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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下，在一些學術網站的論壇上，一場關於中國有無必要進行“大科學”項目的論爭“烽火”經久不息。
這場“烽火”是由11名華人生物科學家點燃的。他們在致中國政府高層的一封信中說，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生物醫學的研究成果對人類健康的改進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但幾乎所有這些重大發現都不是在事先預測和計劃的科研項目中取得的。與此相反，這些發現是通過科學家在小實驗室中用各自的方式進行創造性的研究所獲得的。相比之下，一些大型的生物醫學計劃科研項目不但沒有達到預定目標，反而阻礙了良性競爭，扼殺了科學家的創造性，也嚴重妨礙了人才培養。
一石激起千層浪。他們的呼籲受到一些海內外科學家的熱烈響應。但一些科學家也對此作出迴應：我們做“大科學”項目是希望舉全國之力，在一些科學領域讓中國儘早進入國際競爭行列。
脣槍舌戰中，海內外科學家企盼中國科學事業發展的拳拳之心可見。
這場爭論，也許沒有最終答案，但可以預見，必將推動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
11名華人科學家質疑“大科學”項目
正在舉行的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朱清時就引起激烈爭議的“大科學”項目作出迴應：中國還是要做“大科學”。
他所說的“大科學”是指關係到國家存亡的重大科學項目，比如，刻不容緩的能源問題。“大科學”項目紛爭是由11名華人生物科學家致信我國政府高層建言慎行生物“大科學”項目引發的。
這11名華人生物科學家都是留學生組織“吳瑞協會”的理事，該協會主要由“CUSPEA”計劃的學生組成。這個上世紀80年代由著名華人物理學家李政道先生髮起的計劃，爲中國優秀學生留學開闢了一條通道。如今，這些留學生多數已功成名就。
吳瑞協會目前的14名理事中，有12人在國外，兩人在國內。7月20日晚，該協會召開理事會議，11名理事出席。關於蛋白質研究計劃的生物大科學項目成爲當天討論的主題。到會的11名學者達成共識———向我國政府高層建言慎行生物大科學項目。“當時，第一批(科研)經費25億元已經撥了下來。實際上，這筆錢與海外學者關係不大，但我們認爲不能讓錢浪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施一公回憶說。
會議結束後，與會5名學者又來到施一公的房間繼續討論，直到次日凌晨2時。最後，11名學者聯名給政府高層寫信，質疑生物大科學項目。
信中說：“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生物醫學的研究成果對人類健康的改進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但幾乎所有這些重大發現都不是在事先預測和計劃的科研項目中取得的。與此相反，這些發現是通過科學家在小實驗室中用各自的方式進行創造性的研究所獲得的。相比之下，一些大型的生物醫學計劃科研項目不但沒有達到預定目標，反而阻礙了良性競爭，扼殺了科學家的創造性，也嚴重妨礙了人才培養。”“中國目前面臨的許多重大經濟和健康問題需要通過生物醫學的研究來解決，然而不能期望通過預先計劃的‘大科學’項目來解決這些問題，否則可能會適得其反。我們建議，國家在中長期科技規劃中主導對生物醫學界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的重大領域的投資，建立合理的資金分配製度，積極鼓勵一大批小實驗室公平競爭科研基金，充分發揮科學家的創造性和主觀能動性。”
“我們希望對事不對人，所以只談現象，不涉及具體時間、具體人物，沒有提到任何人和任何事情。”施一公說，這封信用一句話來總結，就是大科學項目對中國科學發展形成干擾。
在施一公看來，11名學者質疑生物大科學項目的根本原因在於，科技進步不是大項目促成的，尤其是生物醫學的發展是如此。鐵路和橋樑等工程項目可以分成小項目去攻關，而科學項目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科學發現有偶然性。假設1萬個實驗室和1個實驗室一起去攻關一個科學項目，結果可能會差不多。
施一公認爲，“大科學”項目有三大壞處：阻礙良性競爭；重複建設的項目很多；用固定的方式做試驗會抑制人才的創造力。“‘大科學’項目相當浪費。一個國家的科技發展不能看絕對速度，而是要看相對速度。”施一公說。這一次，他之所以願意出面，是因爲“不願意讓這件事情就這樣過去。”
響應質疑：國家不應該計劃科學課題
11名華人生物科學家致信政府高層的消息很快在因特網上流傳，一場關於大科學項目的爭論隨之在有關學術網站上激烈展開。
網上對大科學項目的質疑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是認爲科學無法計劃。搞工程目標很清楚，又有圖紙，只要有足夠的人力、財力、時間和一定的技術，就基本能完成。但搞研究，特別是生物學的研究，基本是在未知領域裏摸索，前途不明，此時花巨大財力和人力朝某個方向攻關，有很大風險。
