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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３年７月２１日,鄧小平在首都機場受到毛澤東等領導同志的熱烈歡迎 |
七次訪蘇———
赫魯曉夫說，“這個人可厲害”
1956年2月，蘇聯共產黨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邀請中國共產黨中央派代表團列席。中共中央派出了以朱德爲團長的代表團，鄧小平是代表團的重要成員。這是他第一次出訪蘇聯。
蘇共二十大會議閉幕的當夜，赫魯曉夫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祕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鄧小平看了報告的速記稿後明確表示，斯大林是國際人物，這樣對待他是胡來！不能這樣對待革命領袖。
1956年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多事之秋。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做法，造成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思想混亂。6月，發生了波蘭事件。爲了維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團結，10月，中共中央決定派劉少奇、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就波蘭事件與蘇共中央協調。其間，又發生了匈牙利事件。劉少奇、鄧小平同赫魯曉夫等舉行了多次會談。鄧小平的這次莫斯科之行給赫魯曉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後來說：“這個人可厲害，我跟他打過交道。1956年是他來了，別看他個子低一點，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可不低。”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參加蘇聯十月革命40週年慶祝典禮，同時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鄧小平作爲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主持了會議的共同宣言的起草工作。會議最後簽訂了《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宣言》，即《莫斯科宣言》。
進入20世紀60年代後，中蘇兩黨兩國之間的矛盾和分歧進一步公開化了。特別是蘇聯政府單方面決定召回在華工作的所有蘇聯專家，並中止執行和單方面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一系列經濟技術合作合同與協定，使中國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中蘇兩黨意識形態之間的爭論也愈演愈烈。
1960年，鄧小平三次去莫斯科。
9月，鄧小平率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與赫魯曉夫、蘇斯洛夫進行了多次會談，駁斥了赫魯曉夫對中國共產黨的指責，闡明瞭中國共產黨反對全盤否定斯大林，尤其不允許借反對個人迷信來攻擊其他兄弟黨的原則立場。鄧小平還嚴肅批評了蘇聯共產黨以“老子黨”、“老子國”自居，把國際共運的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上，給中國造成了損失，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9月30日，鄧小平回國不到十天，又再次赴莫斯科，參加26國黨的文件起草委員會。
11月，以劉少奇爲團長、鄧小平爲副團長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再赴莫斯科，出席世界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這一次，鄧小平又與赫魯曉夫進行了面對面的交鋒。
1963—1964年，中蘇兩黨全面論戰達到白熱化。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了九篇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
1963年7月，毛澤東再次點將鄧小平爲團長，率中共代表團去莫斯科與蘇共中央舉行會談。由於雙方分歧比較大，談判最終破裂。7月21日，鄧小平率代表團回到北京，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黨政軍各部門和首都羣衆代表5000多人，到機場熱烈迎接。代表團剛走下舷梯，毛澤東就率先走上前去，與鄧小平親切握手，並與代表團成員在飛機前合影留念。
“文革”初期———
“政治問題要用政治方法解決”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
對於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鄧小平缺乏思想準備。對“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做法，鄧小平是不贊成的。
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以後，中央書記處採取了慎重和保留的態度。作爲總書記，鄧小平很不贊同對吳晗的批判。他曾勸慰吳晗，想保吳晗。
當毛澤東做出處理楊尚昆的決定時，鄧小平認爲楊尚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他和夫人卓琳還把楊尚昆在北京上學的女兒接到家中住了一段時間。
當毛澤東指定他主持軍隊方面在北京開會批判羅瑞卿時，他到西北三線去考察了。他同情羅瑞卿，卻又無回天之力，只有採取迴避的方式。
在批判彭真所謂“反黨罪行”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沒有附和。會後，還送了半筐橘子給彭真，以表明自己的態度。
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標誌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開始。面對北京不少大學出現的亂揪亂鬥現象，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向首都各大中學校派出了工作組，力圖把“文化大革命”納入黨領導的軌道。6月4日，鄧小平在接見駐北京師大女附中工作組時說，工作組要教育、幫助學生提高水平。打人是沒有本事的，是沒理的。鬥爭要講道理，批判要做好準備，事實要覈對清楚，要充分講道理。政治問題要用政治方法解決。教師大多數是好的，說老師都壞，我不同意。
