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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1998年11月27日的執法幹部鄭依清被歹徒毆打致死的案件在福州被稱爲“11·27”案件，因爲它是由打擊私屠亂宰引起的，所以又稱“豬案”。在福州一提“豬案”，無人不曉。
當我們知道這個線索時，只是覺得在公、檢、法部門常碰到的疑難案件裏，這事"難"得有點邪乎。暴力抗法，傷人致死，有通風報信的，有主謀策劃的，有動手毆打的，還有什麼可難的呢？但就這麼個案子，一拖就是一年九個月。有難點，也就有戲了。
對於我們每一個做節目的編輯來說，確定選題後碰到的第一個關就是採訪關。如何能在採訪的短短几天裏克服重重障礙(人家故意給你設置的)，把要採訪的材料拿到手，這裏面的艱難曲折、鬥智鬥勇、甜酸苦辣，相信每一個做《焦點訪談》的同仁們都有切身體驗。正所謂，順利的節目都是相似的，不順的節目各有各的不順。長途奔襲，咱是兩個人外加機器一臺，人家是公、檢、法再靠上人大--執法部門加偵查部門。在這裏，細說採訪艱辛，顯得沒啥味道--大夥全是這麼過來的。
一句話，採訪拿下來就是勝利。另一句話，拿不下來決不輕易回去。
就這個節目而言，除了採訪的艱辛之外，比較難於處理的是片子的結構和素材的取捨。我們辦的這個壞蛋叫劉用鶯，乃當地首富，人稱“豬霸”。他的叔叔是當地的領導。這個豬霸稱得上是有錢又有勢。採訪中我們發現，公、檢、法外加人大，每個環節上都有人護着他。爲做這個節目，我們拍攝的素材比平常幾乎超出一倍。最後編輯的時候，面對的情況是什麼都想說，什麼都該說，又不能什麼都說。
我們《焦點訪談》只有11分鐘，11分鐘要求說故事，11分鐘要求說大事，11分鐘還要求說層次(有一定深度)。所以編好一個片子可以叫11分鐘的難題。過去我們傳統的習慣是就一個人、一個部門、一件事層層剝繭式的挖下去，這樣片子比較好看。在這個片子裏我所面對的這些材料和所要表達的主題，顯然不能這麼處理。編輯的時候，試着採取了散點透視的方法，就是在公、檢、法、人大每個環節上選取一個典型的情節，結構上形成明暗兩條線索：一條明線就是沿着偵查、審查、起訴、審判一系列環節，走到哪兒都碰上一個"難"字；當然暗線就是在這幾個環節上，走到哪兒都有人保護他了。這一點相信大家在看片子時已經強烈的感受到了。
新聞作品不是文學作品，但典型的情節、典型的細節都是具有同樣的表現力的。我們回頭看一下，當刑警隊長被問到爲什麼不按規定監管劉用鶯，他說“這個我不好講”時，那意味深長的一笑；人大主任對自己無視法律的做法說“我只能解釋成疏忽”時，那苦瓜似的表情；檢察院的起訴科長被突然問了句誰是主謀，無言以對時的滿臉茫然……這些細節不都是非常發人深思的嗎？如果說這個片子還有些感染力的話，當首推這些細節的選取。
最後說說這個片子的結尾。我們過去製作節目的時候，常常爲了體現“權威性”，在結尾的地方請一位大頭頭出來發言。在辦公室裏常聽到的抱怨一是說情的太多，二就是這些大頭頭不好請。
這次我們沒有這樣做，希望採取一個更加電視化的結尾方式。節目的開頭是由“豬霸”入場開始的，結尾又呼應了一下。當豬霸劉用鶯挺胸腆肚、大搖大擺步入法庭時，這裏的形體語言勝過千言萬語。在這段畫面上還壓了一句解說：“這是犯罪嫌疑人嗎？”這句話，是在我轉錄資料帶時，一邊旁觀的敬一丹大姐看着“豬霸”的驕橫脫口而出的，權作敬大姐的場外評論吧。
我想，這也代表的是百姓，是觀衆的心聲。
節目播出，反響強烈，在福州地面上尤甚。當地電視臺在羣衆強烈要求下，在第二天中午又轉播了一遍。我想，我們決不是什麼“焦青天”，只不過是憑着勇氣、毅力，靠着中央臺這棵大樹才能說出點親快仇痛的東西來。這個片子裏所反映的執法人員被豬販子打死固然令人憤慨，而事後各個環節上對“豬霸”的百般庇護更加令人義憤難平。就像培根所說的，一次不公正的審判比十次犯罪還要嚴重。我們《焦點訪談》做過的此類節目的意義，大概也就在這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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