進不去縣委縣政府大院，袁成河到鎮上想找人給縣長寫封信，請求解決孩子日後的醫療問題，但沒有人敢替他寫信。後來他聽說縣長辭職了。
袁成河說，“對我來說，怎麼處罰當官的是次要的，善後工作搞好比啥都強。我家就指望這個女兒有出息，換一個官能解決我的經濟損失嗎？能解決我這孩子看腦子的醫療費、精神損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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