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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天下著小雨，汪永晨一行4人駕車沿著大渡河前行。一個巨大的工地突然出現在峽谷間的大渡河上，施工的卡車在山間蠕動，青山上暴露出紅一塊，灰一塊的土層和石層，由於挖掘，到處有滑坡。
這裡就是正在建設中的瀑布溝水電站，漢源縣就在這座水電站的庫區內，一車一車的土石正在被傾入江中將要『合龍』的地方。
漢源人已經在大渡河邊生活了很多年，因為大渡河的滋養，這裡土地肥沃，被稱為『花椒之鄉』、『水果之鄉』。用當地人的話說，漢源不比被叫做『天府之國』的成都平原遜色多少。
但最近，漢源的老老小小人心惶惶，因為一座水電站就要建成，整個漢源縣都在水庫淹沒的區域內，據說移民工作要在2年內完成，但許多漢源人不想搬。
在民間力量反對怒江建設大壩的過程中，汪永晨是一個積極分子，她是民間社團『綠家園』的負責人，也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記者。『怒江事件』以後，她更加忙碌於參加有關河流環境的考察活動。這次她與四川的地質專家范曉、《中國水危機》的作者馬軍以及一位藏學研究者組成考察小組，沿大渡河逆流而上，了解大渡河流域的生態情況。與汪永晨相比，范曉具有更加專業的地質學知識背景，多年的考察研究，讓他更了解西部水利開發的狀況，在反對怒江大壩建設中，他也是堅定的『反壩』專家。
汪永晨和范曉走進了瀑布溝水電站工地邊的一個村莊，這裡屬於漢源縣，也在水庫將要淹沒的范圍。
『修水壩對你們有什麼影響嗎？』汪永晨的一句問話『引爆』了路邊村民的情緒，本來無所事事抱著孩子的女人和閑聊的男人都圍了過來。村民們說著四川話，七嘴八舌，從北京來的汪永晨根本聽不懂。
『淹了你們的地和房子後，你們搬到哪兒，給多少補償？』汪永晨只好再問一句。『沒得！』『不給錢，給我們地。』人們的情緒更加激動。
在范曉的幫助下，汪永晨總算聽懂了村民們的抱怨。『我們祖祖輩輩都種水稻，現在我們田裡的水稻一畝一季能打1000多斤。沒有了田，我們怎麼辦？』沿江土地肥沃，江邊農民的生活是相對比較富庶的。但水壩建成後，壩區的農民將要上遷，由於大渡河兩岸山體坡度大，山上只有旱地，據說，山上澆地要從水庫抽水，使用抽來的水是要付錢的。農民們擔心的是移民後，他們世代沿襲的耕種方式將要改變，他們的生活水平也會降低。范曉常年在山區工作，他知道，山上的耕地不如江邊肥沃，農作物的產量很可能受到影響。
『我們支持國家的建設，我們也懂要顧全大局，可是人家的日子都是越過越好，我們只要求不比現在差，這個要求不過分吧？』面對淳朴的村民，汪永晨和范曉不知該怎樣安慰。
壩區工地范圍，有一些村落已經搬遷，但從已經搬遷的村子傳來的，是更加讓人擔心的消息。一個農民告訴汪永晨和范曉，江邊有一個村莊已經遷走，當初村民被叫去看過移民的新址，但等到搬遷時，讓他們去的已經不是原來看過的地方。『村裡人不搬，是讓拉走的。』汪永晨不敢完全相信這個村民的話，但她相信，移民政策沒有讓農民們滿意，他們對將來的生活充滿恐懼。
正要上車離開這個村莊，一個老太太攔住了考察小組的車。村民在一旁介紹，她是五保戶，已經84歲。『能不能幫我說說，我沒有錢住到新房去，現在給我的錢只有10元。』知道考察組要去漢源縣城，老太太希望汪永晨能幫她說說話。『一個月10元？』成都來的司機感覺到不可思議。『哪有，一年10元錢。』看熱鬧的村民們馬上糾正。老太太不知道，在移民搬遷中，她能得到多少補償，將來她靠什麼生活。
考察組以游客的身份進入漢源縣城，縣城看上去還很平靜，但不滿的情緒在居民們的心裡暗暗湧動。走到一個美容店前，為了不招來太多的人，汪永晨小聲地問女主人；『知道什麼時候搬家嗎？』女主人的回答還是把左鄰右捨都吸引了過來。『大家都很氣憤的樣子。』汪永晨告訴記者，這個話題，在這條街上，引起了共鳴。
『住了幾代人，100多年的老房子，一下子要全被淹了……』『鋪面房的補償就不要想了，搬家還要自己貼錢！』一群人圍著汪永晨抱怨。鄉土難離，誰也不知道，遷離後的生活將會怎樣。
漢源縣的一位官員以私人朋友的身份接待了汪永晨一行。他介紹，縣裡的移民政策是，按照現在居住的房屋類型補償，木結構房屋每平方米200元，磚混結構房屋每平方米300多元，框架結構房屋每平方米400多元。而將要搬遷去的新縣城裡，房屋的售價大約在每平方米500多元。讓居民們不滿的，正是舊房補貼與新房售價之間的差價，需要由居民自己承擔。
『如果是我，我也不願意搬。』這位官員朋友在飯桌上吐露真言。而另一個當地朋友也很擔懮，她一家三口本來過著『安逸』的小日子，現在不得不想方設法籌集搬新家的錢。『隨著搬家的臨近，我們的心裡卻越來越沒底了。』同是女性，汪永晨能夠深切地體會到這個女主人的煩惱。
『縣城小店裡賣的東西和大都市的沒多大的差別。不同的只是街邊小攤上人們的碗裡，有豆花、臘肉和紅紅的辣椒。』汪永晨用散文式的語言描繪她看到的漢源縣，但這一切即將消失。
『鑽石壩』神話
『鑽石壩』是一種形象的說法，意思是，投資建水電站是一種高回報的項目，水電站產生的經濟效益能惠及壩區人民。
