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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是一個民族的身份證
在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院長俞孔堅教授眼中，在蘇州舉行的二十八屆世界遺產大會，是一次讓中國人全面認同中華民族和中國傳統的最佳時機。
“中國目前正面臨一個民族身份喪失的問題，中國文化正在失去其顯著的特性，走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城市的大街上，我們卻不知道自己身處何地。”俞教授認爲這種文化認同危機普遍存在於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社會，而中國表現得尤爲明顯。
“世界遺產是一個民族的身份證！屬於中國的世界遺產，是中國區別於其他文化國度特有的、不凡的特殊價值所在，是屬於中華民族的身份證，是治療當前中國文化認同危機的一劑良藥。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桂林山水和黃山這些自然風景，怎麼會有中國的水墨山水畫。所以說，這兩種世界遺產本質上是互相緊密聯繫，是一個民族身份證的兩個方面。”俞孔堅教授說。
而對於一個城市而言，這種身份歸屬感仍然存在。“我們很難想象，一個沒有故宮、京劇、衚衕、四合院的北京，正如我們很難想象一個沒有小洋樓、相聲、五大道和楊柳青年畫的天津。現在老是說我們的城市缺乏特色，在某種意義上指的就是這些方面。”
當年北京拆老城牆讓世人見識了一次“中國速度”，年紀稍大一點的人，還記得拆的時候，伏地大哭的樑思成，那無論怎樣都掩飾不了控制不住的淚水，實際上這淚水到今天仍然沒有幹，在世界遺產的數百個歷史文化名城當中，遺產總數位列第三的中國竟然沒有一個大城市當選，這是中國的遺憾，更是中國大城市的遺憾。我們難以忘記所謂的京派、海派文化給各自所在的城市帶來了怎樣難以言說的萬種風情，但是我們不能讓這些文化僅僅停留在虛無縹緲的非物質層面，而在城市的發展歷程中不留下什麼痕跡。
對於天津這樣一座歷史文化名城，申遺更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對於中國的城市，一向有這樣一種說法。千年歷史看西安，五百年曆史看北京，百年曆史看天津。天津在中國近代史上一直擔當着現代化最早的實踐者之一的角色。中國的第一輛汽車，第一條鐵路，第一部電話，第一塊手錶，第一個大商場，第一所大學都誕生於此。一位長期研究天津發展的專家說，這個城市成長的背後，有一個文化力在支撐着，而這種文化力的物化形態，往往就是非常可貴的文化遺產。
申遺並不代表靠遺產吃飯
“從外表上看不出中國的世界遺產和旅遊景點的區別。甚至，世界遺產成了旅遊景點的最大招牌，這正是‘申遺’動機中最不可言說的部分，即把申報世界遺產視爲打造城市品牌和旅遊經濟增長點的舉措。”針對某些地區爲了靠世界遺產索取經濟回報而導致的熱情申報，有人辛辣地評論：“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遺產吃遺產。”
黃山被評爲世界遺產後，旅遊收入由數百萬猛增到2億元。平遙古城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後，第二年的門票收入就從18萬元增加到500多萬元。打上世界遺產的標籤，似乎就能一舉成名天下聞。在這種龐大的利潤推動下，申遺本身似乎讓人覺得動機不純行跡可疑，專家們開始憂心忡忡，在“申遺”的熱情裏有多少地方還牢記着“申遺”的真正目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申遺就代表靠遺產吃飯。”北京大學世界遺產研究中心主任謝凝高告訴記者，對於不同的地區，保護和開發也要分不同情況討論。對於一些世界自然遺產，如山川、湖泊、森林，以保護的名義下進行過度開發，拼命榨取文化遺產的剩餘價值，往往還不如“無爲而治”，什麼都不管的好。近年來的一些負面消息，比如說武當山遇真宮主殿被焚，曲阜“水洗三孔”，泰山違規擴建索道，黃山大興土木建設豪華賓館，樂山風景區建“巴米揚大佛”，張家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黃牌警告”，大都屬於這種情況。在這種背景下，有些傳媒往往把積極申遺的舉動歸結於一種功利的目的。
但是，對於大城市中的文化遺產，尤其是城市中大面積的建築羣，單純的保護就無濟於事了。絕對地保護是保護不了的，再好的房子不開發，幾百年不維修就會壞掉。“比如說天津，幾百幢小洋樓，裏面住的都是單位和住戶，單憑政府行爲，很難一一把他們遷出，再花上比造價還要貴很多的維修費用一一修復，然後把它們晾在那裏，每年投一大筆錢進去。僅僅一個梁啓超紀念館，就要兩千多萬，而文物處一年的經費不過一百多萬，經費再怎麼增加，也不夠用的，必須要加強保護性開發，吸引資金投入，在保護的前提下進行適當的開發改造。像上海的石庫門地區改造成新天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這種情況下，申遺無疑能夠大大提高地區知名度，吸引資金投入，加大開發力度。只要當地政府慢一下，功利心小一些，保護和開發的平衡點還是可以找得到的。”
作爲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天津就符合上述這種情況，自然景觀相對較少甚至沒有，文化遺產主要集中在文化景觀上，而且偏重於原住民形態的風貌建築上。而天津作爲一個千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不可能像一些中西部小城那樣，功利地靠旅遊作爲自己的經濟命脈。所以，只要得到合理的保護性開發，天津申請世界遺產，不但不會破壞，反而有利於保護這些風貌建築及傳統民俗。
天津申遺是不是鼓吹殖民文化
天津應該申遺。天津申遺有利於保護天津的風貌建築。剩下的問題就似乎只有天津是否有資格申遺。天津的這些文化遺產是否能夠走向世界？
天津最有所稱道的，應該要算是以五大道地區爲代表的小洋樓風貌建築羣了。“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樓”。天津作爲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顯著標志之一是擁有衆多風格迥異的歷史風貌建築，這些歷史風貌建築承載着衆多歷史文化遺存，近代史上京城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人物紛紛在當時天津九國租界地買地建房，不僅使天津得享“萬國建築博覽會”之譽，也讓這些風貌建築成爲了中國近代史的縮影。據不完全統計，在天津尚存小洋樓1000多幢，其中名人故居100多幢，包括梁啓超、李叔同、曹禺、霍元甲、溥儀、張學良、袁世凱、馮國璋等衆多歷史名人故居。
近來上海外灘打算申報世界遺產引起國內媒體的廣泛關注。一度有不少評論認爲，外灘建築是殖民文化的代表，不應以此申請世界遺產。天津的小洋樓同樣也是殖民文化的產物，且裏面居住的歷史人物、軍閥政要大都在歷史上留下負面影響，甚至在裏面直接留下了陰謀與罪惡，溥儀出逃關東成爲僞滿洲國的傀儡、川島芳子偷運皇后出津等，莫不如是。
然而，翻翻現已成爲“世界遺產”的名錄：金字塔、長城、始皇陵、故宮，還有奧斯維辛集中營、廣島原子彈爆炸地……它們或是奴隸主欺榨奴隸、封建主壓迫農民的產物，或是代表人類歷史最殘暴最慘烈的一幕。又怎麼能夠“弘揚”？又怎麼能夠算作“輝煌”歷史？如此一來，人類還有什麼遺產可以珍惜、需要保護？
天津的這些風貌建築，記錄了近代中國百年來的風雲變幻，成爲近代中國的縮影，自然也構成了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所當然應該算作寶貴的世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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