派工作組的做法，對穩定政治局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鄧小平的政治生涯卻由此發生了逆轉。8月1日，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嚴厲批評工作組是“鎮壓羣衆運動的錯誤路線”，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會上，印發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雖然沒有點名，但明顯是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此次會議後，原來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實際上退出了中央的領導工作。
10月2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違心的檢討：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志，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少奇同志來負擔。
12月25日，在張春橋的指使下，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組織遊行，張貼標語、大字報，公開喊出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口號。
1967的1月11日，鄧小平被取消了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資格。4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公開點名批判鄧小平，稱他爲“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此後，中南海鄧小平的住宅，成了他被監管的場所。
第二次復出———
“打不倒的東方小個子”
1971年11月的一天，謫居江西的鄧小平和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的工人們一同得知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失敗的消息。
聽完文件傳達後，鄧小平回到“將軍樓”，說出了久久憋在心裏的一句話：林彪不死，天理難容！然後，他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揭露、批判了林彪的反革命罪行，表達了願爲祖國和人民重新做些工作的願望。
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參加了陳毅的追悼會。在同陳毅的家屬談話時，毛澤東提到了鄧小平，他說，鄧小平雖然“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錯誤，但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還把鄧小平和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周恩來馬上示意陳毅的子女，把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傳出去，爲鄧小平的早日復出廣造輿論。
8月3日，鄧小平再次致信毛澤東。
8月14日，毛澤東在鄧小平的信上批示：(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捱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的。除此以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過。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毛澤東的這一批示，實際上是對鄧小平的重新肯定，可以說是準備起用鄧小平的一個信號，周恩來接到批示後，立即將毛澤東的指示連同鄧小平的原信交中辦印刷廠印出，分送政治局委員傳閱；另外，他果斷決定，立刻以中共中央的名義通知江西省委，宣佈鄧小平即日起解除勞動，恢復黨組織生活，搞一些參觀訪問調查研究形式的活動。
1972年秋冬，經中央批准，鄧小平到井岡山、贛南、景德鎮等地進行了社會調查。這是他到江西兩年多來第一次外出，也是“文化大革命”爆發六年後第一次外出。
1973年2月，鄧小平接到中央通知，要他返回北京。2月20日，鄧小平一家踏上了返京之路。
從2月下旬到3月初，周恩來抱病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鄧小平重新工作的問題。3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4月12日晚7點30分，鄧小平出席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歡迎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的宴會。鄧小平的出現，引起了國外輿論的廣泛關注，西方一家雜誌稱他爲“打不倒的東方小個子”。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爲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1月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追認鄧小平爲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17日召開的四屆人大根據中共中央的提議，決定周恩來爲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等12人爲國務院副總理。
2月1日，重病中的周恩來主持1975年國務院第一次常務會議。會議確定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
重新走上中國政治舞臺的鄧小平，本着對國家、民族和黨的前途命運高度負責的強烈責任心，義無反顧地發起了一場針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局面的全面整頓。
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內，經過對包括軍隊、工業、農業、交通、科教、文藝在內的全面整頓，收到顯著的成效，得到了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
這次全面整頓，實際上是三年後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的先聲。
“你這一年乾得很好!”1975年9月20日下午，醫生準備給周恩來施行大手術。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汪東興和鄧穎超等在醫院守候。躺在推向手術室的平車上，周恩來向旁邊的人詢問：“小平同志來了沒有?”聽到呼喚，鄧小平馬上上前，俯身向周恩來問候。周恩來吃力地抽出手來，緊緊握住鄧小平的手。他用力地大聲說道：“你這一年乾得很好，比我強得多!”