汪永晨是出了名的『反壩』人士，常常被人認為是『吃飽了不管別人疾苦』的環保激進分子。針對她的觀點，很多地方官員都用同樣的理由和她爭論：『開發水電資源是我們這裡發展的唯一出路。』在瀑布溝的下游采訪時，一個官員對汪永晨說：『讓我們開發水電，我們寧願不要國家級地質公園。既然不能給我們的今天帶來財富，我們要這個名稱乾什麼？』這名官員所說的水電站，規劃在一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他相信『只要業主一進場，每年就有2000萬的稅收』。所以，為了發展地方經濟，犧牲生態環境，甚至違反國家法規是值得的。至於地方財政是否真的能得到這筆稅收，他沒有一點懷疑。
按照這樣的思維，只要能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提高老百姓將來的生活水平，移民做點暫時的犧牲是值得的。漢源也曾對瀑布溝水電站寄予厚望，但『鑽石壩』的神話沒有變成現實，『依靠水電站發展當地經濟』的希望越來越渺茫。
據范曉介紹，瀑布溝水電站是大渡河上在建的最大規模的水電站，大壩建成後高186米，裝機總容量360萬千瓦，水庫淹沒區面積84.14平方公裡，動態移民預計在10萬到15萬人。
但如此大投資的項目不一定能為漢源帶來多少財富，范曉告訴記者，建設瀑布溝水電站的公司注冊地在成都而不是漢源，漢源政府可能從水電站中得到的經濟利益很少，遠遠小於移民帶來的損失。
據范曉說，更讓縣政府有苦難言的是，當初漢源縣上報財政狀況時，故意壓低了居民收入，這樣的情況在全國很常見——對於地方政府來說，戴上『貧困縣』的帽子，可以得到更多的傾斜政策。但現在移民補貼政策『就低不就高』，中間的差價損失只能由居民自己承擔。漢源吃了『啞巴虧』，面對抵觸情緒強烈的居民，政府很難做通工作。
『縣裡的大多數企業都沿江，搬遷需要過程，必然會造成生產活動的停滯和經濟收入的下降，這些損失是水電站帶來的稅收無法彌補的。』因為搬遷，當地的經濟生態肯定會受到影響。
更讓人擔心的是，大壩對一個區域的影響還不僅僅是『陣痛』。『大型工程的存在，對災害會起到一個放大作用』，范曉介紹，大渡河流域地質特殊，本身地質災害頻繁，而且西部河流多處於地震活躍帶。而水庫蓄水後，發電期間水位變幅會達到50到60米，水壓在短時間內的變化會破壞原本相對穩定的地質結構，在西部峽谷地帶，庫區很容易發生坍塌。
這樣的坍塌事故不僅會帶來生態問題，影響水電站的功能，更加重要的是，坍塌一旦發生，新的淹沒區會不斷出現，生態移民會不斷增加。『漫灣水電站就是一個例子，現在，新增加的生態移民比建壩時的移民還要多。』汪永晨曾經到過雲南瀾滄江上的漫灣庫區，失去土地以後，那裡的青壯年男人都出外打工了，女人和孩子在大壩邊的垃圾堆裡撿垃圾。
但大壩已經開工，縣政府已經騎虎難下。『以國家利益為幌子，去損害老百姓的利益，最終得到自己的利益。』范曉一語道破『水電熱』中一些非理性項目上馬背後的動力。
『不可否認，我國電力能源緊缺，發展水電站，是解決能源問題的好辦法。』記者的觀點也是很多人主張建壩的理由。
但范曉認為『不能以這個為借口』。能源短缺有兩種原因，一種確實是資源性的短缺，還有一種是制度性的短缺，『目前缺電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更多的是經濟結構的問題。一些資料顯示，電力緊張會在2006年以後得到緩解，但在建的水電站大多要在2006年以後纔能發電，所以，現在大家預期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要打問號。』
在利益的驅動下，水電站的負面影響被有意無意地忽略，而可能的效益被誇大。范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強調，人們對水資源的價值和利用模式應該重新認識，『因為水不僅僅是水能資源，它是一個包括環境功能、生態功能等等在內的綜合經濟資源。而且它具有全體公民共享的社會公共屬性。所以應該防止在局部利益的驅使下，水資源的綜合價值被單一化，或者公共屬性被局部化。』
『我們要強調的是，修建水電站需要嚴格的科學評估的過程，盡量避免不必要的損失。』范曉認為，每一個水電站在建設前都應該充分評估『綜合成本』，計算工程將對生態環境、原住民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與經濟收益之間的比例。
『人很重要。』范曉說，修建水電站對原住民的影響最大，在論證一個水電項目時，移民問題應該是首先被考慮的問題，當地居民應該有參與決策的權利。
漢源的遭遇是一個標本，大渡河上的水電開發狀況是中國西部『水電熱』的縮影，在這股熱潮中，我們需要一個拷問的聲音：有多少大壩『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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