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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歲的齊喜文可能到死也想不明白，一場車禍造成的骨折，讓他及家人成爲醫院和醫生眼中的“優質資源”。爲了爭奪“資源”，天津市大港醫院和一名“走穴”大夫，不顧條件限制，冒險從事高難度手術，致使齊喜文經歷了第一次失敗的手術後，被迫進行第二次手術，最終失去了生命！
近日，齊喜文的父親齊月生已向天津市大港區人民法院起訴相關責任人。
二級醫院冒險手術釀成事故
2003年2月，家住天津市津南區頭道溝村的齊喜文被一輛中巴車撞傷後，被送到天津市大港醫院外科治療了三天，隨後轉入骨科準備接受手術。
根據大港醫院的臨牀診斷，齊喜文出現左側多發肋骨骨折合併血氣胸、左側骨幹粉碎性骨折、雙髖臼骨折、左肩胛骨折、腎挫傷、胸部閉合性損傷等多項症狀。經醫院抗休克、輸血、抗炎等治療後，齊喜文於2003年2月5日進行手術。
儘管當時醫生一再強調，手術做得很成功，但齊喜文出院前拍片卻顯示，其左髖臼骨折端內固定器鬆動，導致對位欠佳，因髖臼骨折端已有骨痂形成無法再行手術，齊喜文於2003年4月8日出院。
據齊月生回憶，出院後的齊喜文病痛不僅沒能減輕，全身還奇癢難耐，全家人每天就輪流給他抓癢，連他70多歲的奶奶也不顧年邁，親自給孫子按摩。齊月生告訴記者，當時家人就懷疑手術出了問題，但想着沒有“虧待”醫生，該打點的都打點到了，醫生也應該盡全力。
而大港區醫學會所做的鑑定認爲：“醫方在進行骨盆骨折手術中，對其嚴重性估計不足，沒能認真進行術前討論，其針對性的治療方案存在不足，存在醫療過失行爲與人身損害的因果關係，屬於三級乙等醫療事故，醫方應該承擔主要責任。”
天津市大港醫院院長穆志遠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表示，骨盆手術本身就是高風險手術，而患者又有嚴重的複合傷，大港醫院作爲一家二級醫院，承擔這種手術就有一定的難度，當時應該把患者轉到高一級醫院。
“走穴”醫生喝酒患者失血喪命
由於齊喜文長時間骨不癒合無法下地站立，齊家人就多次向天津市大港醫院骨科醫生詢問解決之法，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8個月。
齊月生說，當時家裏人準備轉到醫療水平較高的三級甲等醫院——天津醫院進行治療，但在大港醫院醫生的勸說下，加之考慮到方便照看患者，最後還是留了下來，雙方同時協商，通過私下邀請天津醫院的高水平專家來大港醫院會診治療。
2003年10月27日下午，天津醫院骨關節中心主任於某，利用下夜班休息時間，就齊喜文出現的“左側骨盆陳舊性骨折”問題，在大港醫院實施骨盆陳舊骨折取鋼板、切開復位內固定手術。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就在當日下午2時許，受邀請的手術主刀醫生於某和大港醫院的副主刀醫生李某，在飯店用餐時，還喝下兩瓶金士伯啤酒。當時在場陪同的齊喜文家人告訴記者，兩位醫生吃飯前要求上酒，他的心裏就“咯噔”一下，但爲了不惹他們不悅，也就只好滿足他們的要求。
據齊月生回憶，齊喜文被護士從手術室推進病房時，左胯部的手術部位還有兩根引流管向外流血，不到15分鐘時間，順着引流管流出的血液就充滿了整個血漿袋。在隨後20多分鐘的時間裏，護士就倒了兩便盆的鮮血。手術結束後，6名醫護人員在齊家人的陪同下吃夜宵。至28日零時30分左右，齊喜文看着身體中不斷涌出的鮮血，聲嘶力竭地向護士喊叫“爲什麼都不管我了”，之後臉色逐漸暗淡到死亡。齊喜文死亡之後，只有副主刀醫生李某趕回病房，而包括於某在內的其餘醫護人員並沒有到現場。