又一次被解除一切職務———
“我是桃花源中人……”
1975年秋季，“四人幫”利用作爲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之間聯絡員的毛遠新，幾次向毛澤東彙報，說鄧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病入膏肓的康生也向毛澤東進讒言，說鄧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澤東的內心非常矛盾。他支持鄧小平搞整頓、抓生產，卻不能容忍否定由他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
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開會，專門討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會前，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評價是“七分成績，三分缺點”。毛澤東想再給鄧小平一次機會，希望鄧小平能夠就此妥協。
鄧小平沒有接受這個建議。他明確表示，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11月24日，中央召開“打招呼會”，會上宣讀了毛澤東親自審閱批准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兩天後，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擴大傳達到黨政軍各大單位負責人，並要求進行討論，討論情況上報中央。
一場新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始了，並且迅速擴大到全國，對鄧小平的批判也隨之逐步升級。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中央討論由誰來爲周恩來致悼詞時，“四人幫”有意把鄧小平排除在外。在葉劍英的堅持下，1月15日，已經處於受批判地位的鄧小平，忍着巨大悲痛，代表黨中央爲周恩來致悼詞。這是1976年鄧小平作爲黨和國家領導人最後一次在中國電視屏幕上露面。
十多天後，中共中央發出1976年一號文件。鄧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被指定專管外交。雖然他的職務還沒有免除，但實際上已不能工作了。
3月3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毛澤東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講話，要求組織縣、團級以上幹部學習。“批鄧”運動在全黨展開。
1976年的清明節前夕，全國不少地方出現了自發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擁護鄧小平的羣衆活動。天安門廣場成了聲討“四人幫”的主戰場。4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被定性爲“反革命事件”。“四人幫”在毛澤東面前誣陷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臺和總指揮。
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鄧小平後來說，那時我主持中央黨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頓措施，每整頓一項就立即見效，非常見效。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觸怒了“四人幫”。他們又一次把我轟下了臺。
“‘兩個凡是’不行”
“四人幫”被粉碎了，鄧小平的政治命運並沒有立即得到改變。當時，中央還要求全國各地在揭批“四人幫”的同時，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12月9日，鄧小平因病住進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14日，在葉劍英等人的努力下，中央做出決定，恢復鄧小平看文件。
此時，在黨內和社會上要求鄧小平復出的呼聲越來越高。黨內許多老同志紛紛前往探視，表達他們對鄧小平復出的關注以及鮮明的態度。
正當人們期盼鄧小平復出的時候，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鄧小平敏銳地洞察到“兩個凡是”的要害，他以馬克思主義者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以對黨對國家前途高度負責的精神，率先站出來批評“兩個凡是”。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在寫給中央的信中，針對“兩個凡是”，闡述了對待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態度：“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4月下旬，鄧小平明確對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人說：“‘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爲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羣衆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系。”
5月24日，在同王震、鄧力羣談話時，鄧小平進一步指出：“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如何對待毛澤東同志說過的話，“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像毛澤東同志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
7月21日，鄧小平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說：我說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他還強調，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中“最根本的東西”，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等優良傳統和作風，對端正黨風、軍風、民風“特別重要”。
隨後，在黨的十一大上，在中共中央軍委座談會上，在同一些部門負責人談話時，鄧小平又反覆強調，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爲我們黨樹立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不能以毛澤東同志是否畫圈作爲判斷是非的標準，而應當實事求是。
鄧小平倡導實事求是，批評和抵制“兩個凡是”的舉動，得到了黨內許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支持。
在毛澤東逝世一週年之際，聶榮臻、徐向前、張鼎丞、陳雲、葉劍英先後撰寫紀念文章或發表談話，宣傳毛澤東一貫倡導的理論聯繫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從而逐漸在全國形成了要求恢復實事求是優良傳統的政治氛圍。
主抓科教工作———
“我願意當大家的後勤部長”
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以推翻“兩個估計”爲突破口，大刀闊斧地恢復和整頓科教秩序，爲新時期的科教改革與發展鋪平了道路。
1977年8月上旬，鄧小平親自主持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他在會上講話，肯定建國後17年科教戰線“主導方面是紅線”，我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自覺自願地爲社會主義服務的。9月19日，他又約請教育部負責人談話，指出，“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引用毛澤東的一些話，是斷章取義，塞進了不少“四人幫”的東西，要進行批判。他要求教育部甩掉“兩個估計”的包袱，大膽爲知識分子說話，放手工作。根據鄧小平的建議，教育部組織撰寫了《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討論》，對“四人幫”炮製“兩個估計”進行批判。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轉教育部黨組報告，決定撤銷1971年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兩個估計”被徹底推翻。
