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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國衆議院置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美中關係的大局於不顧，通過了所謂重申《與臺灣關係法》承諾的兩院共同決議案，捏造中國軍事威脅，鼓吹對臺軍售和提升美臺軍事關係。這種對中國內政的公然干涉令中國人民非常憤慨，也使人們對美國政府掛在口頭上的“一箇中國政策”和“反對臺獨”的政策聲明的真誠性產生嚴重懷疑。因爲人們注意到，這並非是一個偶然事態。
最近一個時期，中美關係頗令人關注，主要緣於美國政府明裏暗裏在臺灣問題上上下其手，導演了一系列頗具挑釁意味的事態：先是白宮發言人對陳水扁的“5·20”演說給予肯定與讚賞；同日，衆議院更是通過了一項《2005財年國防授權法》，授權五角大樓可以派將軍級軍官或國防部副助理部長訪臺，“以增強臺防衛大陸的能力”；不久後美政府又允許呂秀蓮招搖過境，而陳水扁的過境安排也正在策劃之中。
近期五角大樓不僅在臺海周邊搞了多次軍演；在“驗證緊急反應計劃”名義下，美七大航母戰鬥羣即將麇集於西太平洋。美國國防部最近發表的2004年《中國軍事力量年度報告》則再次誇大中國的軍力和威脅，並以此誘迫臺灣以高達180多億美元的巨資購買美國的武器裝備。人們還注意到，美國正大肆擴建關島基地，以增加部署巡航導彈、隱形轟炸機、核動力攻擊潛艇、甚至一支航母戰鬥羣……美國防部官員直言不諱地稱，這些軍事行動的“目標是對付中國……是爲了以最快的速度趕到臺灣海峽”。不久前，美國不僅支持臺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現在還要支持其成爲美洲國家組織的永久觀察員……美國的種種言行已完全戳穿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僞善性，美國的政要現已將“奉行一箇中國政策”和“遵守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完全口號化，空洞化，根本不準備付諸實行，而只是將其作爲搪塞中國人民的一個高調，空口唱唱而已。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對臺獨勢力的慫恿與支持則是既見諸言又付諸行的，從老布什政府到小布什政府，美國出售給臺灣的武器裝備，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從質量都是每況愈上，於今爲甚，限制向臺出售武器的中美“八·一七”公報在五角大樓的辦公室中早已被視若一張廢紙，丟進了字紙縷。美國政府的這一系列不友好舉動頗令中國老百姓費解，因爲自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對美國一貫奉行的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友好合作政策：中國從未有過任何冒犯美國的舉動，從未威脅過美國的安全利益，然而換來的卻是無辜地轟炸我駐南大使館，堅持在我近海進行海空偵察並撞毀我軍機，美國政府不僅連年指責我人權紀錄，還不時干涉我香港與西藏事務，並一再放言不會放棄“協防颱灣”……如此等等。因此，中國人民在感到憤慨的同時，不能不發出這樣的質問：中國怎麼得罪美國了？美國爲什麼如此以怨報德，要無辜傷害一個願意與之和平友好相處的中國？這是爲什麼？毛主席說過：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美國這樣做亦必是事出有因的。因此就有必要探究美國總的外交政策的依據，尤其是其敵友觀的根據何在。這就要先從美國的國家目標說起，因爲一國的外交政策總是要直接地服從並服務於其最高國家目標，外交不過是實現最高國家目標的一個工具而已。
什麼是美國的最高國家目標呢？布什政府在上臺第一年公佈的《美國國家戰略報告》中提出了兩大目標：其一是美國要大力向全世界推行其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其二是防止任何大國崛起並挑戰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前者涉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問題，後者則關係到美國在世界的霸權。報告的一個主旨就是美國不能允許任何國家和個人在這兩方面對其構成挑戰。其實，那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即肇因於此。美蘇兩國在二戰中本是反法西斯的盟友，然而二戰結束不久，美國即翻臉將蘇聯看成了不共戴天的大敵，究其原因也不外這麼兩點：一是意識形態不同，蘇聯實行的是不同於美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二是杜魯門政府認爲一個強大的蘇聯必然對美國的霸主地位構成挑戰。