於某告訴記者，手術操作沒有造成血管及臟器損傷情況，但在手術過程當中，曾有10分鐘時間監護儀測量不到患者血壓，但更換另一臺監護儀後，即可顯示血壓。天津大港醫院向記者提供的麻醉記錄顯示，術中齊喜文失血量約爲5000ml，輸血量爲3350ml。但在麻醉記錄“術中輸液總量”一欄下，有一大塊塗改後的墨跡，最終數據“9275ml”有明顯的塗改痕跡。齊月生認爲，按照院方的說法，齊喜文只失血650ml，這樣的出血量不足以讓其喪命。而事實卻是，天津市胸科醫院提供的“屍體病理解剖報告書”表示：齊喜文因發生失血性休克，導致多臟器功能衰竭而死亡。
病人就是“好處”源滋生醫療怪現象
長期從事醫療法律服務的於志宏分析，目前醫療市場兩極分化明顯，三甲級大醫院服務量驟增，而一些區級醫院服務量明顯下滑。爲了生存，這些下級醫院就會想辦法爭奪有限的市場份額，在醫療市場上，病人就是資源，齊喜文病案就是在這種競爭下的犧牲品。
醫療市場兩極分化還表現在，一些區級醫院只能接受頭疼腦熱之類的小病。於志宏說，小病一般就是小處方，一個病人的治療費用也就千百元，而像齊喜文這樣的大病，當然爲大港醫院所看重。正是在這種利益驅動下，大港醫院接受了這種高風險的手術。
事實證明，高風險也帶來高收益。大港醫院財務科提供的證明表示，在第一次手術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齊喜文的住院費用總計爲4萬多元。
大港醫院院長穆志遠告訴記者，作爲一家區級醫院，大港醫院也希望提高醫療技術，但事實上，因爲市場競爭的存在，一些醫院有意無意進行技術封鎖。大港醫院每派出一名進修大夫去上級醫院學習，就得花費7000元以上，而且本院的骨幹到上級醫院也只是出門診、寫病例等“小活”，對技術提高效果並不明顯。
天津市傳染病醫院的一位科主任告訴記者，他所掌握的阻斷傳播技術，只願意與外省市的醫院進行合作推廣，在200公里以內是不教其他醫院的，因爲擔心“教會徒弟餓死師傅”。
在醫院間爭奪醫療資源的同時，醫生們也參與其中。近年來，屢禁難止的醫生“走穴”行爲，其實質是醫生間對醫療資源的分割。一些“走穴”大夫受利益驅動，多數是利用休息時間，這難免會造成體力透支，治療水平的下降。
談到齊喜文案例，天津市大港醫院院長穆志遠承認，於某是骨關節專家，而對於骨盆手術並不十分內行，術前估計嚴重不足，原定於3個小時結束的手術，最後持續了近9個小時，加大了手術的風險。
於某一再向記者表示，他到大港醫院進行手術前，沒有告訴本院醫務科。只想着爲大港醫院解決難題，根本沒有考慮報酬。但據齊月生透露，手術前，雙方已經談好，準備手術成功後給於某2000元，後因出事而作罷。天津市腫瘤醫院的一位姓劉的醫生告訴記者，即使是在同一家醫院的醫生間，搶奪病人也十分激烈，因爲在許多醫生眼中，有了病人，就有了資源和社會關係，辦事方便甚至是索要“紅包”都有可能。
齊月生告訴記者，兒子前後兩次住院，他各方打點就花了7000多元，除了請醫生吃喝玩樂等，僅在第一次手術時，就給主刀醫生送去1400多元的西服還有海鮮等。大港醫院的調查也明示，醫生李某的確收受了齊家的衣物。
於志宏說，救死扶傷是醫院和醫生的天職，但在利益驅動下，個別醫生忘記了這一責任，這就出現讓人寒心的冷漠。在齊喜文病危之時，包括主刀醫生於某在內的多名醫護人員，都沒有返回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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