與此同時，鄧小平花了大量精力恢復和整頓科教秩序。首先，解決了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的“工宣隊”問題，配備了新的領導班子，逐步實現了黨委領導下的所長、校長負責制。其次，恢復了高考制度和派遣留學生制度。第三，恢復和確定了應當集中力量辦好的科研單位和大、中、小學。第四，編制了《1978—1985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確定了一批影響全局的綜合性科學技術領域、重大新興技術領域和帶頭學科。第五，恢復了各級學校的原有學制和教學秩序，重新編定了教材。第六，逐漸形成了全社會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圍。
在主管科學教育工作期間，鄧小平頻繁會見華人科學家，聽取他們對中國科教發展以及中外學術交流的意見和建議。
在科教秩序迅速恢復的基礎上，1978年3月18—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4月22日至5月16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這是我國科教史上兩次空前的盛會。鄧小平出席了這兩次盛會的開幕式並講了話，提出和闡明瞭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教育事業必須同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爲新時期我國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的發展指明瞭方向。
鄧小平對科教界人士表示，我願意當大家的後勤部長。
一個字也不要改 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講話，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稿在送政治局討論的時候，有人說，毛主席關於知識分子、科學工作講了那麼多觀點，你們爲什麼不引用?毛主席講知識分子要團結要教育改造，你們爲什麼不講?起草者詢問稿子要不要改、怎麼改時，鄧小平語氣相當堅定地說，一個字也不要改。
出訪日本———
颳起“鄧小平旋風”
1978年10月22日，鄧小平乘專機抵達日本東京羽田機場，這是新中國領導人對日本的首次正式友好訪問。
10月23日上午9點30分，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國賓館舉行盛大儀式，歡迎鄧小平一行。10點30分，鄧小平出席了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換文儀式。中午，鄧小平前往皇宮拜會裕仁天皇夫婦。這是中國領導人在二戰後第一次會見天皇。下午，鄧小平和福田赳夫舉行第一次會談。
25日下午，鄧小平出席東京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辦的記者招待會。鄧小平讓西方記者們充分領略了他那坦率、務實和開放的作風。鄧小平說，爲了實現現代化，我們要有正確的政策，要善於學習，要以現在國際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管理方法作爲我們發展的起點。首先承認我們的落後，老老實實承認落後就有希望；再就是善於學習。這次到日本來，就是要向日本人民請教。我們向一切發達國家中的好經驗請教，也向所有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好經驗請教。我們相信本着這樣的態度、政策、方針，中國是有希望的。
26日下午，鄧小平離開東京，乘新幹線超特快列車赴京都訪問。在車上，當日本記者請他談談對新幹線的觀感時，鄧小平說，就感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們現在正合適坐這樣的車。
鄧小平對日本的訪問獲得了圓滿成功。世界輿論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高度的評價。日本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竹內實說：“訪日期間鄧小平反覆講四個現代化，從這種不同尋常的熱心來看，他在深入思考。”美聯社評論說：“鄧在日本訪問期間扮演了一箇中國超級推銷員的角色，他以逗人的微笑和精力充沛的交談，不僅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爲中國結交了新朋友。”鄧小平的訪問，在日本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在日本列島掀起了一股“中國熱”。日本新聞界和政界人士形象地稱之爲“鄧小平旋風”。
語驚四座 1978年10月25日下午4點，鄧小平在東京日比谷舉行了一次爲世人矚目的記者招待會。
他一入席，就給人一種沉着、自信、充滿活力的感覺。記者會一開始進行得頗爲平靜，但隨着日本記者提出“尖閣羣島”的歸屬問題，會場內剎那間緊張了起來，大家一個個屏住呼吸，等着聽鄧小平怎樣回答。但見鄧小平神態自若地說道：“尖閣羣島”我們叫釣魚島，這個名字我們叫法不同，雙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我們雙方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這次談中日友好條約的時候，雙方也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倒是有些人想在這個問題上挑些刺，來阻礙中日關係的發展。我們認爲兩國政府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等十年也沒有關係。我們這一代缺少智慧，談這個問題達不成一致意見，下一代總比我們聰明，一定會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鄧小平的回答，讓所有在場的人都大爲吃驚。他們怎麼也沒有想到鄧小平對這樣敏感的問題做出如此機智的回答。
農村改革———
“你們就這麼幹下去”
1978年秋，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偷偷地搞起了分田到戶，並簽訂了一份“生死契約”。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除安徽省外，其他一些省份也開始積極試行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四川、雲南搞了包產到組，廣東實行了“五定一獎”，安徽不僅搞了包產到組，還出現了包產到戶。1979年1月，《人民日報》陸續報道了四個省實行的生產責任制情況，由此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3月1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署名“張浩”的《“三級所有，隊爲基礎”應當穩定》的來信和“編者按”。“編者按”指出：“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的地方，應當正確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堅決糾正錯誤做法。”一時間，實行了包產到戶的農民內心忐忑不安。這時，鄧小平站出來講話了。他在聽取安徽省委領導同志關於農村改革的彙報時堅定地說，你們就這麼幹下去，實事求是地幹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計使農民富起來。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同胡喬木、鄧力羣談話，肯定和支持安徽等省農村改革的經驗。他說，安徽肥西絕大部分搞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關於包產到戶的爭論塵埃甫定，鄧小平便開始思考改革農村人民公社體制。1981年9月9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客人談到人民公社問題時說，公社制度還是一個探索的問題。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對胡喬木建議在1982年全國農村要有準備、有計劃、有步驟地普遍恢復鄉政府、恢復村長的來信做出批示：我贊成喬木同志的意見，如何實行，請書記處、國務院擬定。隨後中共中央書記處對鄧小平的批示進行了討論。12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改變人民公社體制，設立鄉政府。到1984年，全國農村普遍建立鄉政府，人民公社體制就此終結。
(本文圖片及文字全部選自即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鄧小平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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