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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什麼都要“酷”
今年3月，英國廣播公司(BBC)曾發表一篇題爲《北京的建築革命》的文章稱：“2008年奧運會即將到來，北京正在改變其形象，讓世界上身價最高、最富創新性的建築師爲它打點各式各樣的工程，這個城市形象正被改變得不同以往。北京未來的新形象就是一大批外國建築師設計的炫耀工程：奧運主會場被描繪成‘動感城市’，呈鳥巢形狀；中央電視臺的新樓設計成Z字形，好像要挑戰重力定律。它們都是出自名師之手。著名建築師ZahaHadid表示，有什麼新設計新方案要付諸實施，在北京都可能做到，但其他地方不會允許。”
報道還說，北京在一步步把自己裝扮成奧運舞臺，它正在重新定義自己的形象：什麼都要現代化，什麼都要“酷”，什麼都是世界頂級設計師操刀，至於花多少錢它毫不在乎。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很多新建築都出自國外建築師之手，這已成爲一個不爭的事實。國家大劇院、中央電視臺、國家體育場等大型標誌性建築，紛紛由國際一流建築事務所承攬設計。但這些在體現了中國建築界和城市建設實踐的開放態度的同時，也因爲一些事故的發生和建築圖紙的改樣而引發爭議。
國際建築大師登上中國“審判臺”
事實上也是如此。從5月末法國戴高樂機場候機廳發生垮塌事故，到北京CBD預算投資50億元的央視新址神祕停建，再到7月末國家體育場“鳥巢”的“摘頂”，使得幾位國際級建築大師——法國人保羅·安德魯、荷蘭人雷姆·庫哈斯和瑞士人赫爾佐格、德梅隆紛紛登上中國公衆的“審判臺”。
近日，更有近10名建築界資深院士就部分奧運工程“崇洋奢華”上書溫家寶總理，質疑這些建築片面營造視覺衝擊，在極大地提高工程造價的同時，卻忽略了安全、實用、環保等建築的基本要義。
目前，爭論的內容已逐漸從究竟誰該爲建設這種標誌性建築的鉅額代價埋單，到批判這種現象究竟是不是建築的殖民傾向。以吳良鏞、吳晨父子爲代表的一些建築師，公開批判這種現象是一種建築的殖民主義傾向，稱國際大師將中國作爲了建築“實驗場”。
而以艾未未爲代表的另一些建築家和批評家則對這種批評持反對態度，認爲建築的民族主義代表“大屋頂”，20年來早已證明是失敗之舉，而中國建築師目前根本不具備和國外建築大師競爭的實力，排斥國外大師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
艾未未認爲，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國外建築師獨立在中國完成的項目並不多，根本就不是什麼合資，多數情況都是把方案買下來，中方來做，外國建築師最後就被擠走了。
艾未未說：“建築殖民地的概念本身就不成立，因爲它代表了一種強加的價值觀。而我們這些建築的設計都是我們自己選擇的。當時我是這麼反駁這些院士們的，我說，你們這麼有民族自尊心，這麼有國家意識，全世界的建築招標都是公開的，你們可不可以去拿兩個標書回來試一試？在殖民地這個問題上我根本沒辦法和他們談，我們在這些建築上到底損失了什麼？”
如何評價外國建築師作品
艾未未：看待外國建築師的作品是否具有很大的實驗性，我們要看請的是什麼樣的事務所。如果是商業性的事務所，那麼他們的設計就是完全實用性的，而如果請的是最尖端的像庫哈斯、赫爾佐格這樣的建築師，他每件作品都有實驗性，他的價值就在於通過建築體現對建築思想、建築方式和人類的生活方式的獨特看法。這是他的價值所在，你如果不要實驗性，可以不用請他來。
崔愷：任何技術的創新都是對傳統技術的挑戰，以往都是在歐洲、美國出現新的建築形態，我沒有印象在這個過程中有哪個國家說自己國家成爲建築實驗場。舉例來說，悉尼歌劇院，當時是很具有創新性的方案，沒有一個很合適的結構系統來支撐。當時就是和我們合作“鳥巢”的這家英國公司，花了很長時間爲歌劇院設計了結構系統，使得這個建築得以實現，當然爲此也是耗資巨大，還導致了一屆政府的倒臺。
建築不是一個特別尖端的技術，總體上來說是一個時期技術的合成，在結構技術、材料技術、施工技術上都應該是可行的，所以不存在實驗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對“鳥巢”、中央電視臺、五棵松文體中心這樣的建築，從技術角度來說都是可以實現的。問題在於中國人是否需要投入這麼多的錢去做這個東西？現在政府顯然不希望耗費這麼大的財力來進行這樣的技術創新。
沈翼：我曾經不止一次地說過，很多的國外建築師希望拿中國作爲一個練兵場，因爲很多在國外沒辦法實現的東西，比如在當地的條件、審美學、工程學、規劃學、城市發展過程中都不適宜，而建築師又想表達他的個人想法的時候，就會考慮向外輸出他的思路，這種思路在中國普遍比較容易獲得接受。這種情況確實是比較危險的，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的建築師應該是首先從國家、城市、居住的人和微觀環境等幾個角度非常負責任地綜合來考慮建築形態。
“目前中國建築師無疑也正面臨新一輪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競爭。”吳良鏞院士說。確實，無論是心理上與制度上，對於中國新興的建築師事務所來說都非常不利。特別是在制度上，我們還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某些項目必須是達到某個級別的建築設計院纔有機會競標，但僅從技術上說，小型建築師事務所也已完全有能力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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