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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和技術強國，是中國的近鄰，在中國外交的第一、二位重點——大國外交與周邊外交中，日本都“有份”。日本具有成爲軍事強國的實力，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最重要的軍事同盟國；爲了多少遏制美日軍事同盟有損於中國的安全利益的一面，中國也需要與日本進行安全對話。日本在亞洲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擁有較大的經濟和文化影響力，顯然也是中國開展地區外交不可輕視的對手和夥伴。
與此同時，在重要性急速上升的能源外交中，從“大能源”(包括獲取、開發及如何使用石油、天然氣、煤炭、各種可再生能源以及節能等等)戰略的角度看，日本是中國最重要的競爭對手兼合作伙伴之一。總之，發展對日關係，重視對日外交，在我國總體外交戰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日關係現狀的五大特徵
第一，“政冷經熱”
由於小泉首相堅持參拜靖國神社，導致中日高層互訪已中斷了三年，兩國政治關係越來越冷，兩國相互對話越來越趨於狹窄化(過於集中在兩國間的分歧，而無暇深入涉及兩國面臨的許多地區性、全球性、合作性課題)和過分政治化(非政治問題也被政治化)。
進入2004年以來，由於出現了一系列事件，包括小泉在元旦參拜靖國神社、中國“保釣”人士登島遭日本警察扣押、圍繞東海油氣開發的爭議亞洲盃足球賽期間球迷的反應等，使本來已經很冷的中日政治關係進一步趨向“冰冷”、倒退甚至惡化。
在這種背景下，原定的唐家璇國務委員的訪日也不得不延期。中日之間不僅首腦互訪中斷，高層互訪受影響的範圍也呈擴大之勢。
第二，存在三大“溫度差”
中日經貿關係繼續向前發展。2003年兩國貿易額的增幅空前，超過1300億美元，2004年兩國貿易額可能進一步超過1500億美元。中日經貿關係的發展勢頭與兩國政治關係的冷卻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被形容爲“經熱政冷”。
與此同時，與兩國的首腦互訪和高層往來或中止或減少相比，兩國地方政府和經濟團體之間的交流繼續擴大和升溫，被形容爲“地方熱中央冷”。
此外，兩國文化交流也出現了一些新氣象。在中日韓、“10+3”、有關朝鮮核問題的六方會談等多國或地區合作中，中日也加強了協調與合作，反映了在多國合作、地區合作之中的中日關係與中日雙邊關係之間也存在着“溫度差”。
上述事實說明，中日關係的背後存在着一股不以小泉這樣的個別領導人的性格爲轉移的、客觀的推動力量，這股力量歸根到底就是先進的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是兩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從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和廣大人民利益的立場出發，人們越來越感到要珍視、維護和促進中日兩國在各方面的交流的擴大。
第三，部分民衆相互厭惡的情緒化傾向升溫
中日間的歷史問題與現實問題(如臺灣問題、釣魚島主權及海域爭端)相互“火上澆油”，導致兩國部分民衆之間相互反感的情緒化傾向有所增強，甚至進而導致兩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被部分民衆和輿論的情緒化與“強硬論”束縛了手腳，縮小了從戰略高度進行理性的政策選擇的空間。
由於相互認爲對方的民間情緒化傾向是否與政府及其政策有聯繫，也導致兩國之間的政治互信程度下降。而雙方的種種非理性行爲(比如日本右翼衝擊中國駐大阪領事館、中國部分球迷針對日本足球隊的不友好舉動等)也有損於兩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形象和地位。
應該說，近年來中國政府從戰略高度調整對日關係，注意加強對日政策的戰略性、主動性和靈活性，已經並正在作出很大努力。而日本在“傍美至上主義”之下，對華外交卻少有積極動作，陷入戰略貧困化、姿態強硬化、實質內容“空洞化”、靈活性缺失以及對美對華外交的極度失衡，特別是小泉堅持參拜靖國神社這種行爲，本身就帶有違憲性質和非理性色彩，對兩國民衆的情緒化反應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第四，“政冷”開始影響“經熱”
隨着“政冷經熱”局面長期化，一方面不見“經熱”發揮緩解“政冷”的作用，另一方面卻開始出現了“政冷”影響“經熱”的跡象。
“政冷”影響“經熱”的主要表現是，兩國官方之間的，或有官方介入的經濟合作已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比如，在日本方面，日本政府對華日元貸款從2000年度的2144億日元，被大幅削減到2003年度的967億日元，3年裏削減了55%之多。在1999至2002年度，中國連續4年是日元貸款最大對象國，而在2003年度降到了第三位,位列印度和印尼之後。
導致這種變化的因素很多，但不能否認兩國政治關係冷淡是一個重要因素。至於中國方面，某些大型經濟技術合作項目被政治化，受到民間情緒化因素的影響和干擾，也是衆所周知的事實。
如前所述，近年中日雙邊貿易的增長十分迅速，但與中國整個對外貿易比較，中日貿易的增長卻相對緩慢，比如在2002和2003年,中國對外貿易分別增長達21.8%和37.1%，而對日貿易僅分別增長16.2%和31.1%，從而導致中日貿易在中國整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呈下降之勢。
2004年上半年中國出口增長了35.7%，而對日出口僅增長23.5%，增幅在中國十大出口對象國(或地區)中是最低的。與此同時，面對中日經貿摩擦日益增多的情況，中日迄今未能建立必要的解決爭端的機制。
第五，能源問題成爲重大考驗
在能源等本來可能成爲兩國巨大的“合作平臺”的領域，出現了經濟利益問題與主權爭端問題相互纏結的複雜化趨勢。能源問題反映了中日兩國之間的確存在着很多利益交匯點和利益衝突點，從而成爲對當今中日關係的一個重大的考驗：這就是兩國能否充分利用既有的，併發掘新的“利益交匯點”以造福於兩國人民；能否避免既有的“利益交匯點”轉化爲“利益衝突點”：能否避免既有的“利益衝突點”引發實際的衝突；能否將“利益衝突點”轉化爲“利益交匯點”(例如在有爭議的島嶼和海域開展共同開發)等等。
當今人類正處在從主要依靠不可再生的傳統能源向主要依靠可再生的能源的過渡期，在這個過渡期，中日在謀求能源供應來源多元化方面可能形成一定的競爭關係。如果兩國對這種競爭關係處理不當，對開發和推廣可再生能源、新能源及節約能源方面的必不可少的合作重視不夠，也會使中日關係受到傷害。
保證石油、天然氣等傳統能源的供應，是關係到國家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對於中日來說，能源問題是最需要合作的領域，也是最需要避免衝突與對抗的領域。無論是在獲取油氣供應來源上“狹路相逢”，還是在兩國之間的廣闊海域開發海底油氣資源，還是在兩國進口石油的運輸線出現重合，中日乃至中日韓三國終將認識到：面對上述情況開展合作是惟一出路，這是因爲一旦出現對抗，結果只能是得不償失。
也許，能源問題有望成爲中日關係的轉折點，有望成爲東亞地區合作的轉折點，就如同歐洲的聯合曾以“法德煤鋼聯營”作爲出發點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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