於是美國便以蘇聯威脅爲藉口挑起了那場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不惜將全世界都置於蘑菇雲的陰影之下。1947年3月，美國總統杜魯門即在其國情諮文中明確地擺明了“兩種生活方式的選擇”：一種是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另一種就是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制度。他宣稱：“整個世界應該採取美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只有成爲一種世界制度，才能存在下去。”對蘇遏制政策的始作俑者、美國外交官凱南後來曾撰文承認，“我認爲當時蘇聯根本沒有以任何方式構成對我們的軍事威脅……單戰後重建就明顯需要幾年時間，俄國人渴望和平的心情是巨大的。”然而，就因爲蘇聯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在美國人的眼裏它就成了一個“邪惡帝國”。斯坦福大學高級研究員戴蒙德在冷戰結束後總結說，這是“民主制贏得了冷戰的這場偉大的意識形態鬥爭。”《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開篇第一句話就寫道：“20世紀自由和專制之間的大決戰以自由力量的決定性勝利，以及唯一可持續的國家富強模式——自由、民主和企業自由精神——而告終。”由此可知，意識形態一向是美國判定敵友的最重要的一個標準。
因此，儘管蘇聯和東歐崩潰了，冷戰結束了，遺憾的是冷戰思維卻沒有隨之從美國決策者們的頭腦中消散。他們像唐吉柯德一樣在幻想中尋找新的敵人，於是便將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鎖定爲潛在對手。布什總統一上臺便公開宣稱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並非是“戰略合作伙伴”而是“戰略競爭對手”，並公然聲稱美國將“盡其所能地協防颱灣”。就在南海撞機事件解決之後和“9·11”襲擊發生之前，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和國務卿鮑威爾以及太平洋戰區司令曾聯袂出訪澳大利亞，美澳兩國當時曾擬議搞一個以遏制中國爲目的的美日澳韓四國安全論壇。儘管中國一向謹慎地奉行着“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和平友好的對美方針，可美國依然顧我地固守冷戰思維，堅持以意識形態劃線，仍將友好的中國作爲潛在的對手加以遏制。爲什麼？拉姆斯菲爾德在訪澳期間的記者招待會上曾一語道破玄機，他說：中國奉行的共產主義制度與我們兩國的制度完全不同，它將走向何方？它是否會按照我們的意願發展？我們並不清楚，我們不能不對其加以防範與遏制。從麥卡錫的反共歇斯底里，到里根將共產主義視爲洪水猛獸，再到美國新保守派們的頑固的反共情結，人們不難看到美國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偏見是多麼地根深蒂固！可以說，只要是中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美國的對華遏制與防範政策就不會從根本上有大的改變。因爲美國的決策者們還不想摘下意識形態的眼鏡來看待友好的中國。
如果說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的不同是美國新保守派反華的思想根源，那麼確保美國的一超獨霸地位不受挑戰，則是新保守派們對華政策的現實出發點。美國的新保守派一再宣稱，冷戰後美國的一大戰略目標就是捍衛美國一超獨霸的地位，建立起美國治下的和平。在美國看來，這個世界只能是美國一家獨尊，君臨天下，不允許任何人和任何國家與美國分庭抗禮，對其領導地位構成挑戰，哪怕是潛在的挑戰，不論這挑戰是來自俄國，歐洲，還是中國。其實，美國人的領導情結早就植根於其移民初期的宗教文化之中，但由於建國初期國力有限而不能一展宏圖，一戰結束時威爾遜總統曾提出十四點綱領意在謀取盟主地位，惜其時機未到而壯志未酬；到二戰結束時，美國得漁翁之利，發戰爭之財，終於確立了其世界霸主地位。此後便一心擴展霸業，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酣睡。布什政府在《美國國家戰略報告》中明確提出：美國要保持佔優勢地位的超級軍事力量，以“阻止希望超越美國力量或與美國力量抗衡的潛在敵人”；“我們將保障充足的兵力，以便我們履行義務、捍衛自由。我國軍隊的實力將足以防止潛在的對手爲趕超美國而擴充軍備”。布什總統在那篇因提出先發制人的軍事戰略而聞名於世的西點軍校講話中也明確表示，“美國擁有並意欲繼續保持首屈一指的軍事力量”，從而絕不允許出現一個“與之匹敵的競爭者”。
而美國意中所謂的“競爭者”不言自明，主要是指中國、俄羅斯，或許還有歐盟。儘管俄羅斯已拋棄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且有意迴歸西方文明；儘管俄目前還病後初愈，尚力不從心，但從軍事力量上說，俄仍是可以與美國一較高下的唯一大國。因此美國對俄一直有所戒備。