二是科研經費分配和使用存在是否公正透明的問題。很多人擔心25億元能否合理使用。經費一旦到了一批人的手中，由於都是熟人，容易發生指派現象，而不是根據不同人員的水平和科研需要來客觀地判斷誰應獲得多少經費。很可能這些錢打了水漂，不僅沒有促進生物技術的發展，反而誤事，拉大了與國外的差距。
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饒毅看來，科學和技術的規劃有很大的不同。對技術也許國家有時候要計劃方向和項目。對科學，首先要明確：國家可以規劃“林區”，而不宜具體種“樹”。常常爲人所提及的大項目———“兩彈一星”是對技術的計劃，不是對科學的計劃。對於科學，國家不應該計劃課題。因爲科學的前沿性和未知性，國家的常規計劃方向也面臨很大風險。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著名科學家說，一些看起來很大的科學項目很尷尬：沒有它中國一樣發展；有了它，對國家的發展促進也不大。比如磁懸浮列車，是件好事情，問題在於是否值得花費上百億元去做這件好事。“不管怎樣，做總比不做好。”該專家說。
另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專家自己曾參加過多次重大科學項目的評審。他說，重大科學項目立項的過程如同競標過程一樣，參選科學家要拿出自己的方案。專家和評委一般都是同行，而一個項目要想獲得通過的關鍵，最重要的是要與評委和專家搞好關係。該專家認爲，這裏面有三個問題，一是這些評委和專家不是什麼都懂，他們也不一定完全明白這個項目在做什麼；二是參評者送上的評審和規劃不可能寫得很細緻，實際上很難看明白以後會具體怎樣操作；三是在該專家曾經參加過的多次評審中，不止一次有這樣的情況：只要把專家或評委的人安排到項目中去，就會得到他們的投票。重大科學項目一旦通過，一般實行首席科學家制。不少人把具體的項目分給自己的嫡傳弟子和好友。
其實，早在此次華人生物科學家致信政府高層之前，就有科學家質疑“大科學”項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華裔科學家饒毅是華盛頓大學教授，從事生物科學研究多年。他在回覆給本報記者的郵件中說：“目前，國家中長期規劃實際着重點在於具體課題，這是本末倒置。實際上，國家的科學管理體制還有根本性的問題需要改善。”
近幾年，饒毅頻繁在國內的媒體露面，分析中國科研體制的弊端。在去年國家的中長期科學規劃公佈以後，他還專門寫過一篇名爲《國家科學規劃：宜深刻改造管理體制，而非具體計劃科學課題》的一萬多字的長文。
迴應質疑：“中國還是要做‘大科學’項目”
支持“大科學”項目的聲音也有。
支持者認爲，國內科學家在經費緊張的情況下開展科研工作很不容易。這些海外科學家不瞭解情況，說話欠妥。25億元是長期費用，細分到各個項目上並不算多。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朱清時說，中國還是要做“大科學”項目。他認爲，現在爭論的焦點是做什麼。那些海外生物學家反對的是基礎研究。關鍵在於，這些基礎研究是不是國家急需的，而有些基礎研究的項目還說不準研究前景到底如何。
一名與此次生物“大科學”項目有關的國內生物學家表示，以往生命科學領域沒有大項目，現在國家開始重視生命科學領域的建設。但國家對科研經費的支持有限，分配領域也有限。在國家中長期科學規劃中，生命科學領域只是一個部分。這筆錢即便不分到生命科學領域，也會分配到其他領域。
該生物學家說，做“大科學”項目還是“小科學”項目是根據研究者所處的位置決定的。如果你是所長，當然要放眼全局，做“大科學”項目，而如果你只是一個組長，那你的任務就是做“小科學”項目。
也有人認爲，無論中國還是美國，大型項目立項都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都需要進行長期論證。越是大項目，牽涉面越廣，爭論也越多。真正需要改進的是論證過程及決策過程，使其公開和民主。“科學或者工程項目常常反映的是，提出項目的科學家對自己研究領域的偏愛和重要性的認識。不能把‘大科學’項目與某個人或某個羣體的利益進行簡單的掛鉤。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政府決策要最終起決定作用。”
雖然爭辯激烈，但有一點大家的認識是一致的：不管海外華人科學家的意見最終是否被採納，關於生物大科學項目的爭論，都反映了海內外科學家企盼中國科學事業發展的拳拳之心。
有參與爭論者引用了這樣一個故事——“上世紀90年代，美國著名物理學家溫伯格大力支持在芝加哥建立超高能量粒子加速器。反對者提出很多理由反對這個項目，主要理由就是耗資巨大。這一項目最終未獲國會批准。但無論是溫伯格本人還是他的反對者，都不會因此而放棄自己的觀點，也不會因此而反目成仇，因爲他們的爭論是學術爭論，是科學和社會發展的動力之一。”
名詞解釋：大科學項目
國家投入巨大、有關方面認爲意義重大的科學項目。一般說來，大科學項目的投入在1億元人民幣以上，需要動用大量人力。但關於某個大科學項目的意義是否重大，科學界常存在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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