美國意中所防的主要對象當然還有中國。從白宮的《美國國家戰略報告》，到五角大樓的《中國軍事力量年度報告》，再到美國國會形形色色的中國問題報告，無一不在有意誇大中國的經濟“擴張”對美國和世界的負面影響，同時編造着中國軍事現代化對美國和鄰國構成的威脅。人們從中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美國不想看到中國的強盛，更不願看到中國的統一。在美國新保守主義者們的眼中，一個強大和統一的中國必然是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必然會對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構成挑戰。儘管中國現在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剛剛過1000美元，還有近3000萬貧困人口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儘管中國一再申明，即使將來中國強大了也不會做超級大國，也絕不謀求世界霸權，這不僅是由中國平和中庸、知足常樂的民族性格和歷史文化傳統所決定的，也是由新中國和平自主、睦鄰友好的外交方針所決定的。近來，隨着亞洲各國日益認識到，一個繁榮富強的中國帶來的是機遇而非威脅，“中國威脅論”正日益失去其國際市場，只有美國仍在固守着其意識形態偏見與霸權心態，執意在國際舞臺上獨唱着“中國威脅論”而不肯退場。其實這也難怪，因爲美國新保守主義的這種宗教狂熱般的偏執心態是由美國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和民族性格所決定的。似乎可以這樣說，美國對外政策中表現出來的近於宗教式的善惡觀與敵友觀，及其自命不凡的領導情結，無不可以從其歷史文化傳統中尋到根源。當坐在“五月花”號船上的移民到達美洲大陸時，他們便以上帝選民的身份預言道：“我們將成爲整個世界的‘山巔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將看着我們。”美國著名作家梅爾維爾在表述美國民族史命時寫道：“我們美國人是上帝的特殊選民……我們駕駛着世界自由的方舟……上帝已註定人類的期望和偉大的事物來自我們種族：我們感到我們靈魂中的偉大東西，其餘國家必須很快步我們的後塵。”300多年來這種天賦使命和種族優越觀念深深地烙印在美利堅民族的思想意識之中，他們象狂熱的傳教士一樣，要把美國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強加給全世界的“劣等”種族與文明。這種高人一等的觀念必然要反映到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中來。
美國曆史學家伯恩曾寫道：“對某些美國領導人來說，這種使命感被解釋爲倫理的和宗教的。因爲我們的德操，人們被上帝挑選出來在公正和正義方面指導和教育其他民族。另一些領導則認爲，我們有責任向地球上落後地區傳播文明，甚至爲了他們的利益而統治野蠻和無知的民族。”美國一戰時的總統威爾遜說，“美國享有完成其命運和拯救世界的無限特權”；前總統老布什在海灣戰爭前夕稱，“在世界各民族中，只有美國既有道德標準又有手段，來維護世界和平並領導全世界”；而現總統小布什則也曾一度將其發動的反恐戰爭稱作“新的十字軍東征”，後雖被迫收回，但畢竟是心聲的表露。從以上對美國文化傳統的解讀中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麼美國會將這場並不合法的對伊戰爭稱之爲“解放伊拉克人民”的行動，爲什麼美國硬是要將“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強加給阿拉伯國家了。然而不幸的是，美國以武力推行“理想”的結果往往是事與願違，到處碰壁，更壞的是給對方帶去種種不幸。德國學者登霍夫早就指出，“基於道義價值之上的外交政策，正如威爾遜和杜勒斯所執行的那樣，並沒有明顯使這個世界更加有道義，相反卻導致走向死衚衕，或導致走向一系列大災難。”
美國的對華政策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理所當然地要被納入到美國決策者們的世界觀與敵友觀的顯微鏡之下加以審視。而審視者們固守冷戰思維，堅持以意識形態劃線，因此決定了他們必然要對中國吹毛求疵，橫加指責。另一方面，在美國天賦使命的宗教文化薰陶下成長起來的新保守派們，又被美國的超強國力所寵壞，養成了唯我獨尊的霸道心態，難以容忍任何新的競爭者的出現。因此，他們就一再就人權問題做文章，在西藏和香港問題上說三道四，在臺灣問題上更是明裏暗裏上下其手，試圖阻撓中國走向統一與強大。大概這就是爲什麼中國投之以桃李，而美國總是還之以荊棘的一個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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